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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明
（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重庆 400020）
摘 要：文章对当前国内待（失）业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变化与社会心态走势作了分析与预测,探讨了“下层知识分子”出现可能带来的恶果,阐述了待（失）业大学生的未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影响和作用,其中关于下层知识分子正在形成和有可能形成一新的社会阶层的论述,下层知识分子形成有极其严重后果的观点,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待（失）业大学生；下层知识分子；利益群体；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2）05-00134-08
自1998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迈入了一个空前的跨越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化,国内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也发生重大改变.随着扩招后大学生人数的成倍增长,大学生就业随即成为整个国家都在关注的沉重话题,而待业、失业大学生其社会地位的微妙变化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却少见提及.本文转换角度对此作一初步探讨,所提出的观念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或许对当前改进和完善中国大学生就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待（失）业大学生的规模
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准确的统计数据为我们认识和评估当前国内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严重性提供参考.现有的统计口径有两种：一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签约率”（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和“初次就业率”（高校发出派遣证和报到证的数量）①；二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登记待就业率”（毕业生主动申请“登记”的“毕业后暂未找到工作”大学生的数量）②.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着很多缺陷,前者可能掩盖了某些“隐性就业”（非签约就业事实上也是就业,不能算做失业）；后者则可能遗漏了“隐性失业”（在不当竞争中,有的高校或学生与企业签订的虚假就业协议）.将其与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相关标准比较,我们发现国内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失业率是不准确的,这一名义上的就业率很难准确地反映我国现阶段大学生真实的失业状况.
由于缺少至关重要的基础数据,我们参考以上两种数据及其它相关因素进行推论.据中国劳动部门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大学生登记待就业率为34万、2002年为37万、2003年为52万、2004年为69万、2005年为79万、2006年不低于75万.而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2000年为107万、
2001年为117万、2002年为145万、2003年为212万、2004年为280万、2005年为338万、2006年为413万、2007年为495万、2008年为559万、2009年为611万,2010年达631万人.有资料显示：“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有100万毕业生未找到工作”[1].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认为,我国高校毕业生待业率已到达15%,远高于社会平均待业率.按这一比例,2008年大学毕业生遭遇“毕业即失业”估计达83万人.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经济发展蓝皮书预测,2009年150万大学毕业生难找到工作[2].据福建民盟一份研究报告转引自依据国家人事部调查数据的预测,“十一五期间也就将有1 000万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失业.这一千多万高校毕业生一半以上是来自弱势群体”[3].来自教育部的消息,截至2010年7月1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2.2%,实现就业人数455.6万人.
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社会大学生
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少待（失）业大学生?扩招以来全国大学毕业生失业者累计总数是多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09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87%.但公众对数据的真实性有许多猜疑.实际上自2002年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就已经比较严峻.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基本上由过去的90%一次性跌至65%左右[1].保守估计,近年来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大致在70%～80%之间,平均按75%的就业率来计算,粗约估计,每年大学毕业生失业者有可能会超过百万,如果将历年累计下来的待业、失业以至长期无业的大学生失业者统计在内,数量已超过几百万.这一数字虽然没排除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职业期待有所回落,后来找到工作者,但由于也会出现大学生就业者再次失业现象,因此,这个数字总的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数字只包括国家正规院校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而民办大学和非正规院校的毕业生并没有被统计在内.未来也许会有愈来愈多的待业、失业以至于长期无业大学生面临进一步被剥夺工作的机会,从而沦入这个正在逐步边缘化的群体中.国内现行核算体系计算数据的缺陷,掩盖不了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已呈现出持续、全面和明朗化的趋势,待（失）业大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并已积累到一定规模这一不争的事实.
二、“下层知识分子”浮现：新生的特殊阶层或群体?
我们连续多年的跟踪观察发现,在中国众多失业大军中隐藏着一个数量巨大、已初具规模的“新失业群体”——这就是待业、失业以至于长期无业高校毕业生.自2002年,高校扩大招生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以来,一个新的数量庞大的隐性失业群体开始形成,以他们为主,一个可被称之为“下层知识分子”的群体在中国当代社会结构中渐渐浮现出来.多种迹象表明,人数巨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及组织动员能力的待业、失业以至于长期无业高校毕业生催生了一种新社会群体的形成,那些具有相同经历、相近兴趣和一致利益的高校毕业生开始形成共同的精神目标和道义诉求,具备了成为新阶层成员同质的价值观念,而待业、失业以至于长期无业的现状和大致类似的生存状态又使这种可能性正在演变成现实.“下层知识分子”作为当代中国一个群体或阶层的轮廓逐渐清晰,一个可称之为下层知识分子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以新兴阶层成长为特征的,具有现代化雏形的新社会阶层已经诞生,并有可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进入快速成长期.
