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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山师自考论文范文参考：中国古典园林文献研究
2. 第二篇山师自考论文样文：德性的反击—论黄宗義心学思想的展开及反思
3. 第三篇山师自考论文范文模板：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问题研究
4. 第四篇山师自考论文范例：以成长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
5. 第五篇山师自考论文范文格式：元代后期文人雅集的书画活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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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山师自考论文范文参考：中国古典园林文献研究

中国古典园林文献,顾名思义,指所有记录、说明、描写、歌颂中国古典园林及园林生活的文字及图画.依据对园林表现的深度和广度的差异,园林文献可分为主体性园林文献和附属性园林文献.另就文献体裁及内容侧重点的不同,主体性园林文献又可细分为园论、园记、园画三类；附属性园林文献则分为园林诗词、园林匾联、花谱石谱、零散园林史料四类.《园冶》并非只在明崇祯七年刊刻过,在清代还曾再刊,且不止一种翻刻本；《木经全书》和《夺天工》也并非是在日本改名出版的,而是通过商船出口到日本的.《夺天工》卷首的“华日堂藏书”“卓荦观群书”*印记、《木经全书》卷首的“隆盛堂”牌记透露了版本信息.阚铎曾言清人只李渔见过《园冶》,其实不然,有清一代除李渔外,见过《园冶》一书的还有清代伍涵芬、谢浦泰,以及《振绮堂书录》的撰写者朱文藻及振绮堂的主人汪宪及其后人.《园冶》中未涉及匾联,引起一些学者的猜测.有的说是因为匾联配合于柱、额的做法直到清代才兴盛,有的则认为在宋代的园林中题联已经很普遍.实际上,园林楹联虽在宋代已出现,但因文献记载绝少,尚不能证明已普遍,但可以确定,其在元末明初已盛行.计成未提匾联,是因分工不同.《长物志》十二卷中与园林密切相关者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几榻、器具、位置七卷.“几榻”“器具”“位置”*绍了数十种日常用具的材质、结构、用途及摆放位置,是《园冶》所未涉及的.书中处处标榜“韵事”,排斥“恶俗”,重视景物的“画意”,与《园冶》的观点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左的地方.《闲情偶记》八个部类中,“居室部”“种植部”涉及造园.与明清一般文人对造园仅泛泛而论不同,李渔不但有造园实践,且在当时及后世颇具盛名.李渔的不少观点往往和计成不谋而合.《闲情偶寄》的“联匾”可补《园冶》之缺.二书不是专门讨论造园的专著,文人笔墨游戏的成分居多,缺乏较系统的理论支撑.自唐中期至清末,园记有一千四百余篇.若以园记作者所处的时代为界,则明代园记数量最多,宋、清次之,元、唐、金、南北朝又次之,汉代数量最少；若以园林所在的地域为界,则江苏最多,浙江、北京、河南、安徽、河北、上海次之,其余省份数量较少.本章先就园记的概念、园记的兴起及发展、园记的写作方法及目的、现存园记的概况及园记类型作简要概述,再从园记对园林的描写与表现、园记对园林生活的再现与歌颂、园记对园林史的勾勒和梳理、园记对景观命名方式的记录和反映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最后以园记的主题作结.园画的主要功能在于描绘园林景色及布局、再现园林生活,前人对前者研究较充分,对后者关注不够.园画所描绘的园林生活主要有两个主题：其一,男性的娱乐,如博古、品茗、消夏、行乐；其二,女性的世界,如耕织、梳妆、乞巧、拜月、读书、吟诗、奏乐、弈棋、博古、赏花、斗草、观物取乐、荡秋千、蹴鞠、捶丸等,按其性质,可以概括为宣扬教化、祝愿祈祷、修身养性、休闲娱乐、活动消遣五类.园林诗词中所描述的园林景象往往属于泛指,并非写实,但园林诗词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诗词中营造的“园林意境”也不容忽视.园林匾联,是富有人文气息的园林区别于纯自然风景区的重要标志,对园林景物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花谱类文献中,花木真正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有关花木的种类、产地、名称由来、生长习性、培植方法等,被以接近自然科学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石谱等论石著作,对历代造园所用石材的产地、特性记述尤详,可以弥补园记中多以“奇石”“假山”笼统描述石品的不足.方志是记载衙署园林的文献宝库.《舆地纪盛》“景物”门已有园林亭馆的记载,《方舆胜览》中涉及园林的门类增多,崇祯年间的《太仓州志》中出现“园林”条目.笔记体散文著作中不乏珍贵的园林史料,如《癸辛杂识·,别集下·,药洲园馆》记载的园中三副桃符,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园林楹联.先秦史书记载苑囿仅及名称,汉代史书中有关园林的文字仍很简约,但据其记载已约略可知皇家苑园的名称、数量等情况；在记载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史书中,有关园林的记载有所突破,记皇家宫苑一改前代史书中“某年月幸某苑”等流水账式写法,添加了场景描写及议论,所记私家园林不再仅以姓氏冠名；新、旧《唐书》中关于园林的记载显著增多；《宋史》记帝王游幸御园的频率远高于前朝及后代,《宋史·,礼志·,嘉礼》增加了“游观”条；元明清三代史书中有关园林的记载非常罕见.通过史书,可以大致梳理出历代苑园管理机构的更迭情况.小说分文言和白话,白话又分短篇和长篇.文言小说以笔记体小说为代表,《剪灯新话》中的很多故事发生在园林闺阁之中,是“庭院式”言情小说的较早作品,《聊斋志异》继承了明代庭院式言情小说的写作模式,并使之更为细腻、写实,人物形象更丰满,故事场景更生活化.白话短篇以“三言二拍”、《十二楼》为代表,其中有关园林的文字,多半止于外部景观描写,偶尔会涉及居室布置.白话长篇以《红楼梦》为代表,书中关于大观园的描述,几乎涉及造园各个方面,对园居生活描述尤详.《红楼梦》中的园林既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又是情节发展的有力推手,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脉络的起伏起到衬托、映射、暗示的作用.园林微环境与人物性格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园林第一次在小说中被赋予生命,一改短篇小说中千篇一律的园林模式.由于作者思想深度、艺术修养、写作意图等的差异及文献体裁的不同,致使各类园林文献风格迥异.但各种园林文献之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既各有分工,又相互重叠,很难明确分出楚河汉界.还原一座历史名园,往往各类园林文献都要参考.从园林文献中可以抽绎出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特性.关于此点,前人成说主要着眼于园林所呈现的外部景观,偏重于显性的设计层面,对古典园林隐性的思想层面的艺术特性认识不足,尤其是物质性、私密性方面.

