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闹剧:康有为西安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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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民国时期,古城西安发生了一起舆论哗然、中外震惊的康有为“盗经”案.康有为究竟是否盗经?说起来,这一段“龙门阵”颇值得一摆.
西安城内有一座建于隋朝的“福应禅寺”.后来,“画圣”吴道子来此拜佛,为寺内画了一幅观音像引起轰动,遂将寺名改称“观音寺”.传至宋代,寺内僧人维果善睡,常静卧寺中,人称“卧龙和尚”.久而久之,名声远扬,宋太宗传旨寺院更名“卧龙寺”,逐渐发展成为西安城内从事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
民国十二年（1923）十一月三十日,康有为在陕西近代著名学者、康氏及门弟子张鹏一和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的秘书纪后等人陪同下来到“卧龙寺”,为陕西佛教会讲演.会后,“卧龙寺”住持定慧法师陪同康有为观赏了寺内的珍贵文物——“幽冥钟”“大悲心陀罗尼经幢”、隋朝石碑、观音像石刻、新生代化石做的拜石以及慈禧避难西安时赐赠的西藏贡品碧绿玉香炉、珠宝镶成的千手观音.
闲聊中,康有为听说“卧龙寺”内珍藏有南宋碛砂版《大藏经》,兴趣颇浓,一再恳请定慧法师取出一睹,开开眼界.
定慧法师不好拂康有为的面子,便引导众人登上藏经阁,只见佛经架上一字排开五个楠木大柜,柜门上雕着四个大字“钦赐龙藏”,四周描有金彩龙纹.
定慧法师打开柜门,取出经卷请康有为观赏.康有为打开经卷,心头一阵狂喜：这《大藏经》纸质坚实,字迹秀丽,且又系海内孤本,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啊！然而翻着翻着,他眉心间挤出一串疙瘩：“法师,这《大藏经》怎么残缺不全且又生了书鱼（蛀蚀书籍的小虫）呢?”
定慧法师长叹一声,说：“道光年间此寺曾经荒废,一度被戏班子占用.外行人怎知此經之珍贵,随意处置,散失不少,咸同间循例晒经,又遭雨淋,经卷受潮,岂能不生书鱼?”
康有为心想：身在宝山不识宝,长此以往,这价值连城的《大藏经》还不知被糟蹋成什么样子呢！
康有为望望身边陪同的张鹏一、纪后等人,激动地说道：“《大藏经》实乃无价之宝,倘能影印出版,以广流传,无疑是佛学界一件盛事！”
定慧法师尚未开口,张鹏一连忙随声附和：“恩师所言极是.此举若能实现,实在是功德无量！只是西安尚无照相制版印刷设备,实施困难.再说经卷不全,又如何付印呢?”
康有为笑道：“西安不行,可运往上海印刷.至于残缺经卷,也并非无法补齐.有为家中即藏有元朝普宁本,北京松坡图书馆藏有宋朝思溪本,叶恭绰藏有宋朝景定陆道源本,福州涌泉氏藏有元朝亦黑迷失本、狼山之明朝永乐本.若法师允许,康某愿将这不全的旧经带回补齐,交付印刷,出版后即回赠一部新经,以便珍藏.如何?”
“这等”定慧法师颇有些犹豫.
康有为看出定慧法师的心病,于是慨然保证：“法师放心,我康某说到做到,决不食言.倘有疑虑,康某愿写明合同,签字画押,以作保证.”
张鹏一忙敲边鼓,劝说定慧法师.纪后为了取悦康有为,也帮着劝说,甚至打出了刘镇华的招牌施加压力.定慧法师无法招架,只好点头应允.康有为当即写了合同,这才兴冲冲告辞而去.
回到下榻的可园,康有为立即派中州会馆负责招待他的官员带上马弁,押着一辆轿车去卧龙寺拉《大藏经》.
由于卧龙寺内部管理混乱,《大藏经》中夹杂了其他藏经,所以在拉《大藏经》的同时,竟将别的藏经一起拉走.寺内一些僧人本来就对此事持反对态度,发现这种情况,顿时群情激愤,要找康有为讨回经卷.康有为听说后,认为是小事一桩,把错拉的经卷完璧归赵就可了结.可他没有料到他来陕后的言行和举动早已激起陕人的不满和反感,这“小事一桩”竟成了导火索,引爆出一场驱逐他的政治风暴.