在当前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阶层的划分和新阶层涌现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下层知识分子”还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其应用范围还只限于简略的直观认识和民间话语的层面.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待（失）业大学生的社会身份分类作为群体的符号边界还不明晰,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群体自我认同感.目前,尽管它没有被学术界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超越阶层,或者说在短期内还很难正式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或特定的政治阶层,并没有形成西方成熟阶层社会的所谓“阶层共识”和“利益代言人”,但是,豪无疑义,它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确实代表着某种群体、或某部分人.可以认为,待（失）业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呈散沙状,只是一个社会结构中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厌恶联合,其实大学生群体天生有一种“共同语言”.从阶层分化和群体形成的角度,长期游离于社会之外并持续下去最终会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
“经济欠佳、心气尚在”,只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现实,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放弃和完全放任自流,还在为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同时,在中国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面子”观念使心高气傲的年轻学子一时“无颜见江东父老”这一特殊性延缓了这一压力.而未就业大学生一旦无所顾忌,不惜铤而走险,麻烦就大了.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避免和防止“下层知识分子”出现,防止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多方搏弈中造就这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目前可能是防止或改变这一状况的最佳时机,甚至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下层知识分子阶层是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与提出社会纵向流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也许,“下层知识分子”凸现也许只是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渡期应运而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处于阶层形成“准备期”和“初级形态”的某一类人称之为“利益群体”；把处于“初级形态”的称之为“阶层”.其实,“阶层”和“群体”之争只是一个表达形式,究竟如何称呼可能会因划分标准不同而不同,判断其发展形态到那一个阶段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充分理解其存在的现实和认识其发展趋势,分析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三、何谓当代中国“下层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从论文范文早期文献中的“知识阶级分子”这一句式衍变而来[4].在“《中国论文范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中已有‘知识阶级分子’的提法,意谓知识阶级的各个人”[5][6].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指“所有的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从事或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国内外若干文献中对此有多种解释,如侧重于从社会角色角度、从社会职能方面、从阶级属性角度、与专业性的关系的界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结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就如何诠释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下层知识分子”概念,学术界尚无明确的界定.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视角,我们赋予这个概念特定的内含.“下层知识分子”特指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相对不成熟的条件下,以处于社会关系边缘和非正规就业为显著特征,以失业、待业甚至于长期无业的（大学毕业后而找不到工作并持续一个特定时期）高校毕业生为主体,受过较好教育却又相对贫困的一代.这里的“下层知识分子”概念特指中国社会转型期,因大学生就业难而引起和推动国内新的社会阶层正在产生或已经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
“下层知识分子”并非专指待（失）业大学生,而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关,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显著特征一般可被表述为“有知识的贫困一代”,划分标准更多的是和个体的生活状况、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相联系.作为一个非学科概念,“下层知识分子”涵盖面可能更广,如在人员组成上,除了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外,还包括在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只能拿几百元底薪低收入的漂族大学生（如大学生服务员、司机、市场营销人员）,还包括不得不经常换工作或工作地点而处于半失业状态,无固定工作的大学生都市“漂泊族”或自我雇佣、家庭劳动者、地下劳动者和临时工作者等众多人员.其外延可进一步拓展到未充分就业青年人中有知识者,如国内有研究者称之为“新失业群体”[7]（秘舒,2008）的那一部分.这里的“下层知识分子”是一个与“失意知识分子”、“非职业知识分子”、“体制外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等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它们之间有许多交叉和部分重叠的地方,但并不相同.“下层知识分子”可能只反映了一种实证观察或者说理论假设,但是应用这一具有很强涵盖性的概念来描述当下中国“有知识而贫困”现象及分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严重后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四、有知识而贫困的一代
从1989年以来,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主流开始走向温和化.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代知识分子不可能回到原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状况,不可能再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而“下层知识分子”的出现,打破了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思想的同质性与板块性,或许会使国内知识分子重新拾起精英意识,争取得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自中国进入后改革阶段以来,待（失）业大学生的社会政治生存状况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极其突出的尖锐矛盾.从中可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深层次意识有可能或者说正在发生的某些微妙改变.