第二篇山师自考论文样文：德性的反击—论黄宗義心学思想的展开及反思

明清更迭之际的儒家学者,多半怀抱着一种救世的情怀反省有明一代的学术,黄宗羲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思想并不像朱熹、王阳明那样具有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理论特色,但他对明代学术,特别是心学的反省对理解整个明代学术的走向来说则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在他的身上,尤其鲜明的体现出那种救世情怀影响下的学者的批判原则,这之于当今儒学研究界,仍是具有恒久价值的思想主题.

本文着重讨论黄宗羲的心学思想,以及心学背景下的政治理论建构和他对明代儒学的反省批判.他的心学思想基于其师刘宗周的思想展开,对有明三百年学术演变持有一种“道德”的、“实践”的批判立场.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所表露的政治理论观点正是基于这种立场而对明代政治史所作的“本原性”反省.他的政治理论强调：政治乃是道德之于公共领域的一种延伸,即君主手中的权力源自他所具有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假若君主不具备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他手中握有的政治权力也就是不合理的存在.在这个基本观点的支配下,他描绘了一种上古三代时“道德”与“权力”合一的人者形象.在他的眼中,这即是最完美的君主形象.三代之后,由于这合一的“权力”与“道德”趋向分裂,因此“人者”的形象在后世不得不蜕变为拥有上古“道德”色彩的儒者和代表世俗“权力”的君主二者.他们的合理共存,或者按照他的描述：“共治天下”,即代表着后世政治的健康发展方向.任何打破或者无视“道德”、“权力”合一这一基本政治原则的政治努力都被视为是乱世的特征.

他的《明儒学案》一书则系统的阐述了他对明代儒学发展状况的观点.他认为有明学术可大体分为两条发展线索：第一条线索即自白沙至阳明再至泰州；第二条即自白沙至甘泉再至蕺山.陈白沙之前的明代儒学基本仍延续了宋儒的旧思想,并没有明代自身的思想特色.自白沙开出具有主体性特色的工夫之路后,明代的儒学才算是走上了具有自我特色的发展之路.阳明与阳明后学的演变状况可以说是明代思想的主流.黄宗羲在书中一方面极为详尽的阐释了阳明学自身的演变情况：将江右学派视为阳明思想的正统传人；一方面将自甘泉至蕺山一系比作映射阳明学的一面铜镜,认为阳明思想的优点和弊端都在蕺山的思想体系内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解决.促使他做出将重视后天修持的江右一派定为王学正统和将重视“迁善改过”的蕺山思想定为明代思想总结者的结论的主要理论原因即是他自身继承自蕺山学的重“道德”、重“实践”的批判立场.

