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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计算机系毕业论文范文参考：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与专业教育之研究
2. 第二篇计算机系毕业论文样文：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
3. 第三篇计算机系毕业论文范文模板：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研究
4. 第四篇计算机系毕业论文范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
5. 第五篇计算机系毕业论文范文格式：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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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计算机系毕业论文范文参考：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与专业教育之研究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有三:了解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历史发展与现况:探讨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历史发展与现况,讨论台湾中医专科医师制度建立之可行性.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供相关单位及人员改进及发展中医之参考.

研究方法

为达成研究目的,在历史研究法架构下,以文献探讨、文件分析、比较研究、半结构性访谈及德怀术专家咨询问卷等方式作为数据搜集与汇整方式,偏属于质性研究方法,同时兼具专家意见量化分析.

研究成果

1.台湾中医师专业地位随历史发展不断提升

台湾中医发展至今日,已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从业者由早期巫师、儒医、跟师或自学者,演变为国家立法规范经考试及格受社会认可之中医师,中医教育也由传统家传、师承、自学、私塾等形式发展至现代学校教育.

其间历经西方医学传入冲击与日据时期中医学几近毁灭之危机,与台湾中医界先进筚路蓝缕设立中医院校,和透过各类中医师执业资格考试培养台湾中医人才,同时藉由政府立法,强制中医师参加公会*执业登记,及透过中医师公会与各中医医学会等专业团体实施中医师继续教育.整个台湾中医师专业化动态过程与专业性可由历史发展演进来建构分析.检视专业知能、专业资格、专业组织、专业成长、专业*等多项专业特征,台湾中医师已然具备,现更要努力者是追求专业权威之不可取代性.

2.中医师执业资格考试与专业院校教育造就台湾中医人才

台湾中医师之考选,因应历史背景、社会需求、教育及医疗水平等因素,区分为正规医学教育和非正规医学教育两大类.经由考试评量拔擢各类或经师承或经学校教育培养之中医人才,促进中医事业之发展.

1943年公布之《医师法》明定中西医师地位平等,将中医、西医并于一法规范,条文第3条规定中医师检核考试资格,其中一项应试资格规定为中医专科以上学校毕业,但当时医药行政与教育部门仍以西医为主,中医界人士屡向政府要求成立中医学校或允许成立私立中医学校,均未获准,故全国无人能符合此一条件,此法形同虚设.1945年台湾脱离日本殖民地统治,回归国民政府接管,初期中医师养成方式,只有考试院举办之中医师考试.由于中医学校阙如,为甄拔中医人才以供社会所需,考试院于1946年举办第一次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其应考资格宽松,当时台北考区录取2人.

医师执业资格认*度乃国家法治之体现,其所规定之应考资格应与人才培养制度密切配合,教、考、用始能合一.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原本在中国本土之中西医论争与互动也延伸至台湾,几经波折,1958年中国医药学院成立(后改名为中国医药大学),在创建者中西医师法律地位和教育平等之主张下,以“恢复传统中国医学,吸收西方医学新知,融入中国传统医学”与“促使中西医融会贯通,进而建立新医学体系”为创校宗旨,其在1966年以前仅开设中西合一之医学系,1966年教育部核准该校成立中医科(后改名为中医学系),培养中医专业人才,此为台湾以正规专业教育培养中医师之滥觞,1972年第一届中医学系毕业生为申请中医师检核考试之主要来源.然而当时中医正规专业教育未见普及(1972年第1届毕业生仅43人),而民间不乏师承自修有得之士,因为不具备相当之学历,无法参加中医师检核及特种考试,取得中医师执业资格,且原制定之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应考资格规定,以曾担任公立学校或乡镇公所以上之医疗职务为应考试资格之一,难脱密医漂白之嫌,极为社会诟病,各方建议应予修正,在社会对中医师仍有殷切需求下,考试院数次邀请有关人员举行座谈会,咸认为在中医学校尚未普遍设立之前,应举办中医师检定考试,以为中医师进身之阶,弥补台湾中医人才不足,满足社会对中医医疗之需求.故1968年4月2日修正公布《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规则》,删除“在机关团体担任中医治疗工作3年以上,有证明文件者”之应试资格,增列“经中医师检定考试及格者”,使自修研习中医有成者,取得中医师特考之应试资格.又鉴于中医师特考及格人员多系自修苦读,缺乏临床训练,考试院1988年《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笔试及格人员训练办法》规定:自1989年起,凡以中医师检定考试及格报考中医师特考并经笔试及格者,均应接受为期1年6个月之基础医学及临床诊疗训练,训练期满核定成绩及格者,始完成考试程序,发给考试及格证书.

