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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岛屿——《赵氏孤儿》的中西方改编文化记忆的文本映射

主题:廉价孤儿药断供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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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一、文化记忆与媒介呈现
  2. 二、《赵氏孤儿》典型改编文本及文化记忆的映射分析
  3. (一)叙事结构与主题呈现
  4. 1.以横向文化空间为轴的中西改编文本叙事结构比较
  5. 2.改编文本的叙事结构与主题比较
  6. (二)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文本折射
  7. 廉价孤儿药断供:20130330 论文范文三套文化正午 从《赵氏孤儿案》看经典改编

提要:《赵氏孤儿》自元代始就被不断地改编和呈现,中西方改编文本的外在呈现形式虽各自不同,但在漫长的时间流里众多改编文本的存在也反映出《赵氏孤儿》内部具有一种文化张力,即——文化记忆的沉淀.本文拟从《赵氏孤儿》中西方改编文本的叙事结构及主题呈现、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文本折射角度来分析、探讨不同形式的文本如何呈现文化记忆的沉淀、接续、交投与映射.

关键词:赵氏孤儿 中西方改编 文化记忆 文本映射

自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将取自《史记·赵世家》的故事改编成杂剧《赵氏孤儿》后,其跌宕的剧情、剧烈而鲜明的戏剧冲突、精巧的结构,尤其是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宣传忠义、惩恶扬善的道德主题,使此剧在甫一出现之时便广被接受,并沉淀为经典.而经典之为经典,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其不断地被改编和呈现.《赵氏孤儿》各种形式的改编迄今不断,较近的改编有2003年两台风格迥异的话剧《赵氏孤儿》;2010年陈凯歌的电影版《赵氏孤儿》上映并引发热评;2012年电视剧版《赵氏孤儿》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横向的空间交流上,西方对《赵氏孤儿》也有一系列的改编和搬演,如伏尔泰著名的改编本《中国孤儿》.即使在现今,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在上映之时也引起了西方的诸多关注与期待.

上述及此,并非仅为阐述《赵氏孤儿》众多的改编史实.在此实例下,笔者所好奇并想要探究的是,《赵氏孤儿》在深长的时间流、同质或异质的空间里持续并行、交互呈现的不同改编文本形式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隐密的文化张力?而这种张力的内核,是否应是文化的记忆之流,也许正是它使得《赵氏孤儿》在如此悠长的历史间长盛不衰?

论及记忆,扬·阿斯曼(Jan As论文范文an)认为“文化记忆有固定点,一般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媒介通过将记忆物质化到数据载体上这一方式为鲜活的回忆在文化记忆里保留了一席之地.”亦就是说,媒介承载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则使媒介内容变得更加深厚,两者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若从媒介与文化记忆两者间的关系考量,正暗合了以上我们对《赵氏孤儿》所做的猜想从最早的元杂剧版《赵氏孤儿》所蕴含的,包括叙事结构、主题表征等民族文化记忆点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后,到不同媒介呈现的《赵氏孤儿》,无论电影、话剧或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其它改编,它都将历史记忆以艺术的形式沿袭、固定下来,但这种艺术化的记忆形式必然与一定时代、社会、民族构架发生关系,并随之有可能的异变.由此问题的思考,本文拟从《赵氏孤儿》传统纪版、西方伏尔泰改编本及陈凯歌的电影版《赵氏孤儿》来探讨其不同形式文本如何呈现文化记忆的沉淀、接续、交投与映射.对此,首先,让我们从文化记忆与媒介的关系探讨开始.

一、文化记忆与媒介呈现

关于文化记忆的概念,扬·阿斯曼强调了记忆的社会框架,并指出文化记忆的重构性特征,认为“没有什么记忆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过去,留下来的东西只能是‘每个时代的社会在其当代的参照框架中能够重构的东西’.文化记忆通过重构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总是把它的知识联系于一个实际的或当代的情境”.“每一当代语境都把客观化的意义置入自己的视角,赋予它自己的理解.”扬·阿斯曼对文化记忆的社会框架与重构性特征的强调,从另一角度来说,也反证了文化记忆具有时间上的接续与投射性,亦即,文化记忆通过外在媒介呈现,这种物态的媒介呈现形式也许存在某种相对固定的形象分类,如《赵氏孤儿》中的良臣赵盾及奸臣屠岸贾的形象分类,在各个改编版本中相对固定,但“每一个当下的语境都有差别地联系于这些记忆形象,有时候是通过挪用,有时候是通过批评,有时候是通过保存或转化”,即每个不同的改编版本被当下的文化情境、价值取向所影响,即使在基本相同的人物角色设定、情节设置大框架下,由同一母本改编的剧作会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被予之不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的指向,正是文化记忆随着时代重构而在文本中的投影.