不仅对明代儒学,黄宗羲有一种史学化的理论总结倾向；对宋明两代的儒学发展,他也有着一种史学的思想自觉.因此,在他的视野中,明代的心学并不是异于宋儒的另类学问,而是内涵于宋儒道学传统内的更为精细化的主体思想.因此,他对明代学者的评判就往往表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即在大的宋明儒学传统背景内,以“求同存异”的方式解析明代学者思想.自江右至蕺山,黄宗羲之所以将其注重*和道德修持的思想判为具有正面意义的明代思想,是因为他出于承接宋儒的目的而如此做,此是他“求同”方法的学术史应用.阳明以及其后学的主体性道德学思想因与宋儒的传统大相径庭,所以在他看来则属于不得不“存异”的一段史料.他对阳明学或直接、或间接的批评,是书中处处可见的.

黄宗羲本人的心学思想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即他自身重“道德”、重“实践”的立场使得他较为重视儒者的道德操守和经世能力.因此在他晚年所作的《明儒学案·,自序》中提出了与陈确思想十分类似的“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观点.第二即他对蕺山思想的阐释几乎可以视为其心学思想的全部,而他所继承的蕺山思想则主要可以凭借“慎独”、“义理圆融”和“气化流行”三条宗旨加以把握.这其中,自气化流行的宇宙视角下如何“圆融不二”地对待宋儒传统的“心”、“性”、“理”、“气”概念,如何从中推衍出道德修持之于人的支配意义,则是其心学思想的努力方向和义理规模.

然而要理解黄宗羲这一段的思想历程,就不能不涉及到对刘宗周本人思想的闸述.蕺山思想不仅对黄宗羲的生命来说,具有不可撼动的原则意义,而且还是《明儒学案》一书中汇通各家思想宗旨的纲领式思想.从这个角度上讲,于本文中对蕺山思想以及其思想的学术史意义进行详尽的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了.

蕺山思想的发展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即早期的慎独说,第二即中期的诚意说,第三即晚期的气化流行说.黄宗羲因自身心学素养的原因,对勾连蕺山早期和晚期思想的诚意说一直没有合适的理解.他在《孟子师说》一书中虽然极力想要通过主体的角度赋予他的气化流行思想以必不可少的道德意义,但这种发明人自身主体价值的努力最终还是消亡于存有义的气化流行说所带来的阐释便宜中.

蕺山思想的学术史意义即在于他对阳明思想的定位,他认为阳明思想最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其发明本心时“轻于向上指点”.因此他从后天工夫之于人的必要性的角度出发对阳明“道德本心”的良知说做了许多批评和新的阐释.他将阳明所确立的主体性道德学思想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发明工夫入手之方向的指明意义上,而将王龙溪的思想视为对阳明良知说的一种滥用；将江右学派的思想视为种对龙溪和泰州后学滥用良知说现象的工夫救正.他曾慨叹自己殉国的门人王毓蓍说：“吾数十年来,只得此一门人.”这种道德立场的坚持,即是本文用以理解刘、黄二人以及其背后的明代儒学演变过程的切入点.

第三篇山师自考论文范文模板：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问题研究

晚近十余年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即通常所谓的“三农问题”,业已成为我国学术界探究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推行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改革；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已连续十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农村工作进行部署.农村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大战略、大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重点,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四化”的融合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是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转型发展最鲜明的特征.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在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损害教育公平、恶化教育生态、制约乡村社会发展等诸多问题,近年来已广受社会各界质疑.农村教育是农村的希望,直接关系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三十年曰世.”历史正站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三个三十年新的历史起点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现端倪,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机遇前所未有.建设美丽中国呼唤美丽乡村.高度关注、深入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问题,对于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收集梳理诸多资料基础上进行认真处理加工,通过实证分析和理性思考,努力做出在理论上富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在实践中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由七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界定、研究设计等内容,为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平台.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农村学校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农村学校是引领农村文化的核心、农村学校的历史嬗变、农村学校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从宏观理论论述和微观*描述对当前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对农村社会、农村教育及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第四章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基础上,对当前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困境进行了综合概括.第五章是本文的理论论述部分,从理论导向、政策逻辑、动力机制、*难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理性反思.第六章是建议部分,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农村中小学科学布局的理念、政策、策略三个层面进行了思考,从农村教育理念转变、布局政策调整、具体策略操作等提出了建议.最后,对全文进行了小结,并对农村教育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本研究成果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将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微观研究与当前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紧密结合.研究认为,农村基础教育在破除城乡二元藩篱,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要遵循农村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律,对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审慎决策,坚持调整与保护并重,着力走出一条公平正义、集约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新路子.第二,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教育变迁基础上,重点研究新世纪以来农村中小学变迁问题,或者说重点研究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城镇化快速推进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中小学新的阶段性特征.第三,通过加大对城镇化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引发的巨大变化的研究和解释力度,尝试建立农村中小学与农村社会、城镇、民间、政府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研究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上的创新：

1.在研究视角上,选题突破当前诸多囿于教育系统自身讨论农村学校撤并的桎梏,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放在当前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视野中进行整体研究.

