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文参考 国际关系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文参考：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2. 第二篇国际关系硕士论文样文：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
3. 第三篇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文模板：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
4. 第四篇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例：中国国家形象之建构：一种品牌国家形象的研究
5. 第五篇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文格式：当代台湾地区精英嬗变研究

★100篇免费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文,可用于国际关系硕士论文写作参考研究,为你的本科论文和硕士论文提供有价值的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例格式模板参考.【赶快阅读吧！】

第一篇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文参考：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发展.美国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特色”所指的特殊性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又是源于美国研究者对中国的现状、发展及背后的深层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未来影响作出合理预测的需要.美国的相关研究不仅研究队伍人数多、研究成果丰富,而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可以从中窥见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各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相关问题的各种主流态度和倾向.新世纪以来,美国各界的研究者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取得的成就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抱有浓厚的兴趣,还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是否能推广到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等关键问题.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从开端到成为一门显学的今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其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客观公正的学术性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实用性是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特殊双重属性.我们了解、分析美国的研究是因为可以从中获取关于中国的全方位因而更充分的信息,使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观察更平衡,认识更全面.

本文试图把握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现状,包括研究机构、研究者、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内容.在尽可能客观展现各种不同的研究立场、视角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揭示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特点,为国内学界提供不同角度的理论观察,拓宽视野,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某种参考.

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除导论、结语和附录外,正文为五章.

导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意义和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框架和研究重点.

第一章重点考察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机构和研究队伍方面的现状.纵向梳理了20世纪美国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这一时期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的发展成就,展示了这一时期为新世纪研究所奠定的基础.研究机构的现状体现如下：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性机构可分为高等院校中的机构如学系、项目和研究中心以及智库等独立组织两类.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美国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各分校等大学,仍然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镇.美国大学还纷纷与中国高校合作开展国际留学项目,培养能够直接接触和了解中国的人才.美国智库在当代中国研究中最关注的领域就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智库所贡献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中占的分量较重.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研究队伍的现状则体现为：研究队伍的数量不断扩大,其人员构成也日益多元化和国际化.由于留学和交流的机会增加以及美国汉语教学不断发展,研究队伍汉语水平普遍提高.华裔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彰显.

第二章重点考察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之载体.首先梳理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学术研究资料的积累.传统出版载体中,学术期刊的数量在新世纪有增加,出版的图书则以学术类专著和论集为主,出版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图书通常是由各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还有相当大份额的图书是以丛书形式出版的.还有多种新型载体出现：相关研究活动的视频、专家博客、研究者向有关部门提供的证词和研究报告、相关问题研讨会、新闻媒体上发表观点等.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为上下两个部分,共同考察新世纪以来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梳理了美国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然后重点概述新世纪以来美国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定位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及配套改革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等等.力求体现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在内容方面呈现的特点和趋势.

第五章重点分析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等方面的特点,指出其相对于中国国内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并从中得出美国相关研究给国内研究带来的启示.

结束语主要阐述了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并作出展望.

附录部分提供了新世纪以来美国相关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重要的研究机构信息列表,以及研究专家的名录,作为本研究的特色成果,力图为国内的研究者提供翔实、可信、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第二篇国际关系硕士论文样文：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

冷战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甚至出现数次危机,但之后都能化险为夷,最终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迄今为止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显著的规律.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和“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以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把握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逐渐确定了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始终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并依仗其实力掌握着中美关系变化的主动性.因此,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有助于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本文试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找到导致这一规律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其决策层是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关键.

本文采用认知心理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冷战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四任六届政府决策层的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包括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和政治图式（political schema）,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层心理因素这一微观层次上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冷战后历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信念体系包括其主要成员（总统、副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副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驻华大使等）的成长历程、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职业生涯、政治思想和对华观点等,这是决策层制定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采用建立在信息加工基础上的第二代认知结构理论——政治图式理论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心理因素.图式是指“反映现实世界某些方面、围绕特定主题组织人们知识和设想并有助于理解和处理社会信息的一种心理框架或结构”.笔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政治图式是“美国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利益”、“美国安全利益”和“美国价值观”四位一体组合构成的心理框架结构（老布什政府是除“美国安全利益”之外的三位一体组合）.历任决策层根据自身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对大量的涉及中国的信息进行加工,这些信息以中美互动关系（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经贸关系、台湾问题等）为核心,以国际局势的变化为基础（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大国关系和全球问题等）,同时受到美国国内因素（外交决策机构、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等）和第三方因素（如美国的盟国、敌视国、国际突发事件等）的影响.涉*息首先以表征（representation）的形式存在于决策层的大脑中.表征一方面反映客观事物,另一方面又与决策层既有的对华政策的政治图式相互作用.美国决策层以其政治图式作为干预变量,对所得到的表征进行加工,使其所做出的任何对华政策都符合其既有的政治图式；如果在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有与政治图式不符之处,决策层用其政治图式重新检验并修正该政策,直至最终做出自认为正确的决策并付诸实践.