另一方面,就记忆与媒介二者的关系来说,“在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对一个共同过去的阐释和知识的建构与传播只有通过媒介才能实现”,记忆离不开媒介,也即扬·阿斯曼所谓文化记忆的“形构”,通过文字、图像、仪式等方式将文化记忆构形,《赵氏孤儿》就是将中国文化的某些记忆之点在剧作中“构形”的典型.但媒介也非完全中立的载体,它会以自身的特点对所构形的文化记忆产生影响.以《赵氏孤儿》的改编来看,通过不同媒介形式如电影、话剧、电视等的改编会带给《赵氏孤儿》不同的文化指征和内涵.

二、《赵氏孤儿》典型改编文本及文化记忆的映射分析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知:文化记忆的社会性、重构性,带来时间、空间向度上文化记忆的接续及变迁的可能;而文化记忆对媒介的依存以及媒介对记忆的反向影响,又令不同媒介呈现下的文化记忆有着不同形态.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将沿着古今时间轴与中西空间轴对《赵氏孤儿》剧作的典型改编文本,即从《赵氏孤儿》的元杂剧版、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改编及陈凯歌的电影版《赵氏孤儿》从叙事结构、主题呈现、身份认同方面进行比较,以对经典剧作文本中相关文化记忆的沉淀、接续、交投与映射情况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叙事结构与主题呈现

一部古典剧作之为经典,与其间所沉淀的民族集体记忆与寄托的民族情感有很大的关系.不同媒介如元杂剧、西方改编文本、现代电影文本,它们与所传载的《赵氏孤儿》故事内容二者共同构成整体,其中对集体记忆的呈现,也随时代变迁、艺术结构形式不同而相关相异.

1.以横向文化空间为轴的中西改编文本叙事结构比较

文化空间对于戏剧文本的传统构成有着深沉的影响,中西的异质文化必然将同一母本的剧作引向截然不同的结构.七百年前诞生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一楔五折,它以忠义为主线,循着托孤、救孤、抚孤、复仇的情节线展开整个故事.元杂剧《赵氏孤儿》的五折戏结构一折紧似一折,楔子直接引出此剧的复仇主题,后面五折将复仇故事紧锣密鼓地一论文范文推向论文范文,其间不断地有人因义而亡,韩厥、公孙杵臼、婴儿,论文范文、悲凉却又铿锵慨然.

若从结构设置角度进行分析,纪版《赵氏孤儿》明线为复仇,而忠义则为内在深层心理导线.对这种结构的分析,可以上溯到对纪君祥创作此剧的元时代背景的考量.元代汉文化受到游牧文化严重撞击,在新的价值观还未完全建立之时,元时代的文人普遍有理想幻灭之感.而宋代,被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引为“天水一朝”,并对宋文化推崇备至,他曾在《赠蒋炳南序》中写道:“尚气节而羞时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竞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先秦论文范文在宋代得到发扬,气节备受尊崇,文化超过汉唐达到中华文明的极致.由此,也很好理解备受游牧文化残酷统治折磨的元代人,对已逝去的盛时的宋代王朝怀有的深切怀念,及对元论文范文统治的强烈反感之情.尤其在价值观念的层面上,对气节、忠义较强的认同感正是元杂剧《赵氏孤儿》主人公程婴在一群义士帮助下救孤、抚孤、复仇之情节能得以步步发展和有力推动的内在原因.这种明暗相辅的剧作结构,正暗合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深层的对忠义价值的心理认同.

此外,从叙事角度来看,五折戏的情节结构基本按时间发展的一维线性展开,符合中国传统的一维性的欣赏习惯.并且在第五折剧中,给出了一个颇合受众观赏期待的亮色结局:借助皇权的威力,奸邪被惩诫:屠岸贾被擒;正义得以伸张:程勃最终复兴赵家.由以上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结构分析,可看到无论是情节的时间线性结构,忠奸分明的好坏结局,还是复仇与忠义的明暗结合的情节推动结构,都是中国民族文化记忆在剧作文本中的沉淀和直接映射.

