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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战斗中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红军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能治兵会打仗的干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学府,是培养红军高级军政人才的基地,其办学与育人模式对今天人民军队发扬我军办学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启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均十分重视军校教育和干部培训工作,均创办了红军大学,在我军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平凡的一页.
一、1933年在宁都创建的红军大学,被论文范文誉为“红埔军校”
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江西宁都成立.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 “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简称“红大”）.这一富有远见的决定,开创了人民军队办大学的先河,被论文范文誉为“红埔军校”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由此诞生.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学府,是培养红军高级军政人才的基地.红大的第一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由周昆、刘伯承*,张宗逊、彭雪枫继任校长,徐梦秋曾*、彭雪枫兼任过政治委员）,李德兼任过“红大”顾问.因培养红军干部贡献突出,何长工荣获二等红星奖章.红大的成立,不仅对当时的革命战争,而且对未来的革命事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33年10月,中革军委在关于《改组军事学校办法》中规定工农红军大学的组织机构为,在校领导之下设训练部、政治部、经济部三个部.训练部部长钟纬剑、副部长芦寿椿；政治部主任徐梦秋；经济部部长杨至诚.红大还设有卫生所、俱乐部、模型室.红大设有高级班、上级指挥科、高级政治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红大从1933年10月第一期学员人校至1934年9月下旬第三期学员毕业,共培训了3期学员.每期收训学员200余人.他们是中革军委与红论文范文政治部以命令形式,从红军中选调的久经战火考验、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师、团干部.红大开办之时有专职军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肖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此外,还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教授”,主要是论文范文论文范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负责人,以及从前线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
红大设在瑞金西郊大槐树村.学员人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校领导、教职员们筑造自己的校园.他们自己设计,并一起动手填沟壑、挖土方、运石头、开路、砌楼、建礼堂,在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就建起了被誉为“山林军事学堂”的拥有一排排整齐的两层楼房、礼堂和俱乐部的校园,赢得了领导和根据地军民的称赞.
红论文范文立后不久,论文范文于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针对红军学校的教育工作指出： “红军学校应当使之成为比较过去更能训练大批高级的与初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在论文范文主义和国民党军队日益采用新的军事技术面前对于我们是绝顶重要的. ‘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的口号,应该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中去,红军学校应该为了这一目的去尽他最大的努力.”
在努力贯彻上级对红军学校的办学指示的同时,红大在继承红军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室外作业、边教学边实践、学员到前线代职、教员和学员互教互学、高级领导亲自授课等教育制度.红大的教育方针,在政治上着重于阶级教育与党性锻炼,以及国际主义的教育；在军事上贯彻精讲多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学习外军经验的同时,着重总结自己在军事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学员的接受能力进行教学.
1933年10月,中革军委关于红军大学战术课的指示要求： “（一）选择题目要估量到能于一次课内（三点钟）,主要是研究那些中心问题,如时间不允许时,可以将一个题目分成两个或更多的小题目来逐次研究”.“（二）教育目标应当着重在本题战斗的特点,并且每次讲课的目标不能超过二个或三个”.“（三）教材应严格适合于本题及教育目标,步兵战斗条令应作为基本而必须的指导教材”.“（四）实施的方法在分组上课时,是学生们集体的学习,教员不预先解答而逐渐启发学员自己去解答”.
红大在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相结合.并且,它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也不是教条化、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党的现时政策、红军的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变化而不断充实变化的,特别是和红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为了更加紧密地联系战斗实际,红大派人参加在前线战斗的指挥集团工作.有时前线红军指挥官牺牲了,即由红大派学员暂时*其职务, ,直至有接替者后,回校学习.红大的领导和教学队伍也经常和部队、机关交流,进行前线、后方的轮换.这样就使校领导和教学队伍了解实情、了解部队,了解战争的需要；从而懂得在教学中联系什么实际怎样联系.红大是红军的缩影,红军部队是红大的扩大.红大所教所学的,正是红军所需所为的.
针对敌人对论文范文苏区第五次“围剿”所采取的堡垒主义方针,朱德就亲自为红大学员们拟订了两个研讨课题： “论敌人的堡垒战术”和“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这样,红大就及时收集前线的作战经验和各方面真实的材料,更好地充实到教学中去,使红大的教学富有极大的现实性.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学员既被当作学生,也被视为先生.实践证明,只有这样的教育方针、原则、方法,才能培养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铁的纪律,具有优秀的军事技术和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的高级人才.红大的课程设置是根据教育方针、教育目标制定的,各科、队除了设置共同的军事、政治课外,还根据其不同的专业性质、培训任务及学制的长短,在课程设置上有所侧重,但都是从基础训练开始.军事课的共同科目有步兵战斗条令,从班至团的基本知识教练,射击、刺杀技术等,而上级政治科的主要课程就设置了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等.