第一,造成大学生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位置的相对下降.和改革开放以来诗人、作家贬值一样,中国传统社会笼罩在大学生头顶上的光环已然消失.在失去“居庙堂之高”地位后的大学生不得不面对被边缘化的处境.当资本和财富成为支配社会地位们的重要因素后,曾经代表着美好前程的学历和文凭,在资本和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我国大学生的职业收入水平、社会声誉和影响力急剧下降,长期无业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已呈下降之势.同时,大学生本身的自我评价也下降,2008年在南京市查获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起在校大学生论文范文案,33所高校的834名大学生涉案,这些大学生入会时接受如裸露、棍击上体或下体、扇耳光等“不要把自己当人看”的“无耻精英”培训,这些案例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8].
第二,引起大学生经济地位不稳定和收入下降.一些长期无业的大学生经济生活极不稳定,几乎被主流社会抛弃.部分大学生迅速贫困化,就业困境使农村籍和城市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成为新的边缘人群,尤其是待业多年的毕业生,10年内都将陷于“学债”的纠缠之中,个人经济收入接近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生活处境艰难,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而落入社会底层.与此同时,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后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呈下降趋势.2008年全国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薪资为2 480元,而重庆2007届本科生毕业时的薪资期待底线仅为1 633元上海本科生中的薪资期待底线为2 294元.2010届北京地本科毕业生签约薪资平均为2 205元,高职专科生签约薪资平均为1 951元.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不要工资先行试用都愿意接受的未就业大学生.北京团市委、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发布2010年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大本科学生求职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与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9].
第三,大学生职业稳定性逐渐下降.不同就业机遇的大学生在收入水平、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产生较大差异.随着经济利益分化,个人价值取向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因职业待遇和经济地位的差异,部分人长期的游走在职业生活边缘,寻觅以伺机会,社会地位正在逐渐边缘化.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缺失,过去那种“自成一体”的状态被打破,开始逐渐演变为一个被撕裂的群体.
第四,直接影响大学生对未来的预期.待（失）业大学毕业生对自己目前的生存状况严重不满.这些不满通过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表现出来,如未就业大学生对政治前途的麻木不仁.调查显示,大学生中感到“前途渺茫、悲观失望”的比例上升,有没有信仰无所谓的比例下跌.他们对自己就业前景的不满,对个人遭遇的不满,正在演化为对政策不满,对社会不满,部分人的不满正在演化为大多数人的不满、社会的不满,“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的无奈正在演变为怨怒,演化为一种具有普通意义的社会心态.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是在经济转型、高校扩招与大学生就业体制改革等多重背景下凸显的,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失误.随着中国改革向纵深逐步推进,这一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将引起中国社会阶层深层结构的变化,引起国内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关系进一步变化,并对中国社会稳定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五、“下层知识分子”出现可能带来的后果
待（失）业大学毕业生及其就业问题衍生出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下层知识分子”及其所构成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已成为当前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根源之一,成为影响社会危机、运动和变革的重要因素.
第一,对尚处于成长阶段的学生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产生影响.就业是一个人获得物质文化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也是决定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主要因素.高校毕业生职业生涯初期的社会经历和生活体验对社会心理,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定型具有重要影响.“万事莫如就业急”,高校毕业生能否顺利进入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即完满解决就业问题有可能从根本上影响或改变其基本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不能顺利就业是造成他们观念上失范、文化认同的丧失乃至价值虚无的重要原因.从个体心理发展来看,青年时代是人一生中最富于政治论文范文的时期,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时期,处于思想心态最活跃敏感时期的20岁至30岁的青年,在大学生毕业后最初十年职业生涯的不稳定,有可能带来若干心理发展方面的困惑.待（失）业大学生很容易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激进思潮的代表,而长期的待（失）业过程正是形成这种青春反叛性的社会基础之一.
第二,形成新的反社会边缘群体.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大学毕业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失业或待业的痛苦将产生明显的社会剥夺感和被社会抛弃感.在人生这一个特殊的过渡期,如果长期处于待（失）业状态,他们的心理往往容易发生剧烈变化,塑造出与“一帆风顺”者迥异的心理特质.“待业”这种特殊的生存状态将严重影响大学生对人生发展的预期.长期的流离失所,往往会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形成仇视社会、蔑视权威和对社会抗拒的心态.在大学毕业最初的职业生涯中,长期的失业或待业将导致的大学生与主流社会的分离和个人价值取向异化.在世界革命史中,贫穷又无前途、无希望的社会人员,都是极其危险的反社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这一新的边缘群体中,相当多的对前途无望的大学生在各式各样社会问题的认识评价和社会态度上趋于一致,在社会行为取向上也开始表现出一致性倾向,他们很可能对自己的共同特性和使他们与别人相区别的社会界限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可能演化为对权威主义政权的敌意反社会边缘群体.
