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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陈旖旎
这个大官很“不长进”
拐进北京北长街胡同里一户小小的四合院,就来到了国务院原秘书长杜星垣生前生活了数十载的地方.屋内的家具大都是他从原先住的演乐胡同搬来的,桌椅、床被,还有搪瓷脸盆、水杯,全是改革开放初期置办的,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客厅那套半旧的黄皮沙发——浑然不像—位国家政要的家.
其他人看不下去,多次提议给他调派大一点、好一些的房子,屡屡被他拒绝.他认为,房子够住就可以了,住平房出入方便、阳光充足,邻里街坊也相熟,住这儿挺好.
“工作上不断追求上进的哥哥,生活中却‘毫无长进’.”料星垣的堂妹杜丽华慨叹道.
1972年,杜丽华赴京在杜星垣家小住.那会儿正是物质供应匮乏的年代,杜星垣家每个月粮票没用完都主动上交.杜丽华好几次想讨要一些,看着堂哥一家平常也只是清粥小菜,日子过得极为清贫,每每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杜星垣的女儿杜小真也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提到：“父亲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坚守一生的在世原则——‘平淡’.”在许多人眼中,杜星垣沉默刻板,恪守着淡然处世的态度,很多时候是“能不说就不说”.
可是有一次,他却说了自己的—位老部下.花城出版社原副社长、作家苏晨在《非常可敬的杜部长》一文中,写到了这件发生在1954年冬天的往事.
苏晨当时刚被任命为广东苎麻纺织厂代厂长,杜星垣是他在中南军区政治部时的领导.听说苏晨准备结婚,杜星垣便专程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没想到,杜星垣一进到苏晨的小屋,见墙上挂着一张准新娘大学时代照的大幅照片,就下令：“拿下来,不要挂这东西.”其实,杜星垣是想表达对他的关心：“你才下工厂不久,在工人堆里要处处注意影响.”
临走,杜星垣给了苏晨5元钱作为结婚经费,说是定下的限额,不许超过,另外还让他们夫妻俩新婚之后都马上上班,不要休那规定的三天婚假.苏晨便用这5元钱买了些水果和糖,简单操办了自己的婚礼.
苏晨说,无论杜星垣的岗位如何调动,身份怎样变迁,他们那—拨人始终叫他“杜部长”.这是为什么?就因为在杜星垣领导下的印象留存了一辈子.
不要叫书记,叫同志
杜星垣从不喊“劳动人民最光荣”之类的口号,对劳动人民的关注、关怀却是落到实处.
1962年,杜星垣担任国家水电部副部长,时刻关注着水电工人的生活,下厂视察是常有的事.一次,他到了辽宁抚顺发电厂,—进门就先给劳模和先进工作者沏茶倒水,热情招呼大家开会.领导竟然给工人们提供服务,很多人都坐立不安.
看出大家的不自在,杜星垣说：“你们是厂里的主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我们这些人是靠你们创造出的财富生活,国家也是靠你们劳动来发展,电力实业没有你们,我这部长也当不成了.请大家来开座谈会讲心里话,提提意见,我给各位沏茶倒水表示谢意,还不是应该的吗?”短短几句话,很快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在杜星垣温和的眼神下,工人们不再拘谨,发言也积极起来.
杜星垣1978年到四川任省委书记、省委会副主任诸职,负责主持全省工业工作.曾在他身边工作近2年的海明,30多年后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与这位老领导的第一次接触.
海明到杜星垣身边工作的第一天,就接待了许多来汇报工作的人.这些人还在楼梯上就高声喊道：“杜书记！杜书记！”听到喊声,杜星垣立即走到门口去迎,待大家坐定后,他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叫我杜书记,就叫星垣同志嘛！”
有时海明跟着别人称呼他“杜书记”,当即得来他的批评：“你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不听话,你都不改,人家改得了吗?”此后,海明就一直称呼他“星垣同志”.
“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彼此之间多称呼同志,让同志称谓重新多起来,那该多好！”反观当下“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的官场风气,杜星垣说,“官民多一些平等,党内外多一些平权,人们之间就会多一分融洽,社会就会多一分和谐.”
杜小真说,杜星垣是个“从世俗观点看来似乎不合时宜的长者”.在海明等人的记忆中,杜星垣在官场中实在是“非主流”.
不知从何时起,领导有秘书“论文范文”,成了“常识”.不要说讲话稿,有的领导就连考试、写论文,都由秘书代劳,一旦离开了手下的“智囊团”,就变成了哑巴.而杜星垣无论是写报告还是准备讲话稿,从来都不让别人论文范文.
他下乡调研一回来,晚上就在办公室写材料,将白天的所见所闻及反思,尽量写好写实.看到领导办公室常常深夜还亮着灯,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劝他让秘书论文范文,但他始终坚持自己撰稿：“领导干部的讲话、文章,不单纯是文字问题,而是对事物的看法、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对改造世界的意见,不是说着顺嘴就行了.”
他认为,如果都让秘书论文范文,炮制出来的文章往往“千人一面”、了无新意,且多夸大其词、言不由衷,有长度无力度,有厚度无深度,与“短、实、新”的要求相去甚远,到头来,领导也只是“空心竹”.
夫妻在一个单位不合适
杜星垣的夫人钟铮是他1940年12月在论文范文党校认识的同学,第二年年初,两人就在延安结成伉俪,此后这个广东妹子一生跟随丈夫南征北战.可是因为杜星垣的“讲原则”,钟铮竟是至死没有沾他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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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星垣对自己的家属要求极严,从不让组织照顾,从不搞特殊.出于正常晋升的考虑,组织上曾两次提出调整钟铮的干部级别并提高她的工资待遇,均被杜星垣拒绝了.