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冷战后美国四任六届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政治图式,找到其异同点尤其是共性,从微观层次上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对美政策.笔者发现,冷战后美国四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均包括三个方面：美国战略目标（维护霸权）、美国经济利益（维护美国经济霸权、发展国内经济等）和美国价值观（包括自由、*、人权等）,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增加了美国安全利益（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全球性问题等）的内容.相同点是“美国战略目标”在所有政治图式中都处于支配地位.其不同点是：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互动关系（尤其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加之两党传统信念体系的不同,“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价值观”以及“美国安全利益”在维护其战略目标时的相对地位和优先次序有所调整,三者或四者由此形成以战略目标为支配地位的不同的关系组合.同时,历届政府决策层和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竞争和相互妥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修正了对华政策,表现在前三任政府的对华政策都由上任之初的对立或竞争转向后期的接触与合作.奥巴马政府有意识地避免了前三任的这种政策失误,但其第一届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有矫枉过正之势.

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防止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挑战其世界领导地位,同时从未放弃向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历任决策层尤其是其中的强硬派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世界的发展趋势以及价值观普世性上存在认知偏差.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发展没有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意图,但有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都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世界主导性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霸权竞争和取代关系,而是合作与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的价值观并不具有普世性,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很多国家与民族并不适用.美国决策层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当前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即“战略互疑”呈上升趋势.中国制定对美政策时,要把握美国对华政策实质,同时避免自己对美国的认知偏差.让美国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仅要体现在中国对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宣传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沟通增进互信,从心理上矫正美国决策层的认知偏差,在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上形成共识.笔者认为中美双方应从根本问题上、长远发展和当前关系处理三个方面处理好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相互尊重；从长远的战略角度强化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减少对双方不利的竞争和不必要的摩擦；当前应着重管控分歧,考虑和照顾对方的需求和关切,彼此妥协,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中国应和美国共同努力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并积极推动与美国构建更加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

第三篇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文模板：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

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等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著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

二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

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

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

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

二

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

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

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

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

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

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捍卫中国的权益.

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第四篇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例：中国国家形象之建构：一种品牌国家形象的研究

政治营销是公共外交的一个新的思维,“随着全球化和媒体革命性地发展,已使得每一个国家更明白自身的形象、声誉及态度.简单而言,就是品牌.过去的传统外交重要性已经消失,在未来,政治家必须训练自己有更好的国家品牌资产经营能力.品牌国家不但与他们自己竞争,更需要与世界的超级品牌媲美.”这是知名荷兰学者Peter Van Ham在2001年发表文章在《外交事务》上的看法.

国家形象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如何能将国家形象具象化、品牌化本研究以美国纽约时报社论和英国泰晤士报社论中有关中国议题的报道经过客观的实证分析,以一手资料和实证分析后得出之数据描绘出英、美两国主流媒体对外报道的中国形象图,观察我国国家形象上的优、劣.除此之外,也运用这些数据来分析从2007-2012年六年以来我国的国家形象转换现况,观察历经2008年我国举办了北京奥运、2009年商务部推出“中国制造”的我国产业品牌形象广告、2010年的上海世*、以及2011年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播送的第一支国家形象广告等,经由政治营销推动后我国的国家形象转换现况.

经由政治营销将国家化后形成的「品牌国家形象」在本研究中初探性以建立七边形品牌国家整体形象测量模型,利用七个指标,包括：NBI国家品牌指数、CBI国家品牌指数、CPI全球清廉指数、GCI全球竞争力指数、InterBrand世界百大品牌指数、BrandZ世界百大品牌指数、媒体因素(美国和英国主流媒体社论报道内容分析)等类目所形成的国家形象结构性因素七大指标,在运用这些指标的数据测量和描绘出我国的品牌国家整体形象图,用以观察这些指标彼此之间相互联动关系,并以用此模型来测量和检验品牌国家形象是否良好及完善.