红大学员的生活、学习完全是军事化的.每个学员不论官职高低都过着战士的生活,人手一支论文范文.早操后,一天上六个小时的课,接着是班组讨论和个人复习.红大学员还积极参加以革命斗争为轴心的社会活动,响应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及群众团体组织的各种运动的号召.如积极参加扩军、查田、选举、春耕秋收、慰劳祝捷、募捐援助白区的斗争等.在革命根据地物质十分匮乏的条件下,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十分困苦.但他们勇于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修理书桌和各种学习用具,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学校的军人书店、军人合作社、畜牧场、碾坊、园圃等,来改善自己的学习、生活条件.生活虽然艰苦,学习虽然紧张,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调节了学员们情绪,使红大校园里弥漫着乐观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
论文范文论文范文、中革军委十分重视红大的工作,对其充满关怀和希望.论文范文、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论文范文等都给红大学员作过报告或讲过课,军委各总部的一些部长也都在红大兼课.周恩来曾作过《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报告,论文范文讲过《党的建设》课,刘伯承作过军事报告,王稼祥、贺昌讲过政治课,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敌工部长李翔梧都为红大讲过课.在论文范文的关怀下,红大学员有时能旁听论文范文的重要会议.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红大学员就旁听了论文范文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对红大的教学质量的提高大有裨益.一位老红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红大学习期间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桌子、板凳,石头就是板凳,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学文化没纸笔,就用木棍在铺平的沙子上写字.”“除学习外,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打球、下棋……邓颖超大姐还给我们上‘生理卫生’课,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土包子逐渐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论文范文苏区,红军大学在其他军校中起着教育核心作用,经常组织考察小组到各校调查,并对各校负有指导之责.中革军委专门指定由红军大学负责拟制各校的教学计划.在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在红大的努力下,论文范文各军校分工协作,取得了很好的育才论文范文的成绩.1934年8’月,红大制定了第四期招生计划,并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领导人签署了关于各兵团、各军区选送学员的命令.但由于论文范*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致使红大第四期未能正常开办.1934年9月1日,红大第四期学员入校报到.同年10月1日,四期学员和校领导机关、教职员队伍编人论文范文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此后,侵占论文范文苏区的国民党军,因痛恨红大这座炼就红军高级干部的革命熔炉,而将其校舍毁坏.但红大是摧毁不了的,它正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着为革命培育精英的事业.1937年1月,红军大学在延安重建.1935年12月17日,论文范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规定无线电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电话技术人员、红军大学军事教育专家,均列为技术人员,发给特殊津贴.红军大学从开办到长征,尚不足一年时间,但它为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指挥人员,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红大学员中许多人在创建新中国的战争年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或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这座革命的大熔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光辉一页.
二、边行军边办学的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1934年11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四川巴中县青江渡将彭杨干部学校和红四方面军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简称“红大”）,倪志亮任校长,李特任教育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后,红大随军行动.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由军委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编为新的红军大学.
1935年9月,原红一、四方面军共同组成的红军大学中的红四方面军300余学员在教育长李特的拦阻下,从北上途中南下后,编为一个干部大队,重过草地,于9月底抵达松岗附近的邓家桥休整.10月上旬,以干部大队为基础,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卓木碉重新成立,由刘伯承任校长,何畏任政委,张宗逊、郭化若先后任教育长（后改为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张际春）,郭天民任训练部长.学校下设行政科、卫生科、宣传科.学员编为3个队,即上级政治科、上级指挥科和由30多名军师级高级军官组成的高级指挥科.当月下旬,又新组成3个学员队,即特科中队、青年队、干部队,另外还有1个政治连.特科中队由军委论文范文防空机论文范文排和工兵连组成,青年队由高级指挥科学员所配的文书组成,干部队由高级指挥科学员所配的饲养员（因其每人配有军马）、炊事员、勤务员、警卫员及红九军交通队的成员组成,政治连由各军选送的连队支部书记和排级干部组成.学期规定为半年.
刘伯承校长在红四方面军红论文范文立后,针对学校边打仗、边行军,在游动中办学的特点及学员文化水平低、政治理论知识差的情况,为红大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结合当时的斗争环境,部队需要什么学什么,学员缺什么补什么.红大主要开设军事和政治两大门课程.政治课,教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等,着重讲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同时学习党的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军事课,使用《苏联红军战斗条令》、《苏军野战条令》等教材,对学员进行基础训练,除学习地形学和射击原理之外,还从学习单兵作战到班、排、连的作战指挥,以至进行野外演习.针对长征中的实际,主要讲如何“打”和“走”.如讲不同地理环境下的行军及各种情况下的平地战、山地战、河川战等战法.同时,学校为使学员掌握好政治、军事理论,还开设了学习语言文字的文化课.刘伯承反复向全校教学人员阐述办学的目的、意义和方法,要求把学员培养成为政治觉悟高,指挥艺术好,善于管理教育部队,且具有艰苦奋斗,不惧困难,为共产主义甘愿献身的人.对办学的重要性,他指出： “古今中外能打仗的军队都没有‘不教而战’的,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打起仗来东撞西碰,四零五散,各不相顾,没有不失败的.”