早年《考试法施行细则》即已明订中医师为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1998年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53号解释:“各类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之执业,攸关人民生命、身体、财产安全至巨,因此其执业资格之授予,应视各类科性质及其专业领域所应具备之专业知识为考虑,自应循完整之正规专业教育及实习养成方为正途,以确保人民之生命财产安全.”加上医事技术日新月异,医疗*更有赖教育熏陶,台湾中医师培养走向正规学术化.同年(1998年),长庚大学在创办人王永庆“研究中医以补西医之不足”指示下,于医学院中成立中医学系,每年招生50名,中西医双主修修业8年.1999年12月29日《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修正公布全文27条,并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该律法取消检核制度,将检核精神融入考试,其后2000年6月14日修正之《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也为中医师检定考试订出“落日条款”.因此2001年1月1日起不再受理中医师检核,而于2000年12月31日前申请中医师检核并经核定准予笔试有案者,得于2001年至2005年内继续参加中医师检核笔试,2006年中医师检核考废止停考,至于中医师检定考试则规定2005年为最后一次受理新案报考,2008年旧案补考划下句点,2009年停办.为此考试院特于2000年12月30日订定发布《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中医师考试规则》,其应试资格规定均为接受正规医学专业教育者,另2002年1月16日也修正公布《医师法》全文43条,其第3条第3项规定中医师特考于2011年*最后一次考试,因此2012年以后中医师高考将成为取得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唯一管道,即必须具备完整之正规专业教育及实习养成方可成为执业中医师.同时《医师法》第8条第1、2项规定:“医师应向执业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执业登记,领有执业执照,始得执业,医师执业,应接受继续教育,并每六年提出完成继续教育证明文件,*执业执照更新.2009年4月22日之前,执业超过6年之中医师必须提出修毕继续教育180学分之证明檔,始可*执业执照更新,否则无法再执业.台湾藉由立法执行中医师继续教育并与执业执照更新换证结合已具体落实.

3.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精致化发展取向

台湾中医教育改革在课程设计、教材教法、师资精进与教学评鉴上,不断追求卓越与高质量之教育产出,所培养学生参加中医师资格考试及格率年创新高,并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及运用视听媒体等强化教育质量,且创新将中医经典医籍融入现代基础医学理念规划出新课程,引进问题导向学习、临床技能教学等提高学习动机之教学法.精致教育(betterness education)卓越性、绩效性、科技性和创新性等四个主要特征,印证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发展现况.

4.台湾建立中医专科医师制度在中医专业团体与卫生行政部门结合规划下可行

(1)关于制度设计原则:中医师分专科执业为专家认同,专科医师培养质量监控应由中医专业团体与卫生行政部门共同执行,且应为开放系统,接受各方监督.

(2)关于专科医师培训制度:专科划分应本着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原则进行,专科医师培训可采取双轨制及2+X培训模式.

(3)关于专科医师准入制度:台湾中医专科医师之甄审,各科每年至少*一次,且不能限制医师执业只能从事某一项专科:卫生署不宜依专科医师人力供需作名额增减管控:专科医师之申请资格、甄审程序步骤、甄审方式、测验科目、范围、时间,计分及合格标准等由各专科医学会拟定甄审办法报请卫生署公告施行:甄审以笔试为之,并得实施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外国之中医专科医师资格经审查该外国专科医师制度、训练过程与台湾相当者,仍需实施笔试、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

(4)关于专科医师管理制度:台湾中医专科医师制度施行前应建立种子医师制度,已领有专科医学会所发给之专科医师证书并经卫生署审查合格者,仍需接受2+X年教学医院训练,惟三年内申请专科医师甄审,得免笔试、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台湾中医专科医师训练医院评鉴应由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规划*,培训经费采政府补助、培训中医院所出资及个人适当负担之方式.