一次是在“论文范文”期间,为了照顾杜星垣的工作,组织上想调钟铮到他任职的水电二局工作.杜星垣知道后,主动找到主管领导,以“夫妻都在—个单位工作不合适”为由,推掉了领导的好意.
还有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钟铮工作上一直表现良好,是时候给她升职了,但杜星垣觉得这里面多少还是有照顾之嫌,于是又果断拒绝了.故而直到离休,钟铮在上世纪50年代初评定的级别都始终未变.
“他坚持原则的‘死板’和‘固执’是出了名的,因此家人绝少会想去沾他的光,也不可能沾上.”杜小真说.
出于工作需要,单位给杜星垣安排了—辆公车使用.而钟铮长期乘公交车上下班,从来没有搭过顺风车,尽管他们完全顺路.2000年冬天,钟铮病重,也是女儿女婿在寒风中拦了辆出租车送她去医院.那次人院后,钟铮就再也没有回来……
上世纪60年代末,在杜星垣的动员下,家里6个孩子几乎都上山下乡了.回城后,他们也没有受到特殊照顾,全部被分配到基层普通岗位.
杜星垣始终教育子女,要以平常心立足平凡工作岗位,干好平凡事.改革开放浪潮掀起之时,许多干部子弟耐不住清贫,纷纷下海.同为“官二代”,杜家子女照旧埋头干着本职工作,与北京胡同里的任一街坊并无不同,甚至比街坊们还低调.
杜丽华已经81岁了,住在霞浦花桥弄一幢旧宿舍楼里,离职多年了都没有退休金,因为她一直不是正式工.1959年,霞浦县劳动局招临时工,杜丽华应招进了三沙渔业公司罐头厂,在实罐车间工作.直至1984年搬离三沙,她也没转正,“临时”了一辈子.
要说杜丽华这个堂妹,跟杜星垣可是感情很深的.杜星垣自幼失怙,由叔父杜仰高抚养成人.早年三沙人民生活普遍贫困,杜仰高家生活也不易,又领养了杜星垣兄妹三人,其艰辛可想而知.而杜仰高自己也是有孩子的,就是杜丽华.
“我父亲对哥哥有养育之恩,我是父亲的独生女儿,按理说,给哥哥一封信要求安排个工作,应该不算过分吧?”杜丽华说,“但我们没要求这么做,哥哥也‘难得糊涂’,没有为我们‘办实事’.”
杜丽华到北京的时候,杜星垣与她拉家常,也一再嘱咐她转告家乡的亲人“要努力工作,要自食其力,不要给国家、社会添麻烦”,更不要以他的名义给地方政府和家乡父老添麻烦.
这一类的话,他不只跟堂妹一人说过.
1961年杜星垣第一次返乡,适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减产,杜家人口多而劳动力少,吃饭成了大问题.族里的老人向他说了情况,看能不能请政府照顾.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都很困难,要自力更生,不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
—个地主出身的本家兄弟来看他,他连连论文范文：“土改了,你还有多少地呀?多少房子呀?要拿出多余房子给人家住,要靠劳动生活.”
不画圈,只打“√”
“论文范文”期间,杜星垣也没有躲过迫害.“把我整得好厉害,被整得吐了血.”他在晚年回忆道.
那些日子里,杜星垣做得最多的,就是不表态.
当时的规矩是,领导看过文件要画圈,即表示同意.但文件到了杜星垣这儿,他都不画圈,可不画圈就是没看过,不看又不行,怎么办?秘书发愁了,后来只得在杜星垣的名字下打一个“√”,表示文件到过这里,但没有表态.
“造反派”、专案组曾多次找杜星垣,要他揭发一位部队高官,而这人刚好跟杜星垣是有点“宿怨”的.在1961年召开的国防工业论文范文干部会议上,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杜星垣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批判.这人也在会上发难,质问杜星垣：“你那么年轻(47岁),如果没有和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当时他们被定成‘反党集团’）的特殊关系,怎么能胜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杜小真说,那次会议对杜星垣打击很大,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严重伤害.
但即使对方与自己有怨在先,杜星垣仍是以沉默拒绝了“造反派”、专案组的要求.
当然,他也有不沉默的时候.
苏晨的妻子吕子玲当时被扣上了“论文范文”的帽子,不少人就劝时任华南缝纫机械制造厂厂长的苏晨与妻子划清界限.杜星垣也找了苏晨谈话,问他如何打算.
苏晨叹了口气说：“我还能怎么办?孩子这么小.我看她被打成论文范文,都是因为我而倒霉的,我若是不讲良心,还有什么人味儿?”
“这就对了！”杜星垣听到这里,当即点头道,“她连读大学都是论文范文供的,她的丈夫就是论文范文,她与你这论文范文员结婚相托终生,不是说存在决定意识么?她干吗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若是为了自己风光,不讲良心,甩了人家,我再也不会理你了！”
杜星垣有—个叫陈文元的老同学,原本在三沙一所中学任教, “论文范文”时被打成“不纯分子”,长期受到歧视打压,在学校里只能干油印、敲钟等杂活.即使后来平反了,陈文元依然过得不太如意,许多人或远之,或笑之.
而杜星垣每次回乡,必从西澳村走到东澳新街去看望这位老同学.陈文元家低矮简陋,杜星垣个头一米八,每回都要弯下腰才能勉强进去,但他总是乐呵呵地上门,亲热地与老同学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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