第三,造就未来政治运动可能的“领袖人物”.在当前国内频发的论文范文件中,待（失）业大学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作为或者说在论文范文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指点江山”,“以天下为己任”传承,随着未来政治发展变化空间的扩大,这些人中的不能接受“中心消隐”现实的冲动就有可能转换为争取话语权的努力和尝试.在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国家开始的政治进程和中亚国家“颜色革命”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有生命活力而看不到发展前途”的大学生在其中起到了宣传发动和冲锋陷阵的作用.这些长期漂泊在社会下层的大学生,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认同感缺失,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农村社会与城市其它阶层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接触,这就使得他们对社会不公、下层民众面临的困难有了更多的切身体验与关注.同时,长期挫折和无奈可能会促使他们产生以自己的理念来改造社会的冲动,从而引发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出某些理论见解或新的政治诉求,具有政治抱负的“领袖”就自然而生了.“由于多年累积,大学生失业人员呈现出‘群体化’、‘游民化’的特征,共同的教育经历、就业挫折和负性的心理感受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群体’”[10].那么,掌握理念与思辨能力的“下层知识分子”精英就极有可能以自己的理念来改造社会,并演变成为有组织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使之成为一支具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潜在政治力量,在未来的政治运动中发挥极其重要的组织作用.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确面临着爆发社会突变的极大可能性”（何新,2004）[11].笔者也曾对国内重特大论文范文件可能发生的时空特点做出预测：“未来10～20年对于中国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下层知识分子’的出现和某些地区多种不稳定因素汇聚所引发的论文范文件将对国内社会政治秩序产生强烈的冲击”（孙元明,2008）[12].今后若干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危机有可能为形成新的政治发展空间和催生新的政治运动提供机会,我们在此发出预警信息.如果扩招以来的待（失）业大学生在10～15年之内不能很好解决职业发展,仍然被排除在传统意义的体制之外,随着这些“傍老族”年龄增大,就业空间将越来越小,而他们中那些长期沉沦于社会下层,几经沉浮又伴有严重“自我封闭”倾向者的年龄大约又到了中国人所说的“四十而不惑”时（现在漂泊不定的“有知识的一代”基本上是1995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现今最主要成员的年龄层在30岁左右,年龄阶段上限在40岁左右）,有可能会形成有一定政治倾向的特殊群体,对中国社会稳定性造成一定的威胁.
第四,极端论文范文件的催化剂.国内群体性突发事件与国外的社会骚乱有很大的相相似之处,从外在形态发展角度来看,只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而已.近年来国内各种重大安全事件频发,相对而言“高校无战事”,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一直会保持“风平浪静”.大学生群体历来都是天生的不满者,具有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所没有的特殊的政治参与热情与社会鼓动性.2008年底希腊爆发的骚乱就被称之为“大学毕业生的起义”（意大利作家,科梅尼迪斯）[13].大学毕业生社会期望值较高,具有一定的社会论文范文感,行动容易激进.“下层知识分子”有不同于目前国内论文范文件主体的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的特征,受过教育、拥有知识的“有知识而贫困一代”不大可能长期容忍自己在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话语权的缺失.在某些偶然因素诱发下,未能进入体制内的待（失）业大学生很易被一些境外政治力量利用,很容易因某些问题产生相同的精神目标而发起或推让动群体行动.国内学者有一种观点,“社会群体碎片化和群体利益碎片化恰巧可以解释如今冲突虽然数量大大增加,但是并没有导致全局风险的重大社会冲突发生”[14].但是,试想一下假如二者的冲击力叠加起来,又可能会是怎样一种后果呢具有一定组织动员能力的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联合处于社会底层的其它群体,利用“知识性”和“组织性”等独特因素进行社会动员,实现“工农+下层知识分子的联盟”,而改变中国社会话语结构中“工农失语症”的现状.论文范文件,一旦发展到这一阶段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某个偶发的简单论文范文件就有可能引发全国的政治动荡,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甚至由此引发连锁反应,最终造成导致全局风险的重大社会冲突.其实,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已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后果.
