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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凌南 李姝慧 李渊
论坛、微博、微信的兴起,直接催生了网络舆论场的兴起,同时给普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提供了表达平台、技术便利和“监察式监督”的可能.因此,基层政府在危机传播过程中,需要越来越重视对网民情绪的研判、对舆论场生态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采取更加有的放矢的公共传播策略.
本文以新近发生的深圳警官食娃娃鱼事件为例,简要分析网民情绪、舆论场变化和政府危机传播策略的关系.
事件传播轨迹
2015年1月26日,《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深圳封面刊发了题为《多名官员酒楼吃娃娃鱼被指违反“八项规定”》的报道,其在封面导引栏位置刊发第一标题《深圳市公论文范文一退休干部组织多名官员赴宴吃娃娃鱼》和两张照片（一幅为赴餐领导,一幅为被打记者受伤图）.当日,人民日报官微转发了此消息,微博平台病毒式的扩散,让该事件迅速成为热门话题,并激起网民热议与围观.
从南都1月26日的报道开始到1月31日,深圳娃娃鱼事件随着各方面的不同反应持续发酵.其中包括的关键节点有：第一,面对南都论文范文论文范文官员吃喝并殴打记者一事后网民情绪波动,深圳警方于当天对14名涉嫌违规的论文范文停职调查,企图通过简单的调查安抚波涛汹涌的网络舆情；第二,对于深圳警方的反应,1月27日《南方都市报》再次发声,十问深圳论文范文；第三,1月28日,为回应南都的诘问,深圳警方制定“一刀切”的僵硬管理规定——禁止论文范文聚餐；第四,武汉警方在论文范文微博上发聚餐照叫板《南方都市报》,论文范文禁止聚餐的规定,表达基层论文范文的正当权利；第五,《南方都市报》讲述记者暗访经历,回应网民对南都记者采用暗访形式论文范文的质疑,至此,事件发展到论文范文.
网民情绪是公众针对危机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表达的情绪,往往是网络舆论走向的关键影响因素.伴随网民情绪升温,网民通过对更多事实的了解和归因分析,逐渐形成的网络态度则是网络舆论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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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及微信平台公众态度及情绪变化受众情绪与态度的转变和舆论场主题密切相关,而人的情绪态度是循序渐进的连贯过程,并非割裂独立的.基于对受众观点分析,我们将舆论场主题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月26日,该事件一经论文范文,受媒体压力的影响深圳警方对14名涉嫌违规论文范文停职.此时公众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对警方官员的贪腐违规和暗访记者被打的层面,发声媒体以《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为主.由于对官员贪腐同类事件的围观疲劳,此时公众的情绪相对稳定.
第二阶段：1月27日,《南方都市报》的《十问深圳论文范文》继续追问事件真相.此时微博平台的舆论方向发生微妙变化,公众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对南都记者暗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记者的职业操守层面上,公众情绪有较大波动与变化.
第三阶段：1月29日,随着武汉警方晒雪地中民警吃盒饭照片隔空叫板南方都市报微博的大量转发,舆论对象发生根本性错位.从对警界官员的监督行为到禁止基层民警任何形式聚餐的不近乎人情的规定.武汉警方打感情牌戏谑禁止一切形式聚餐的规定,博得大众理解的同时,也无形中淡化了公众对涉事官员的注意力,最终形成了论文范文和记者两个职业对立的局面.
在事件发生的2015年1月26日至1月30日为止的五天内,我们通过以“娃娃鱼”为关键词抓取了5409条新浪微博样本和533个微信文本.经文本分析,可以发现：该事件有一个观点裂变和扩散的过程,首先是1月26日爆出新闻,人民日报微博跟进,接着深圳警方对涉嫌违规的论文范文停职调查,南都继续发问追问事实真相,深圳警方迫于舆论出台了禁止一切形式聚餐的规定,而此时武汉警方晒聚餐叫板南都监督,事件不断发酵,最后参与此次采访的南都记者讲述暗访亲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观点始终在改变：从前期的声讨官员公款贪腐、同情被打记者；到对记者采访动机提出质疑,特别是在深圳警方出台禁止聚餐规定后,此情绪逐渐升温；武汉警方晒基层民警聚餐微博更是将公众的愤懑情绪推至论文范文,此时公众认为该规定是不合乎人情的：论文范文工作很辛苦而记者则是居心叵测；最终这股怨气被刻意放大,演变成论文范文和记者的职业群体对抗.
下表为娃娃鱼事件梳理.公众所持观点：论文范文,认为记者居心不良；蓝色,论文范文官员的贪污腐化；紫色,论文范文合理的聚餐需要理解,不可神化该职业；红色,警媒对立.