当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指挥下,开始大举南下.刘伯承坚决与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从整个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积极维护红大中红一、四方面军学员之间的团结,并通过他们影响部队回到正确轨道.这一时期的红军大学在刘伯承的领导下,训练方针注重红军的正规化,教学原则是教官和学员共同学习,理论和实际并重,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红大学员吴忠通过学习,军事素养也有了质的飞跃,开始向着指挥艺术的更高境界迈进.后来吴忠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还说：“在刘伯承元帅任校长的红军大学学习中,我的收获主要是军事方面,使我对军事常识和战术思想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对指挥艺术的理解由感性阶段上升到了理性阶段.”
红军标语守84年:表演唱《送郎当红军》永丰县老年大学声乐班全体学员20121229
红大是在战略转移这种特殊环境下办学的,因而难以有稳定的教学环境,只能边打仗、边行军、边教学.这样,要完成教学计划,实现教学目的,必须抓紧战争的间隙或宿营的时间进行教学.红大在卓木碉成立后,当月下旬即随军转移,于11月上旬进抵绥靖县沙尔泥,得以休整3周进行教学.后又随军继续南下,翻越夹金山.11月,红四方面军在百丈战斗失利,后转入防御,并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红大驻在天全红岩坝,得到了两个多月的开课时间.学校抓住时机,正式按教学计划上课.刘伯承、张宗逊等校领导也亲自授课.红大在红岩坝期间,完成了2／3的教学计划.
1936年2月,由于敌重兵围攻,天全、芦山地区形势日益严重,红四方面军遂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先后进占了道孚、炉霍、瞻化、甘孜地区.红大也随军行动.至此,张国焘南下方针完全失败.4月初,红大抵达炉霍.在随军向西北开进途中,红大也边走边教学,使高级指挥科终于完成学业.在到达炉霍前,学员即毕业分到各部队.4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迎接二、六军团”,准备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根据地”的口号下,在所控制的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积极开展整编、训练、筹集物资等项工作.红大获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教学时间.红大的校舍设在炉霍的论文范文庙内.学员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论文范文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而在论文范文庙内形成了论文范文念经拜佛之声和红大学员琅琅读书声交相辉映的独特情景.在炉霍：红大还在学习之余举办了阅兵式和体育运动大会.
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组建为红二方面军.随后,红二、四方面军按照党论文范文的指挥,共同北上.红大亦随着向陕甘宁根据地挺进,结束了在炉霍3个月的教学工作.
三、刘伯承亲自组建的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时,把红二、六军团所属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分编为红二军团教导营和红六军团教导团.红二军团教导营对外又称随营学校.红二、六军团教导营、团实际上是流动的军校.考虑到在行军作战中不可能按驻军条件进行上课和训练,便把原红四分校每期3~4个月的轮训时间改为6个月.但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基本上与红四分校相同.教员除由教导营、团领导兼任外,还有专职的.在行军中,教导营、团领导重视对专职教员生活的照顾,为所有教员配备了骡马和公务员,继承了红军尊师敬教的风尚.从长征出发到进入康藏高原的半年多的行军作战中,红二、六军团的教导营、团结合实际进行了必要的军政训练,并参加了警卫、做群众工作和一些战斗,保存了有生力量,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阶级觉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初级军政干部,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任务.
1936年7月5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尔后,红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向论文范文论文范文及红一方面军靠拢.9月,为保存干部和提高干部素质,红二方面论文范文部决定组建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因此,当9月中旬红军攻占甘肃徽县后,就在当地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红二、六军团的教导营、团学员中,一部分被统一分配,一部分留在红军大学继续深造.
1936年7月初的一天,刘伯承应邀到红二方面军,给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在这以后,第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由于有了对付敌人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训练,在遭到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
经贺龙力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出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主持过三大主力红军军事教育的人.刘伯承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和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副校长（后任）、张子意任副政治委员（后任）,陈外欧任教育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李厚坤任供给处主任.学员编为1个军事营、1个政治营、1个特科营、1个上级干部指挥科.红大课程分为政治、军事、文化课.政治课除有原红军第四分校课程外,还增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内容；军事课保留了原红军第四分校一些基本军事科目,在内容上有所改进,在上级干部指挥科增加了《兵团战术》文化课主要有语文、数学、自然常识课等.红大校领导要求学校各级领导都尽可能兼任教员和抽时论文范文课,帮助教员、学员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当时军事教员都由学校各级军事首长兼任.刘伯承为红二方面军红大的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不负论文范文.1936年9月20日,他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对加强红二方面军的军事素质贡献至大,对今天的我军军事教育仍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1936年10月下旬,红大随红二方面论文范文部抵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12月,何畏带领红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上级科学员到达陕北保安县,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二科合并；张宗逊率其他学员到达甘肃环县木钵,与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会合.自此,三大红军大学实现了大统一.
红军三大主力在长征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始终不渝地坚持办学育人.红军大学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边走边学,边打边学,用什么学什么,学了就用.红军大学的教职员和学员们除了与其他部队同样完成行军、作战的任务外,还担负着繁重的教学、紧张的学习任务.他们凭借着知识的力量,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为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培养、保留一大批革命的骨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刘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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