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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政府论文范文

最近一段時間,改革成了熱門話題.這反映了當前的一種社會動態,反映出一種民意.從各種呼籲或要求改革的輿論中不難看出,有的是對現狀不滿意,但更多的是一種憂慮,是一種責任.對此,黨和政府只有主動作為、順勢而為,把改革推向前進,這也是化解當前各種矛盾的一把鑰匙.

1.對中產階級的敏感

反襯了公眾渴望改革的心願安聯集團發佈的第二期《全球財富報告》,分析了50 個市場的個人家庭財產與債務的動向.該報告顯示,近十年間,中國人均金融資產增長了5 倍,領跑亞洲.在全球崛起的富裕中產階級中,四分之一來自中國,大概為1.1 億人口.

中產階級似乎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詞匯,每次就會讓人們產生刺痛感,這一次,亦不例外.自然,要說中國富裕的中產階級有1.1 億,大多數人的態度也依舊是“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不相信,其中有屢屢“被中產”的因素,也是在現實沉重擔子壓迫下的最直接反應.不過,“1.1 億的富裕中產階級”雖難言與中國客觀情況是否符合,也有誇大的嫌疑,但也並不是“別有用心”.

近些年來,關於中國中產階級的研究不少,在不同的研究報告中,中國中產階級的數目一直相去甚遠：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中,中國中產階級的數目被認為高達8 億,並且被預計將在2020 年超越10億；而哈佛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主任德懷特帕金斯認為,目前中國的中產階層規模比較小,總數應少於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國家統計局在2005 年就就給中國的中產階級下了定義———家庭年收入在6 萬至50 萬元人民幣之間的國人就是中產階級.今年8 月份,社科院一份報告稱,2009 年中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已達2.3 億人,佔城市人口的37%左右.按照這個數字,中國中產階級比率已經超過全國人口的16.8%.不過,很多人依然認為這有被美化社會矛盾的嫌疑,而自認為是社會中下層的更是居高不下.

可以預料地是,對於“中國究竟有多少中產階級”這個問題,短時間內很難有一個讓公眾都滿意的答案.人們不滿意,表面看來是因為標準有待商榷,不符合現實.實際上,這種強烈的“被中產”感卻是日益嚴重的“相對剝奪感”的寫照.伴隨現代化的擴展,人們的階層意識不斷增強,而與其同時,“向上流動”困難重重、共富之路崎嶇曲折仍未有顯著改變.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以其他群體,甚至外國群體為參照物進行對比,“相對剝奪感”也日益嚴重.人們對中產階級數目的極其敏感,實際上也是對社會改革的迫切希望.

對於執政者而言,進一步調整社會結構必須是未來政策的重點,而且將推出的具體調整措施也不應該是一時興起的那種不成體系和碎片化的臨時性政策.中國必須解決經濟社會跛足發展的問題,正如某報所言：“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像重視調整經濟結構一樣調整社會結構,鄭重地將調整社會結構置於更加重要的戰略地位.”

2.扶持中產階級是社會和諧的治本之策

近年來,有另外一個現象已經受到各方面的關注,那就是“黑監獄”.一些地方政府竟然容許一些社會利益集團來建立“黑監獄”來應對上訪的社會成員.

社會暴力行為在迅速增加,暴力的增加無疑損害社會秩序,任其發展,就會摧毀整個社會秩序.政府作為行使公權力的唯一合法組織有責任來遏制、控制和管理暴力.而且很顯然,以暴制暴不是好辦法.如果說社會改革和社會管理的目標是“和諧社會”,那麼我們就首先要瞭解今天中國社會缺失和諧的根源.當代中國社會是經濟改革的產物.社會不和諧的狀態和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模式有關.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社會改革一方面是為了應付經濟改革對社會產生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是為深化經濟改革提供社會條件.當然,也是為未來的政治改革提供制度基礎.

和諧社會意味著免於社會激烈衝突和暴力的侵擾.這首先需要一個消除衝突和暴力的社會基礎.如果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國家和政府方面的任何努力都難以實現和諧社會.從國際經驗看,這種社會基礎最主要的就是要擁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我們不難觀察到這樣一個經驗現象,凡是中產階級大的地方,社會就和諧,就穩定；凡是中產階級小的地方,社會就不和諧,不穩定.當一個社會出現高度分化、衝突,甚至暴力的時候,這個社會就不和諧了.社會分化的主要社會根源在於中產階級規模過小.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要大力扶持中產階級的成長.中國目前的社會中間力量過小、過弱,社會發展長期以來處於一個失衡狀態,社會穩定缺少社會基礎.培植和扶持中間力量就是要追求社會的平衡發展,為社會創造一個自主穩定的基礎.這一點也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到,包括決策者,表現在人們對中國的“包容性”發展模式和建設“橄欖型”社會的諸多討論中.

把建設社會中間力量放置於目前中國的“維穩”困境中顯得更有意義.因為社會出現越來越多的不穩定因素,政府的“維穩”任務顯得格外重要.但無論政府的“維穩”努力有多大,技術手段有多高超,這些都是“外科手術”,只能產生一種機械的外在穩定.

在任何社會,“維穩”或者說人們常說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order)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但是這裡必須明確在“法律和秩序”的過程中,社會能夠做什麼,政府能夠做什麼這個問題.社會本身秩序的存在是穩定的基礎,這是一種內在的穩定.政府的“維穩”如果破壞了社會的內在穩定,就會導致社會更大的不穩定.政府在“法律和秩序”的過程中主要扮演兩種角色,一是為社會的內在穩定提供制度基礎,二是防止社會內部的極端因素破壞社會的內在穩定.