2.在理论阐述上,在整理、吸收国内外大量资料,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历史演变和农村学校变迁进行扎实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城镇化对农村学校的影响,并根据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论述,初步提出了几个新的理论表述.一是确立以2012年11月十八大胜利召开为标志的城镇化发展新时期.二是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历史阶段划分进行了创新,以2012年9月《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为标志,进入了理性反思发展的新阶段.三是将改革开放前、后及十八大以后三个历史阶段,进行三个三十年的历史分期及其对农村教育提出新要求.四是在农村中小学科学布局方面,在理念上提出了“提高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科学化水平”和“走中国特色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之路”等新表述新概念,在政策上提出了健全布局调整相关机制、构建城乡义务教育统筹发展体制等改革新思维,在实践策略上提出了制定科学布局调整标准、规划“小城镇”与新型农村社区学校、支持农村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发展、开展农村“小微学校振兴行动”等乡村教育形态重建的具体建议,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3.研究思路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牢固树立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理念,突出现代化建设大局观念和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为契机,积极探索实现统筹城乡教育改革发展,农村教育与推进城镇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之路,以期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充分发挥农村教育的功能和价值.

4.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理性研究态度,分别以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为线索展开,注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突出宏观探究与微观叙事、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现实与未来相关照,努力实现跨学科研究,是作者特别加以注意的.

第四篇山师自考论文范例：以成长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

如果说有一种理论曾经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占有绝对的话语主导地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实施并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种理论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西方大众高等教育学说是存在激烈争议的学说,大众高等教育的实践也是负面效应与正面效应兼具的实践.但在中国,由大众高等教育学说变种而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曾经被奉为圭臬,高等教育大众化一度成为战略选择、政策导向和追求目标.对这一理论及其实际效果的评价分歧巨大,这些褒贬与反思将对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路径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目前对于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的争论,关注点还是时下的问题和短期的对策,没有将大众化问题放到中国高等教育宏观历史、长远目标和根本使命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讨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众化的主旨、目的、主轴和坐标都应当是高等教育成长.缺少成长理念是目前大众化理论混乱和实践困境的症结所在.“高等教育成长”概念着眼点是中国高等教育自身的文化传统、教育生态、制度体制、现实境遇,它涵盖了大众化的外显目标——通过规模增长使更多的人接受有质量保证的高等教育,和内在的要求——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高等教育的教育体制、机制、品质的提升和教育理念的创新.它试图摆脱“高等教育发展”这样从经济学移植的、具有外铄意蕴的概念,为本土高等教育确立其内在的、主体性的目标尺度.本文正是将大众化作为实现高等教育成长的契机,沿着剖析问题并提出论点——重新解读理论——在比较基础上界定自身“问题域”——提出对策措施这样的主线,来展开论述的.

导论部分简要概述了问题提出的背景,即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和实践的困境,界定了“高等教育成长”概念在外显层面、制度层面、理念层面的多重含义.提出了“将大众化纳入高等教育成长视野之中,以探索解决本土高等教育问题、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主题,简要分析了这一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正文的第一章,回溯高等教育大众化从理论到政策再到实践的过程,剖析了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缺少成长的大众化实际上是大众高等教育学说的一个畸形与变种.名实不符的大众化不仅加剧了以精英教育为目标的基础教育与以大众教育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的衔接矛盾,而且造成高校分类与定位混乱、“教育性失业”、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表面繁荣实际上延迟了高等教育成长需要的管理体制、招生制度、专业结构、教学质量评价、人事管理等方面的紧迫改革.作为应对大众化问题的措施,“内涵发展”成为主导话语.但它原本是规模扩张的措施之一,即使其概念内涵后来发生了位移,主要意思就变成了以质量为主导,也依然是过度解读的结果,印证了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对发展经济学概念的生硬移植,反映了我们理论创新的缺失,与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构成了以发达国家为蓝本的研究范式一样,“内涵发展”无法涵盖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即成长问题.因此,确立以成长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观念,是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它要求具有着眼于国情的“问题意识”、具备民族自身的“价值坐标”和摆脱自身局限性的“超越眼界”.

