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思想天人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思想天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武爱萍
（山西师范大学）
摘 要：《春秋繁露》是西汉哲学家董仲舒的代表作.历来对其校注解释的本子颇多.而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是目前为止对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校注较为完善的本子.在《春秋繁露义证》一书中,可以看出董仲舒通过对春秋时期各个国家的史实的评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下面就以《春秋繁露义证》中对晋国史料的引用及其人物、事件的评价来分析董仲舒的思想观点.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晋国；思想
苏舆,湖南平江人,晚清经学家,其代表作品是《春秋繁露义证》,并被认为是目前为止校订《春秋繁露》较完善的本子.梁启超曾说：“《春秋繁露》,此为西汉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读.注释书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颇好.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为通释体裁,宜参看.”［1］（p21）可见对《春秋繁露义证》的高度评价.
董仲舒,约生于汉高帝九年（公元前198 年）,卒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 年）,汉代广川县（今河北省景县）人,是汉代《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是很复杂的,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首先,他在政治上拥护大一统,适应现实需要；但又宣扬天人感应,讲究天命定数.在专制时代,实践证明,这还是可行的方式,却也成为了皇帝特制的精神枷锁.其思想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权变思想
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策问时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3］（p2190）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虽然董仲舒讲了“不变”,但他也讲“变”.在董仲舒看来,在一般情况下,按一般原则办事；在特殊情况下,就要变通.在特殊情况下,不能死抱着原则不放,这是董仲舒的辩证法思想.
人定胜天的思想:宁晋焰火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多次讲到辞和指的关系.辞,指语言文字,或者说是实际事例.指,即思想内容.辞指问题就是语言表达和内在思想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董仲舒提出《春秋》“有常辞,无通辞”的说法.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2］（ p46-47）这里的“礼”是指儒家的礼.儒家宣传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春秋》一般认为,只有中原地区的国家行为合礼节,夷狄的行为是不合礼的.一般来说,中原国家文化发达,是礼仪之邦,而四夷的国家,文化落后,不懂礼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认为,在“邲之战”以后,实际情况发生了变更,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也应该与时俱进.楚庄王在面对郑国的投降后,放弃攻打郑国,而晋国不了解楚国的善意,而要攻打楚国.
董仲舒认为讲礼义的就是君子,不讲礼仪的就是夷狄.如今面对郑国的投降,楚国放弃攻打弱小国家,讲了礼义,升为君子,而晋国步步紧逼,不讲礼义,情同夷狄.董仲舒的这一见解,说明礼不拘泥于地域的差别,而是要看他是否讲礼义.总之,他强调不要拘泥于《春秋》上的具体说法,要从随时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春秋》的精神,作出具体的分析.在这一点上,董仲舒的主张是符合唯物论原则的,具有合理性.
二、重志思想
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5］（p7）,儒家是比较重视志的.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5］（ p24）意思是就一般礼仪来说,与其铺张浪费,宁可朴素俭约；就丧礼来说,与其仪文周到,宁可过度悲伤.孔子认为,礼应该是体现内心的敬意.敬意也属于志的范畴.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重志的思想,形成了他的贵志论.志指志向,心指思想.董仲舒的贵志论就是重视人的主观因素,追究最初的本意,考察人的动机.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等今赵盾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弒君,何以复见等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盾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弒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等故盾之不讨贼,为弒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弒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等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2］（ p38-45）
晋国的赵盾杀死国君,四年之后在记载中重新出现,这不是《春秋》的记事方法.董仲舒解释不能仅仅是因为赵盾见于发问词之中,而分辨是否真的被杀.如果这样,《春秋》的理论就乱了,根据赵盾的处事可以知道他的内心想法,是谨慎行事而不暗中行害,所以考核事情的本末,赵盾并没有杀害国君的想法.错误在于没有马上离开本国,没有声讨弑君者而已.文中还提到许止的父亲病了,许止送药给他的父亲,结果他父亲服药以后就死了.许止的本心是想给父亲治病,却使父亲迅速死亡.君子认为,许止的本心是好的,所以不能给他治罪.此处赵盾事件和许止事件,是一样的道理.
从此事件中便可看出董仲舒对于志的看重.他的这一思想是从《公羊传》继承下来的.《公羊传》认为对国君和父亲不允许有任何反叛的念头,如果有了这种念头,即使没有行动,也要处以极刑.正如他所说：“君亲无将,将而诛.”这同时也体现出董仲舒“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
三、天人感应思想
关于天人关系,董仲舒上有过很多论述.他讲天人关系主要是讲天人感应,因此学术界把其学说概括为“天人感应说”.
天人感应思想起源很早,散见于先秦古籍之中.《洪范》说：“肃,时寒若”“乂,时旸若.”认为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来源.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汉代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阴阳家的思想,使天人感应说臻于成熟.
天人感应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正符合从严刑峻法中过来的人民的迫切愿望.因此,董仲舒的哲学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董仲舒认为,《春秋》难知的原因之一在于有“诡辞”.有什么,说什么,这叫“正辞”.由于各种原因,《春秋》没有都如实说出,而是改变说法,就是“诡辞”.