3.十八大與中國的改革問題

人們對十八大的關切已經遠遠超出了常態.但今年在重慶薄熙來事件之後,不確定性似乎增加了許多.其次,人們儘管也關心最高領導層的組成,但更關心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問題.越來越多的人,對這些年來改革沒有什麼大的進展感到失望.也可以理解,人們對今天的失望越大,對明天的期望也會更大.再次,在個人層面,無論在黨政官員還是社會群體,人們總覺得這個社會的很多方面已經出了問題,並且問題很嚴重.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了改革的緊迫性,感覺到了不改革的危險性.如果不改革,一定會出事情,而且肯定是大事情.但與此同時,人們也有一種強烈的“改革難”的感覺.誰都想改,但就是改革不動.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動,這是人們普遍的感受.各種其它的感覺,例如無奈和焦慮都源於此.

為什麼會出現“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動”的局面?說得簡單一些,這種局面是中國政治體制兩個核心的方面出現了問題,一是思想意識問題,二是權力結構問題.實際上,在任何社會,任何政治制度下,改革避免不了涉及到三步,即先要有改革的思想意識或者改革共識,然後再根據思想意識來制定政策,然後再進行政策的執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改革進程也是這樣.從1980 年代到1990 年代,凡是成功的改革都由這三步組成.反之,如果這三個環節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改革就會遇到麻煩,甚至失敗.

從思想意識層面看,今天的中國,改革話語極其分化,也就是沒有任何共識.不僅民間和政府之間呈現高度分化,各個社會群體之間、政府內部不同機構、不同利益之間也如此.社會層面,不同力量努力尋找各種思想資源,來論證自身的改革話語———有向中國傳統尋找思想資源的,一些人訴諸於毛澤東時代的“新论文范文主義”,另一些人訴諸於傳統的“儒家憲政主義”；向西方尋求思想資源的群體更多,包括论文范文派、經濟自由主義者、新左派、民族主義等等,不一而足.總體而言,民間各社會群體的改革話語,明顯呈現出“烏托邦”的傾向性,所有這些充滿價值觀的思想流派所強調的,都是中國的改革應當向哪個方向進行.也就是說,各群體所討論的是規範性問題.相比之下,政府內部的分歧則主要表現在利益之爭上,政府官員對實際利益的關注,甚於對任何主義的關注.他們可以訴諸於民間所提倡的各種主義,接受哪種主義或者拒絕哪種主義,取決於哪種主義會給他們帶來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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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社會對改革的方向沒有任何共識,更加劇了政府內部受利益驅動的“改革”.這和1980 年代形成了很強烈的對比.改革之初,中國社會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都有改革的強烈要求,並且社會各方都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即改革就是要脫離毛澤東體制.社會的改革共識,對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黨內改革派官員往往能夠和社會力量結成隱性的“改革同盟”,艱難地把改革往前推進.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對權力的監督.“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這是政治學和人性層面的常識.學者型官員论文范文編譯局局長俞可平曾撰文：既然權力是人民賦予的,人民就有權收回委託給執政者的權力.

4.十八大後中國改革大方向的思考

改革是非常複雜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而且未達成基本的共識：政府與民間各有各有話語.改革沒有問題,但改革方向是關鍵！筆者認為的“改革”是：十八大後中國的改革方向將更快地向以切實的共同富裕為原則的社會主義“傳統”回歸；筆者認為的改革方向,應當是結合了中國的實際和中國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合理價值的改革.也有一些人認為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其潛臺詞實際是要與西方價值的完全接軌,事實上,這樣的判斷可能不符合中國歷史和現實.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並試圖由此推進現代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中國人對西方的價值學習和揚棄並為此經受磨礪的過程.起初,中國人將這個過程想像得詩情畫意,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行了,但在鴉片戰爭中,中國“學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此後,中國人轉學東洋日本.結果還是挨了日本的打並在甲午戰爭後失去臺灣.20 世紀始,我們又將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向“德先生”、“賽先生”學得不徹底,有人提出要“全盤西化”.然後,又是幾十年時間的“向老大哥學習”的、列寧主義的“全盤蘇聯化”.20 世紀末,蘇聯戈爾巴喬夫急於改變,瞬間卻導致了蘇聯的解體.歷史並不支持那種僅憑善意就能迎來盛世的觀點,黑格爾說：世界歷史是在“惡動力”的推動下前進的,他還說“文雅和修養根本是不合羅馬人本性的”.

今天的中國,正是到了一個需要重大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關節點,歷史將考驗執政者的勇氣和良知.我們需要認識到：促進中國進步的力量,最終還將來自于對中國現實和國際現實、歷史傳統和中國文化的獨立判斷,以及對於世界上任何合理理念的學習、融合、和創新.我們在總結上述歷史經驗的同時,若能再細心地將這些在十八大前些年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和政策重要變化邏輯地聯繫一起,就不難從中看出今年的十八大將標誌著中國改革進入新階段.改革必須是要有方向的,中國是一個以貧窮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大國,這個方向在當代中國只能是" 富裕、论文范文、公平" 的社會主義方向.可以肯定,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論述中指出的“共同富裕”道路（經濟平等）,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社會公平和政治平等的制度性保障,將是未來中國改革順乎人心的大方向.

中國走到今天,無論圍繞改革的具體路徑還有多少爭議,堅持改革、深化開放,這都已經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

改革有風險,不改革有更大的風險.體制機制障礙躲不開、繞不過,關鍵環節、重點領域深化改革勢在必行.新加坡華人學者鄭永年認為,“從世界政治發展歷史看,少些內部多元主義、內部權力可以集中,多些外部多元主義、外部權力必須分散,必然要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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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政府奥斯本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