相较于中国纪版元杂剧《赵氏孤儿》,若做横向的比较,西方对此的改编则大为相异.西本中较为经典的有法国伏尔泰(VOLTAIRE)的《中国孤儿》(1755)和英国墨非(ATHUR MURPHY)的((中国孤儿》(1759)两个版本,在此以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为例,对剧作结构做一分析: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为五幕剧,将《赵氏孤儿》的背景从晋时后移到成吉思汗时期,主要改编了前三折,即托孤、救孤,并按“三一律”将整个故事的发生时间浓缩到24小时内,戏剧冲突集中密集.《中国孤儿》外在结构打破了元杂剧《赵氏孤儿》的一维线性结构,伏尔泰的改编思路正如其朋友阿尔央斯所认为的:“中国传统元杂剧《赵氏孤儿》违背了三一律,剧中时间、地点散落,剥夺了观众的快感.”从而,《中国孤儿》将事件浓缩在24小时内,地点集于北京,以回溯、穿插讲述的方式组成了或平行或错落的五幕,由此设置,突显了以激变为核心的欧洲戏剧的典型结构.在情节线上,不再将复仇和忠义复合构成明暗结构线,而代之以理性和仁爱推动情节发展,剧中的主要人物伊达美在救孤事件中展现的理性,以及成吉思汗作为统治者最终被仁爱的观念俘获,二者推进了整个剧作最后的完满结局.这样的结构呈现出特定的时代、西方文化价值观在剧作文本空间里的沉淀和映射.就理性与仁爱的情节线选编而言,有其充分的时代缘由:伏尔泰改编《中国孤儿》的时代,正处欧洲启蒙时期,法国经受着空前的专制极权,《中国孤儿》剧中呈现的理性和仁爱,也正是伏尔泰认为的当时的法国所仄需的精神.这样的情节线设置在戏中折射为更加柔和的舞台肢体呈现方式,去除了元杂剧版更为极端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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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中西结构类比,除了外在结构上显见的相异点:其一,中国传统戏剧在时间、地点上相对随意的写意结构与西方更为闭合、集中的“三一律”的相异;其二,内在审美心理引发的情节推动线选取相异.若故事的基本构成点一致,尽管叙述方式可能千变万化,但其故事内核应该是基本类似的.从《赵氏孤儿》的中西改编本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角色设置及其主要故事内核框架仍基本固定,但各自作品结构迥异,其中所传达的讯息也正是时代文化的投影.

2.改编文本的叙事结构与主题比较

《赵氏孤儿》的剧作改编在时间轴线上留有长长的印迹.随着时代的更迭,承载其故事内核的媒介形式也多有变化,从传统戏曲形式再到电影、电视等,不同的媒介形态给古老的故事带来了新的活力.而另一方面,就《赵氏孤儿》这一古老文本沉淀的民族情感和记忆来说,蹚过时光之河,文化记忆本身除了传统的承继外,也必然会发生新的沉淀.

在此,让我们以陈凯歌的电影版与传统纪版《赵氏孤儿》文本叙事结构为例,分析由时间的流逝、社会时代的变化而带来的记忆变迁和文化印记.

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在审美上偏向线性的情节结构,且多收以圆整的大欢喜结局,也甚至被认为中国古典戏剧无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以纪版《赵氏孤儿》的情节起始点来说,赵家遭灭门——程婴等义士拯救赵孤并抚养孤儿成人一赵孤复仇一兴复赵家,所有的故事发生在赵家没落到赵家兴复的循环过程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戏剧在情节结构上具闭合的环形特征.

而今这种一维的、线性、闭合的情节结构已远不能满足现代剧作在表现方式、价值选择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至2010年,陈凯歌的电影版《赵氏孤儿》上映.从现时代对经典剧作文本改编的本意上来说,无论以何种媒介形式呈现的作品,只原汁原味地照搬结构和内容上再现经典,显见得失去了更积极的现实意义.陈凯歌的电影虽然褒贬不一,但导演在其改编的意义表达上却应是值得肯定的.《赵氏孤儿》电影改编所处的时代现实是:一个处在转型中的相对混乱的,失却了理想的社会,道德的边界日渐模糊、失衡;陈凯歌作为具有理想主义色彩颇浓的导演,借助电影这个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与现时代更匹配的蕴含说理力量的剧作建构了一个导演想象的情仇世界,只不过,对这个世界的表达,在结构上就有如它的时代现实,有失衡之感.电影版叙事结构与纪版类似,由托孤一搜孤一救孤一抚孤一复仇情节线联缀而成,看似一气呵成,但整部电影,自程婴成功救孤并入屠岸门后为界,上半部紧凑、流畅的叙事与后半部相对拖滞形成明显对比,重心失调.上半部节奏明快、叙事流畅——符合大众对电影的叙事审美期待;下半部拖滞、稍显牵强——导演的主体参与意图过于明显;且这表达也并不能令人满意;电影弱化传统盲目的忠义价值,强化个人的坚忍意志,在温暖亲情、刻骨仇恨、痛苦煎熬并织的生命空间里耐心等待快意复仇的到来.但导演所呈现的这个世界,却并没有让我们感受到希望的光芒,反而相较传统文本中为忠义慷慨赴死、付出全部的磊落与坦然,电影《赵氏孤儿》中程婴每每在夜色深重的烛光摇曳斑驳处暗下毒誓时,却有些令人不寒而栗,这是否又是导演所想要传达的:失落了理想的现时精神世界的体现?