孔子在记载晋文公召见周天子一事时,写到：“天王狩于河阳.”［4］（p368）董仲舒说：“晋文再致天子,讳致言狩”［2］（p117）.其实在“天王狩于河阳”这句话中,“狩”字就是诡辞,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是晋文公把天王召到河阳去的.
在专制时代,“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董仲舒主张天下大一统,当然奉周天子为尊者,反对诸侯称雄,为天子避讳,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正名要符合*,就是要求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在尊卑等级中,为了维护尊者的尊贵,正名就不能坚持真实性,“讳”便应运而生.
董仲舒的名讳思想已经变成了*道德,融化在人们的观念中,残留在人们的习惯中.对待其名讳论思想要作历史的分析.不能因为现实的需要而否定它的历史作用,更不能因为它的历史作用而忽视消除它的消极影响.
同时董仲舒看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怕人只怕天,因此他要借用天的权威来限制皇帝的私欲,并且认为天子应该讲仁义礼智信.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p38）仁者爱人,一是爱身,爱自己；一是爱亲,爱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这种爱延伸,产生爱民的思想,再扩展,就产生爱及万物的思想.董仲舒吸收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并作了扬弃和发展.首先,他否定只爱自身的思想.他说：“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2］（p251）不爱别人,只爱自己,不能为仁.
史料记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4］（ p539）晋灵公让膳宰给自己煮熊掌,由于熊掌难熟而晋灵公很馋,还没等熊掌熟透就取出来吃.一吃发现没熟,就把膳宰给杀掉了；另外晋灵公让诸位大夫来拜见他,却在台上用弹弓弹射他们.
晋厉公在外有很多宠姬,回国后想免去所有大夫的官职而任用那些宠姬的兄弟.最终栾书、中行偃带领党徒袭击逮捕晋厉公,将他囚禁起来.
“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弒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论文范文贼害人,终皆祸及身.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寿终.”［2］（p162-163）董仲舒认为晋厉公在位时被杀,是不行仁政招来的结果,不爱护百姓的行为发展就发展到死亡.爱自己尽管爱的很深,也不能算仁,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就会成为孤家寡人而自取灭亡.
从上述对周天子的避讳,再到对晋灵公、晋厉公行为的批驳可以看出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一方面赋予了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即所谓的君权神授；另一方面又对天子的行为进行了约束,指出其行为一定要符合天意,一旦违背了天意,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这是符合当时大一统的思想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人民的权力,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四、义利观
义是董仲舒一直所倡导的,而义利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议题.孔子认为：“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4］（p640）荀子也讲义利,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6］（p592）
董仲舒继承了前人义利思想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董仲舒认为人的义利之心是天生的,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2］（p263）董仲舒的义利观可以归纳为：义利两有,义重于利.
《春秋》记载晋国攻伐鲜虞国.并把晋国等同于夷狄.董仲舒解释：《春秋》重视礼义又重视诚信.认为诚信比土地更重要,礼义比人身要尊贵.并引用宋昭公、齐桓公的例子来来说明礼义与诚信的重要性.晋国作为姬姓却使得同姓人害怕,并像落难的贼子一样对待鲁国,为了一己私利,借着强大的国力压迫鲁国,所以《春秋》对其行为不予肯定.
对于最高统治者,董仲舒首先提出要显德、趋义.圣人是与众不同的,能够看见远的、大的好处,知道义重于利,所以他们显德以示民,做义的表率,来感化人民.“其所谓有道无道者,示之以显德行与不示尔.”［ 2］（p266）皇帝显德与否是国家有道无道的实质.荀子说：“上好富则民死利矣”［6］（p594）,董仲舒以上思想可以归纳为：上显德则民趋义.
过去,学术界一致认为董仲舒的哲学是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也有一些人提出是唯物主义.然而,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发展的,任何结论都不是最后的结论.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是庞大的,不能单纯地将其归为哪一主义,这是不公平的.
作为一个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董仲舒从社会现实出发,联系历史事实加以研究,然后提出了一套解决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具体方法,并用天意、圣言、阴阳五行等加以论证,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从《春秋繁露义证》一书中对晋国史料的引用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等等,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引用来为其学说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来为社会现实服务.
在董仲舒所处的汉代,经过长期战乱而归为统一,建立了论文范文集权.董仲舒认为国君为一国之主,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君主,以巩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这是具有进步性、合理性的.同时提出君主也要服从上天,以达到限制君主权力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加以延伸,发展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王道三纲”,这样就把整个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控制的系统里,以保社会安定,但也束缚了人民创造性的发挥.仁义礼智信是董仲舒一直提倡的,董仲舒吸收儒家“仁者爱人”思想,否定只爱自身的思想,认为“仁”指的是爱别人,主张“王者爱及四夷”.在讲到“义”,认为义就是用封建*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为了纠正别人.
总之,董仲舒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和归宿,把儒家学说和封建政权结合在一起,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套解决问题的理论、政策和具体方法,维护了社会的统一.所以,董仲舒基本上应当是一个被肯定的人物,只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他的思想却变成了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并为现代各学家所诟病.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M］.上海：亚洲书局,1933.
［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6］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4.
作者简介：武爱萍,1988年出生,女,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人,山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编辑 段丽君
总结：本论文是一篇免费优秀的关于思想天人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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