公众态度感性和理性占比是衡量舆论方向理性与否的重要指标,了解公众理性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事件发生过程中公众的态度倾向.在对具体事件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分析其理性比例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在事件爆发早期的1月26日至28日,微博受众的理性比例降低、感性度上升,说明公众更多是处于情绪主导的宣泄和质疑的阶段.在事件突发期,真相不明朗和深圳警方不充分应对已出现的舆论危机是导致舆论指向不明的重要原因.
微博受众的理性比例在1月28日至1月29日呈陡增态势,并在29日达到该事件的理性峰值23.32%,而感性比例则缓慢减低.在该事件第二阶段,舆论场中已出现对南都记者的采访行为是否合理,其是否存在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钓鱼式采访的质疑声,受众的情绪处于相对亢奋的状态,感性占比较高.而在1月28日,深圳警方出台了禁止一切形式聚餐的规定,紧接着1月29日,武汉警方官微发布民警雪地聚餐照叫板《南方都市报》,宣泄对出台规定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微博受众的理性比例竟出现大幅上升,说明了受众并非是应声而倒的靶子,其在嘈杂的舆论场中有着相对理性的态度和立场.
人民日报官微1月29日发出“不让聚餐,有些过了”微博对嘈杂舆论进行引导.此时公众的感性比例稍微下降,理性比例逐渐上升.但对记者职业道德的声讨依然没有平息,此情绪依旧在发酵.部分舆论领袖出来发声,呼吁公众不要将对吃香喝辣官员的负面情绪转嫁到揭黑的记者身上,同时还明确指出,不应让辛苦的基层民警为享乐的警界官员不法行为买单.
至此,整个微博舆论场中受众情绪逐渐稳定,并呈现理性发展态势.
在微信平台上,感性占比波动甚微,理性比例则呈现直线上升的态势.微博140个字数的限制使得公众获取信息碎片化,易断章取义且受众情绪波动较大；而微信平台中的推文更多的是理性的分析与思考.由表3可看出,1月27日,当南都记者继续发文质疑深圳警界官员集体聚餐食娃娃鱼事件细节时,微信平台公众对待该事件理性比例上升了3.1个百分点,表现出较高的媒介素养,并没有出现不理性的舆论氛围.即使是在武汉警方晒辛苦（打感情牌）发盒饭聚餐叫板南都记者时,公众还是能够客观公正地围观议论.
随着后续事件的不断推进,微信平台舆论方向并未发生巨大改变,受众的情绪相对稳定.
政府危机传播应对策略
通过对以上微博及微信平台公众情绪及态度的分析可知,事件的开始仅是媒体对警方不当行为的监督与揭露,由于同质性事件的围观疲劳,公众情绪并未表现出巨大的波动；随着南都记者对事件真相的追问以及警方禁止一切形式聚餐规定的出台,微博受众的理性度和感性度都呈现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出对基层民警正当聚餐等权益的申张及对记者暗访行为的质疑,此时的舆论方向已经发生大的转变；随着武汉警方晒辛苦微博在短时间呈现裂变式的转发扩散,公众情绪继续发酵,将一刀切禁止聚餐规定的怨气归因于记者.至此,舆论场呈现论文范文与记者两个职业对立的紧张态势.
纵观“深圳娃娃鱼”这类突发事件发生后整个网络舆论场的变化,尤其是后期呈现出警媒对立的势头和舆论的非理性状态,基层政府应该采取以下危机传播策略来迅速化解网民非理性情绪,达到网络舆论场健康发展的目标.
第一,事件初期,基层政府应该利用数据迅速研判网络舆情.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基层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专业舆情观测机构迅速分析网民情绪和网络舆论的分布态势,而不是贸然采取行政手段平息事态.采用大数据挖掘的方式,找出网民情绪中非理性的成分、所在人群以及所占比例,做到对舆情态势把握清晰.
第二,事件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根据舆情数据,制定针对性疏导措施.针对网络舆论场上网民情绪中的非理性成分,查找原因,利用微博、微信等不同网络平台进行信息传递和情绪疏导,将消极情绪控制在最低程度.
第三,总结规律,建立网络舆情疏导应急预案.在分析和处理网民情绪态度中找出此类危机事件中公众行为的特点,以及政府治理急需解决的相关问题.针对问题出现后公众可能出现的情绪,建立长效公共传播机制.
（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副主任,2014级政治传播专业研究生,2014级政治传播专业研究生）
总结：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舆论情绪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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