(二)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文本折射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何与世界同步对接但又保持完全独立的民族身份,文化是其关键性要素.关于身份,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写道:“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等”,而“集体记忆在一个集体,特别的民族集体——回溯性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持久的作用”,正如彼得大帝和凯瑟琳女皇的王宫对于俄国人的意义一样,它从文化记忆的层面唤起俄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究其本质,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对此,我们亦可做如下理解:在以图像、文字或其它方式“形构”的文化记忆,身份认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此角度去对中西版本的《赵氏孤儿》进行人物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分析,并试着进一步确证《赵氏孤儿》剧作在时间与空间的绵密经纬中能被织就为中华文化经典的原因:

对于《赵氏孤儿》能成为广被西方接受的中国古典戏剧的原因,因其满足中西文化交流时的两个要求:“一是对相同点的心理认同;二是对不同点的了解需求.”具体来说,即《赵氏孤儿》的复仇主题、强烈的情感冲突与西方戏剧有相似点,典型的如《哈姆雷特》;而忠义价值观则满足西方对于中国的东方式的*想象.两者的相似点使《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改编盛起,而对不同点的了解,则表现在中西方改编文本中人物设置及身份认同的差异.

纪版《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版《中国孤儿》中的故事框架在搜孤、救孤部分基本一致,若将主要人物设置做—对应,则为:庄姬—伊达美、程婴—尚德、屠岸贾—成吉思汗、公孙杵臼—以丹、程勃—王子;显见得在伏尔泰的改编本人物相对纪版的要少,如赵盾、赵朔、韩厥的人物角色《中国孤儿》中都没有设置.这样的人物设置固然与西方戏剧的“三一律”有关,但除此戏剧规则之外的文化认同也是否与之相关?让我们试分析之:

纪版《赵氏孤儿》情节发展的两条明暗线,分别是复仇和忠义,这个版本的剧作甚至另有一个名字叫《赵氏孤儿大报仇》.明线“复仇”的原始驱动力基于对中国传统的“血缘亲情”的文化认同,它奠定了整个剧情发展的基本逻辑,并始终有力控制着情节发展的方向;剧中人物设置亦以此为准:复仇者程勃为中心,赵朔、庄姬在完成托孤嘱咐后才死去,围绕着他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物不约而同的救孤行为,也不仅出于对忠义价值观的认同,更是建立在对“血缘亲情”的认同基础上.正是这样的认同,才使得他们坚信复仇行为本身的正义性,及其衍生出的他们忠义行为的必要性,包括程婴之子的怆然献祭.也只有理解了这点,我们才可以理解:当程勃长大,程婴向程勃道明真相后,程勃几乎毫不费力地即刻从对屠岸贾的感激和崇拜转向切齿的仇恨——丢弃义子的身份认同仇人的身份.

而对西方人来说,血缘虽重要,但不是一切行为的无条件前提,血亲无法作为人物身份认同的内在逻辑,伏尔泰将其代之以理性.西方文化推崇的理性主义传统,反映在相对松散的人物关系设置上,它使整个的剧作风格从纪版的血色暴烈变得相对平静和缓,没有程勃那样压倒一切的中心角色:伊达美对王子及儿子皆有顾念,但当儿子被替代王子送入宫时,伊达美对母亲身份的认同显然压倒了道义的拯救者身份,她急切道出事实,并不认同抛弃个体权利的、仅为道义的牺牲;成吉思汗为权力掌有者,当求婚失败,又未能寻得王子下落,他狂躁地下令将尚德一家处死,但在伊达美面对人伦、道义及生命权做出最后的自尊抉择时,权力拥有者也终于以理性解决了所有的矛盾;尚德成为推动伊达美与成吉思汗间冲突的推动者,更类似于串联式人物,在西方理性文化背景下,串起伊达美这个理性文化认同者与野蛮权力者在冲突下最终达成和解的身份映照.《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不同改编文本中的人物设置的巨大差异,正反映了中西文化认同的差异.

时间的过往,记忆的沉淀,使《赵氏孤儿》在历史长廊闪闪发亮,而每个经典的改编文本都应是时间凝结的岛屿,当时光荏苒,再回首过往,记忆的印迹诚然可辨.

(严晓蓉,2010级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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