本研究试图在建构国家形象的各个面向中,以公共外交为核心,以国际宣传为平台、政治营销为手段、品牌国家为工具,透过产业品牌带动国家品牌形象营销的成功案例、以及美国主流媒体和英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国家形象,交叉分析出我国目前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形象转换现况.探索我国在策划成为品牌国家和建构品牌国家形象上的优缺点,找寻更优势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以供参考.

第五篇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文格式：当代台湾地区精英嬗变研究

中国台湾地区是东亚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一个特殊个案.二战以后,台湾地区在国民党当局的领导下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从威权体制逐渐向“*体制”过渡.台湾政治转型深刻地影响台湾政治精英的发展演变,而台湾政治精英又推动或制约着台湾政治转型的进程,两者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从某种程度上说,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有赖于政治精英的行为决策,需要精英进行相应的变更,以满足大众政治参与的要求,这就使得台湾地区政治精英嬗变(elite transformation)成为分析台湾政治生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

通常而言,精英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精英既包括拥有一定统治权的政治精英,还包括非权力系统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士,如士绅；非正式社会的领袖,如帮主以及现代社会中有政治影响力的各界人士,包括知识分子等等.本论文所讨论的政治精英是从狭义范围界定的一个中性概念,意指在中国台湾地区政治转型过程中,影响台湾地区“*化”发展过程的权力精英,是在政治上有直接影响力和决定力的少数人,即经由政治选举或政治任命(political elected or political appointed),在台湾地区权力机构中居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political figures)

本论文试图系统梳理1949年至2008年当代台湾政治精英的历史演变过程,重点探讨在台湾政治体制变化过程中政治精英如何实现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身份认定到成就取向,再到选举导向的显著变化,并且深入分析政治转型启动前后政治精英结构和行为的变化以及形成的特点,由此归纳台湾政治精英嬗变的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于研究台湾复杂多变的政治现象和展望台湾地区未来发展方向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论文由三个部分组成：导论、正文(包括第一章至第五章)和结语.

导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背景和意义、政治精英的研究现状以及基本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

正文部分分为两个部分,共计五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涵盖论文的理论演绎和背景分析,为以后篇章展开对台湾政治精英的深入分析作铺垫.第一章回顾精英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比较三种精英理论的差异,构建适合分析台湾政治精英演变过程的理论基础,提出本论文的分析框架,即从转型视角研究政治精英,政治转型如何改变精英录用方式,而录用方式的变化又如何导致精英结构、政党制度等因素的变化,从而改变政治精英的行为方式.第二章将政治转型作为分析台湾政治精英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从国际因素和岛内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台湾政治精英嬗变的现实动因,概括台湾政治转型的特点.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第三章分析威权时代、政治转型前期和政治转型后期三个阶段台湾政治精英录用方式的演变过程,探讨不同时期执政者采取不同精英录用方式的历史原因以及产生的实际效果.第四章以台湾政治转型为分界线,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从精英类型及变化、精英整合等方面来概括当代台湾政治精英结构演变过程和结构特征,分析精英结构变化的深层次原因.第五章对台湾政治精英的行为进行深入剖析,探讨台湾政治精英行为变化及其特征,并分析精英未来的政治取向.

论文的最后部分是结语,即总结归纳各章内容,并予以理论上的提升,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作者认为台湾政治精英嬗变具有自身的特质,这一特质源于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特殊性.转型过程中随着精英录用方式的变化,台湾政治精英实现了从委任型或抗争型政治精英向选举型政治精英的重大转变.由于台湾地区特殊的社会文化原因和复杂的现实政治背景,黑金政治、地方派系等因素掺杂其中,精英行为日趋多元化和庸俗化,通过选举以获取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最大化的行为方式也渐居主导地位.这一态势也使选举行为和狭隘的局部利益这两者之间互相制约,造成社会取向的短视现象.台湾地区政治精英嬗变既有推动政治转型可取的一面,同时也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动荡和不确定性,真正均衡有序的*政治在台湾地区尚未呈现.

该文是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文,为你的写作提供相关参考.

国际关系硕士引用文献:

[1] 经典国际关系硕士论文题目 国际关系硕士论文题目哪个好

[2] 国际关系硕士论文大纲样本大全 国际关系硕士论文框架如何写

[3] 国际关系硕士论文摘要怎么写 国际关系硕士论文摘要范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