5.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专科医师培训与继续教育制度应形成连续与完整之医学教育体系.

建议

根据研究研究结果、文献探讨及专家访谈意见,对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执业资格及中医专科医师制度,提出建议.

1.中医师专业教育方面:实施中医学专业认证,创新师承教育融入院校教育体系,并结合毕业后医学教育、继续教育等多元传承,形成连续与完整之中医学教育,成就高级中医临床人才,重视临床学习经验,争取中医住院制度.

2.中医师执业资格方面:重视临床技能,采取三阶段国家中医师证照考试:结合中医教育改革,继续优化试题内容质量.

3.在中医专科医师制度方面:制度实施前加强宣导并修订相关法令,教育部认可之教学医院评鉴,中医专业团体也应接受评鉴认可.

4.后续研究者之思路:中医专科医师问卷对象可扩及病患,可探讨中医教育中西医结合、中医学课程比率、及全科或专精分化之相关议题.

第二篇计算机系毕业论文样文：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

华南地区建筑的发展,因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区位、以及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既“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华南地区建筑教育的主线是自1932年由林克明先生在广东省立工专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开始,历经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工学院（*期间曾改名“广东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重建筑技术、重工程实践的建筑专业教育体系,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

华南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整体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其研究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课题,正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基础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华南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华南建筑教育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华南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华南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填补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现在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开放、融合、务实、创新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们共同的内在学术品质.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及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特质得以充分体现.华南建筑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强调基础训练、注重理性分析、重视功能和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实践的教学思想,初步建立起以学为主,学、研、产“三结合”的建筑人才培养模式,为华南建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第三篇计算机系毕业论文范文模板：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研究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高度综合以及系统化、整体化的趋势,学科交叉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在当今社会从学科范式向学科交叉范式转型的大背景下,为应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迅猛发展以及社会飞速发展派生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带来的挑战,研究生培养逐步从学科模式向学科交叉模式转变将成为主要趋势.构建多学科集成与交叉的培养环境与机制,培养未来能够解决综合性重大科技和社会问题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已经成为各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共识和趋势,也是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课题.

与传统研究生培养相比,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具有知识多元、问题导向、协同创新等特性.知识融合的内在需求,社会发展的外部驱动,大学发展的重要路径,以及研究生全面发展的深层次需要等,成为当前深入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推动力.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历史与现状.美英日等发达国家较早地开展了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其主要特点包括：国家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为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顺利开展提供政策与制度保障；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模式多元化并取得实效等.近年来,我国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由于原有的专业化研究生培养观念根深蒂固,各种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主要是围绕专业化培养模式建构的,因而,我国大学在推进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和实现研究生培养模式转型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观念滞后、制度瓶颈、组织障碍、支持不够等一些不足之处.

从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参与者——研究生、导师和管理人员等不同视角出发,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对上海交通大学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组成要素对培养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培养质量受到科学研究、学位论文、资源配置、招生方式、培养目标、学科文化、导师指导、考核评价、学术交流和课程教学等组成要素的显著影响,其中,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影响最大.实证研究表明：在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重要性上达成共识,超高比例的被调查者都关注过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普遍对当前开展学科交叉科研与研究生培养的效果不太满意；对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调查,不同被调查者在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相关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差异；构建了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模型.