第五,改变社会纵向流动过程,阻塞社会下层人员上升渠道.长远来看,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各阶层之间流动机制的畅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上大学作为人才垂直流动的一种机制,本来是实现社会成员纵向流动的重要渠道,它为处于社会下层人员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提供了一种“转换身份”的可能性,对社会对立与社会矛盾起到缓解作用.“家庭背景成为决定大学生就业成败的重要因素.靠家庭背景的“‘关系’就业成为近几年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15].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击碎了很多处于社会底层家庭的脱贫梦想.当大学毕业生被大量地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时,就意味着平民失去了翻身的机会,新“读书无用论”可能“卷土重来”.读书不能改变命运,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不仅预示着“投入——产出”成本出现巨大的落差,造成社会新生人力资本供需矛盾,直接引起农村及城市贫困家庭教育投资积极性下降,更为重要的是阻碍了社会纵向流动渠道和变迁机会.
六、如何释放大学生就业的压力——相应的对策探讨
大学生能否充分就业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对未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局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正视“下层知识分子”存在的现实并展开理论研究
重新认识大学生不能充分就业的政治意义.大学生就业难不只是诱发新的“读书无用论”,而是间接的导致知识分子成为一个被撕裂的群体,引发中国社会深层结构异动.理论界应将当前中国“下层知识分子”现象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加以确立并展开探索.研究内容可列举如下：一是对当前中国究竟有多少历届大学毕业生未能充分和完全就业进行统计,改善国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二是尽快建立大学生就业跟踪统计机制.追踪大学生的职业发展,尤其是待业年限长对观念变化的影响,监测社会心态变化趋势.三是研究待（失）业大学生与主流社会分离,曾经的“天之骄子”成为“落地乌鸡”的心理感受.四是对近10年大学生经济地位的变化,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变迁和分化,阶层意识的形成,对其构成成份、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
在目前国家政治相对稳定情况下,在知识分子对现存秩序认同程度尚处于一个相对高的时期,抓紧与知识分子的沟通,更多地赋予大学生作为中国社会精英群体的身份,改变高校毕业生的经济状况,以便保持新的意识形态下国家政治稳定.正因为如此,在公共话语体系中不宜过分放大或突出大学生就业的困境,防止“下层知识分子”这种身份指称在日常生活的叙事、话语过程中更多的出现,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定.
(二)改革国民经济分配模式,提高知识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含金量”
大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到非正规组织就业?我们的调查发现,工资待遇、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甚至于行业等级观念等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要求大学生“放下身段”并不难,最主要的问题来自于国民经济分配模式的失衡.从表面上看,大学生就业难可归因为大学生就业观、知识结构和全球金融危机等众多外因,但是在国民分配体系中没有更多考虑知识的份额,没有充分保障知识在分配中的权重才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仅通过抓就业工作来促就业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分配失衡的实质,只有通过改变分配模式才能改变高校毕业生对体制内就业机会的“个人偏好”过分强烈的趋同性.离开物质保障去奢谈改变择业观念,进行理想教育是没有多大实际上意义的.
(三)为大学生就业工作提供组织机构方面的强有力保障
在国内高校扩招政策短期内很难改变的背景下,大学生失业现象将是一个长期的全国性问题,保障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当前政府最紧迫的任务之一.鉴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必需依靠制度创新和机制保障,为大学生就业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建立新的大学生就业服务模式和管理体制.一是像当年重视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那样,重视待业大学生工作,即使在政府机构“大部委制”出台背景下,也应像当年为更好解决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那样,成立专门的机构保障大学生就业.如重庆,就曾成立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再办”）,因此,我们也可以成立“大学就业办公室”（可简称为“大再办”）这样的实体性机构,为大学生就业工作提供组织机构方面的保障.二是重新编制大学生就业发展规划,突出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解决大学就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和就业条件.三是针对当前国内社会还很难面对大学毕业生失业这一现实,在国内市场经济尚未完全成熟的特定条件下,高校大学生就业问题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必需把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视为当前各级政府重大职能,把建立支撑大学生就业政策体系的长效机制作为目前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政府的支持性介入,增设就业岗位,如在大型企业增设法律事务部、开辟社区岗位等.四是,面对如今严峻的就业形势,必需加大政府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财政保障,安排必要的预算内资金投入,搭建一个全面、快捷的工作平台,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大学生就业市场,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大学生就业常设市场,为毕业生提供就业辅导、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失业登记、临时救助、待就业服务、免费职业见习等服务.