原来,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激起陕西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刘镇华请康有为来陕游历、讲学,意在借圣人之口压制新思想、新文化在陕西的传播,维护他在陕西的统治.康有为来陕后在易俗社大放厥词,为刘镇华歌功颂德,引起陕西进步人士的愤怒和.继而在游历陕西各处名胜古迹时,他又仗着自己知识渊博,常常提出一些问题考问陪同的省府大员、地方官吏.有回答错误者,他便以师长身份加以训斥,闹得省府大员、地方官吏当场出丑,渐渐对他产生了畏惧、不满和反感.
偏不巧竟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发生了卧龙寺“盗经”事件,终于将陕人对康有为不满、反感、愤怒的情绪推向了最.
首先是陕西思想进步的开明人士相互串联,发起组织成立了陕西古物保存会,公推水利专家李仪祉、西安会长杨叔吉为代表,去省议会找议长马凌甫说明情况,请求支持.适逢省议员兼法院律师陈松生在座,他愤愤不平地说：“康有为派人搬走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经卷,就是盗窃行为,就要追究法律责任.”马凌甫当即表示支持.于是几个人推举陈松生以陕西古物保存会名义向地方法院起诉,同时分别通知省内外有关人士,请予声援、支持.
陕西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后,先派法警持拘票前往康有为下榻的中州会馆可园拘拿康有为归案,然后派员去省府通报情况,意在使刘镇华无法庇护.由于会馆门卫坚持没有刘省长手令不准拘人,法警将拘票交康有为过目后返回,才使康有为避免当众出丑.
上海著名的帮会头目徐朗西（陕西三原人氏）收到陕西古物保存会的求援信,立即请人画了一幅“康圣人盗经图”,配上“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标题送报纸发表,瞬时举国皆知,中外轰动.
更有甚者,渭南名士武念堂激于义愤,写了一副极尽讽刺之能事的对联贴到中州会馆门上,联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额：“王道无小”.
此联充分发挥了歇后语的妙用,语末之词隐而不言,反而更加犀利、辛辣.上联出自《礼记·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隐去“妖孽”；下联出自《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隐去“贼”；横额则根据“王道无小康”,隐去“康”.总而言之是骂康有为是“妖孽”,是“贼”.
康有为没想到竟掀起轩然大波,大为恼火.他一面派人将《大藏经》和混杂的其他经卷送还定慧,撤销签订的合同；一面亲自去见刘镇华,申诉陕西人对他发生误会的委屈,提出要离开陕西.
对康有为来说,自然希望刘镇华能表示挽留,出面替他澄清事实,挽回名誉.不料刘镇华听后竟然沉吟未语.他原先想借康有为的名望给自己脸上贴金,没想到适得其反,受到国内舆论的攻击,骂他伙同康有为盗卖文物,闹得他有口难辩,很是被动.康有为既然要离陕,他乐得顺水推舟,便说：“路上寒冷,请先生购置了冬衣再起程,如何?”
康有为心中不快,可又不便有所表示,于是开了好长一列衣服单子交刘镇华,计有各种狐皮袍子一百多件,也算出了心中一口愤愤不平之气吧！
民国十三年（1924）元月六日,康有为结束了在陕的游历、讲学,离开了西安古城.刘镇华既没有倾城相送,也没有在督署设宴饯行,仅仅在中州会馆“菲酌”了事,比起康有为入陕时的气派场面,未免有点“前恭而后倨”了.不过康有为也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临别仍不计前嫌,题诗相赠,将刘镇华恭维一番：
可园多月泉石娱,适馆将军礼数殊.台筑黄金惭国士,曲歌白雪愧鸿儒.回廊步月桥通水,广座延宾遵酌衢.竹里行厨花下马,应留佳话好贤图.
一场中外震惊的康有为“盗经”风波就这么不了了之.
8年之后,朱庆澜、叶恭绰、狄平子、徐乃昌等人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为了影印南宋碛砂版《大藏经》,该会在西安设立了“影印宋版藏经会西安办事处”,苦干10个月,耗资23.44万元（成本费）,印书500部,终于使无价国宝南宋碛砂版《大藏经》重见天日,广为流传.说来,康有为首倡之功,也是不该埋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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