在对国内外高校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历史与现状梳理的基础上,依据研究生培养过程及主要特征,将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主要模式归结为五种,分别为：以个体依赖为特征的跨学科招生模式、以知识多元为主要特征的课程学习模式、以问题导向为主要特征的项目研究模式、以社会需求为主要特征的双学位模式和以实质交叉融合为主要特征的交叉学科学位模式.并对五种主要模式的形式内容、生成路径和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对比分析了它们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为了进一步推进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对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进行了系统优化.在培养目标上,应慎重选择学科交叉培养方向,合理定位学科交叉培养目标.在招生方式上,政策倾斜支持鼓励跨学科招生,探索适合学科交叉模式的招生选拔机制.在培养过程上,针对课程教学,培养方案中明确课程学习的最低要求,允许研究生根据需要跨学科选修课程,鼓励教师有针对性地开设学科交叉课程,课程教学中加强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训练；针对科学研究,政府层面设立学科交叉科研项目,强化必须以学科交叉科研项目为培养载体,与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各环节紧密协同；针对学术交流,多方参与共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着重加强研究生海外学术交流,营造有利于学术交流的环境与氛围；针对专业实践,突出科研型专业实践,注重推进产学研结合；针对学位论文,构建学位论文全过程监控体系,对学科交叉学位论文实行特区化管理.在质量保障上,针对导师指导,采取“双导师制”或“导师小组指导制”,提高导师的指导能力与指导效率；针对制度规范,国家层面加强宏观管理与政策支持,学校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与特区管理；针对考核评价,建立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考核评价的程序与方法,成立学科交叉学术委员会或学位评定委员会.在条件支撑上,针对学科文化,积极开放不同学科的边界,给予学科文化要素融入以相应的制度保障,营造不同学科文化交流与对话的环境与氛围；针对学科组织,建立一批学科交叉科研与人才培养实体组织机构；针对资源配置,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建立优质资源共享机制.

本研究主要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将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主要模式归结为五种,并对五种主要模式的形式内容、生成路径和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对比分析了它们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其次,对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组成要素对培养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模型,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得出不同被调查者对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看法.再次,对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进行了系统优化,在调查研究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研究型大学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五个子系统和十三个组成要素,提出了可操作性的系统推进建议.

第四篇计算机系毕业论文范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

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等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著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

二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

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

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

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

二

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

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

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

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

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

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捍卫中国的权益.

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第五篇计算机系毕业论文范文格式：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探究

本研究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相关性出发,以江西吉安新圩毛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905-2010年毛氏家族五代人教育生活与社会流动状况的历史考察,探讨了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问题.

具体而言,本研究历经一年半(2012年3月-2013年9月)的实地田野研究,主要运用历史文献法、口述史与生活史等研究方法,共收集到了包括地方历史文献、教育史料、家族史料、口述史料等在内的大量研究材料.在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交叉互证的基础上,本文集中讨论了教育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它是如何对毛氏家族五代人的社会流动与家族结构产生影响的.

通过对毛氏家族的历史考察,本研究发现：在科举制度下,毛氏家族的精英分子期望利用义学、族学、书院教育(传统时期被认可的文化方式)与科举考试等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文化动力；废科举后,家族精英则凭借新式教育与新式文凭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并迅速地完成了新旧身份之间的转换；民国时期,现代教育被新学精英纳入到宗族实践中来,家族的整体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家族成员的职业结构开始发生分化,家族女性角色开始崛起；在政治运动年代,家族社会裂变为阶级社会,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弱化；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三十年,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日益紧密,教育促成了毛氏家族青年一代在职业结构和阶层构成上的巨大分化.在这一过程中,家族作为一类血缘性抑或拟血缘性的初级社会组织已日渐式微.

个案是可以延伸的,本文认为,毛氏的家族史与教育史应当置放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毛氏家族的个案研究表明：以学校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的兴起、普及与社会化,它所具有的社会流动功能与历史变迁是息息相关的,教育不仅仅是纯粹的教育行为,而是具有广泛历史功能的文化机制：宏观地看,科举制废除以后,现代教育不仅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催生了新兴的职业群体与社会阶层,而且旧有的社会结构也在这一流动过程中实现了分化与重组；微观地看,现代教育体系把个体聚集于学校场域之内,通过一定年限的教育生活,个体被赋予了国家所承认的文化资本和职业资格.在此过程中,个体也实现了自我的“社会流动",：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居住空间、身份、职业、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行为特征与心态等,而这些改变又进一步的塑造着他们的需要、动机和行为,从而使“流动",与“变迁”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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