（四）对大学生就业政策进行适当调整,把推进大学生就业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根据就业形势变化,对当前国家大学生就业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其实“自主择业”并非万能,必需动用政府力量进行强力干预.在不改变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和不由国家包分配工作的前提下,政府应以科学的政策推动大学生就业.一是扫除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性障碍.扶持大学生就业政策不局限于观念层面,要做出类似于师范生免费那样的制度安排.如可将“城镇零就业家庭”政策适用于企业招聘大学生上,即对与应届毕业生签订一年期以上合同的企业给予部分补贴.二是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大学生就业体制.目前需要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和执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做出大调整,对相关政策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完善,进一步发挥政府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规范管理及监督方面的主导作用.三是依据形势发展,做出顺应市场的政策导向,局部化、分类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如对大学生灵活就业予以特别倾斜照顾,突出其合法地位及其重要性,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支持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临时就业和多渠道就业.四是建设多种形式的“就业缓冲港”“学士后流动站”等.通过政策调整使毕业半年后未能就业大学生进入“待就业登记”范畴并得到适当资助.
(五)为具有政治抱负的知识精英提供能够进入权力体制的快速通道
现今正朝不同方向变化的“有知识而贫困的一代”,还处在人生阶梯的初级阶段,仍有很强的可塑性.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而优则仕”的制度设计.借鉴中国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率的方法,完善毕业生人才储备制度,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工作,为更好地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服务.一是为那些具有政治抱负并认同现行体制的知识精英提供能够进入权力体制的快速通道.建立博士县官、硕士镇官、大学生村官论文范文配套制度,建全党政干部培养链,把破坏性力量换为建设性力量.二是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进一步扩大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任职的规模,提前实现全国每村至少有1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扩大到村社任职的范围规模,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扩大到农村三大员.大学生到村社任村官的特殊意义在于同样是在“处在中国社会低层,咸感受到生活的艰难与不易”,但角度不一样、扮演角色不一样,体验和感慨可能会截然不同,或者说完全换了另一种视角和心境.三是将这一制度引进到城市基层政权建设中,招聘大学到社区从事党建、低保、计生和科教文卫工作,对社区服务满两年后工作合格大学生,可参考现行村官政策,经考核后可录用为公务员.四是重点支持西部地区,扩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更多地吸收“三支一扶”和“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活动的高校毕业生.西部地区培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相对较低,这种做法更有实际意义.
(六)扶持职业技术教育,把培养实用技术人才作为高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加强和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知识教育和职业适应能力.一是改革高等教育模式,注重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融合能力.二是把职业生涯发展期规划列入高等教育教学计划或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帮助大学生形成能迅速转变为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尤其是提高他们培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三是强调高职院校应以培养出高素质、高质量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的目标,加大对高职院校投入,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给大学生创造“实战环境”.四是调节高校专业设置,停开就业率不高的专业.严格控制高职院校盲目“升格风”,废止高职院校套用普通专科评价标准,专科院校套用本科院校评价体系的做法.
（七）关注待业大学生就业中的心理困惑,提高心理承受能力
开展大学生就业难心理咨询专项服务,帮助毕业生运用现代心理学知识调整就业心态,使他们能以健康心态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接受现状并尽快地融入社会.一是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心理辅导,如注重工作态度、合作精神、沟通技术和求职技巧等,释放在“就业寒冬”期的心理压力.二是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和社会培训等手段,改变个体自我认知,提高大学生的职业认知能力和工作搜寻能力,提高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三是疏导待（失）业大学生的心理困惑,帮助大学生放下失落的心态和情绪,拟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三年规划,找到解决自己就业问题的突破口.四是进一步完善家庭困难毕业生认论文范文度及支持措施,重点帮助贫困家庭毕业生解决迫在眉睫的各种实际困难.
注 释：
①在教育部现行的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办法中,就业形式包括：签订就业协议书、签订劳动合同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艺术类自由职业）、定向委培、升学、出国（境）和参加国家地方项目就业七种.升学也计入就业率统计.
②“待就业”是指高校学生毕业后一段时间内有就业意向、就业能力而没有找到工作的状态,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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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开红）
Analysis on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Poverty of Would-be Employed University Graduat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obless University Graduates
SUN Yuanming
（Applied Psychology Research Centre,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20）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a prediction and an analysis of the real situation and the possible outcome of “the underclass intellectual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ir political attitudes, the change of their value and social developing trends. It also elaborates on the possible influence they may exert on and the social roles they will play on the future Chinese Society. It is theoretically significant to postulate the idea that a new “underclass intellectuals” is taking shape and the possible outcome they will h论文范文e
Keywords: would-be employed university graduates, underclass intellectual, interest group,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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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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