第二章从成长视角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将大众高等教育说置换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其实是出于现实需要而对文本的过度解读,即:过度突出大众高等教育说在西方高等教育理论中的地位,漠视这一理论的对立面,过度突出大众高等教育说在马丁·,特罗高等教育阶段论中的地位,并演绎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过度突出西方教育大众化理念中大众高等教育部分,略去了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是整个教育大众化的延伸和成长这一理论的背景.人为编织的高等教育研究这一宏大叙事,造成了目前独特的“大众化”语境,体现出我们正进一步移植西方大叙事思维.大众高等教育学说是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倾向、尤其是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本土成长”的产物,布鲁贝克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论的提出为大众高等教育学说提供了认识论依据.从成长视角来看,特罗的高等教育阶段学说建构出一个高等教育成长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关注点是高等教育随数量扩张而发生的质的变化,揭示出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方式的嬗变,并构成对精英教育的解构力量.

第三章通过对中美高等教育成长过程中的大众化问题的比较,来阐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面对的不同“问题域”.美国高等教育是市场主导模式,具有极其特殊的功能与结构,不存在一个*机构来维持与监督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统一标准,也没有一个对整个系统来说必须维持的统一的学术标杆,早在进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前就已经形成了适应大众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和结构上的框架.这样,基于自身独特性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就值得思考.同样,中国高等教育的独特性是思考中国高等教育成长问题的起点.我国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国家控制模式,国办教育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政府财政以外的补充性财源奇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不发达,传统上高等教育一直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现实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学历身份社会”,厚重的文化国情构成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柔性制约.在现实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事境下,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学的“问题域”,重建大学精神,建立本土的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走“本土成长”之路的必然.

第四章论述了大众化契机下中国高等教育成长的主要措施.首先是要超越移植替代论与依附发展论的宿命,实现从“他者”的大众化到“自者”的大众化的历史性转换.其次是要将利用大众化这一理念创新的“密集区段”,超越高等教育惰性,转化高等教育价值观和质量观.再次以大众化为契机创新高等教育办学制度、体系分层制度以及高校招生、学习方式和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制度.最后,从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出发,改变大众化过程中的行政权力本位现象,提出“‘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适用于高等教育”的观点,认为高校评估与质量监督的社会化是体制变革的方向之一.

第五篇山师自考论文范文格式：元代后期文人雅集的书画活动研究

透过对以玉山雅集为代表的元末江南一系列文人雅集的梳理,本文考察了元末江南文人以书画为主线的文人雅逸生活和他们的群体世界.这一时期参与雅集的文人构成开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官吏、商人、方外、工匠广泛参与雅集相关的书画活动,普通文人成为雅集主体.雅集参与者的身份与前代相比出现很大差异,这种身份地位的差异势必影响他们对绘画风格的选择,随着文人画活动的开展,从形式到语言都形成了与“文人画”明确对应的绘画样式.雅集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与其他画家交流的机会,也让参与其中的画家能够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古代大师作品.

进一步看,这种交流活动势必会对参与画家的作品风格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同时参与者在艺术品鉴和画史认识方面也会通过交流产生一些独到见解.通过画家交游活动可以发现,很多后世渐渐被忽略的画家在当时的风格形成过程中其实也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此外,参与者的身份也呈现多元化,其中虽然有很多书画家,但是更多还是喜爱书画却不一定亲身实践的文人,雅集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普及最新的艺术理念、取向和鉴赏品位.如将这段书画活动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脉络中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元末文人雅集的兴盛表征着宋元以后文人群体的逐渐形成,群体内部越来越具有同质化的趋向,这些条件都促使文人画成为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绘画样式.

雅集中一系列的书画活动也是参与者、画家与更广大的接受群体之间一个有效连接点,大部分人虽不是书画家,但他们作为直接的接受群体,在书画风格的传播和发生影响的过程中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部分文人在雅集中首先是作为艺术品欣赏者的角色,随后又在所处的文人群落中起到艺术趣味传播者的作用.丰富多样的雅集活动成为文人展示自己多样才华的平台,借助共同参与进而形成一种共同切磋艺术的氛围,不同风格的画家共同参与雅集,在共同创作、互相题跋品鉴的过程中进而又互相影响.诗文书画的往来唱和、文人的共同出游宴集,是普通士人建构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方式,进而成为士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交往方式.雅集中也出现了诸如诗画轴、诗画卷这种独特的绘画创作方式,并在绘画风格的选择上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范.雅集活动所形塑的绘画创作方式对后世绘画,尤其是吴门画派的崛起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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