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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17)
张海鹏 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0
30年前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学术范围.这篇文章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中一个被弄混乱了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中国特殊背景下,引起了思想界,理论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强烈震动,破除了"论文范文"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思想上强加的"精神枷锁",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步伐.这篇文章的发表及其争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国家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形成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背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也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随后,党和国家就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规定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国家建设的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总的要求.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变化,回顾30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和社会政治背景下展开的.
一反思并检讨历史学领域的"左"的影响促进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与运用
历史学领域是"论文范文"极"左"思潮的重灾区.所谓"儒法斗争"贯穿中国历史,所谓"对资产阶级要立足于批",批判所谓"叛徒哲学"等谬论,肆虐于史学领域,显然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和标签化运用.加上那时提倡的"儒法斗争","评法批儒",实际上是"论文范文"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对现实的普遍不满,也引起了知识界,史学界对影射史学的反感.这时候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史学界对于教条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的反思,对于史学领域一系列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就是必须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通过反思,史学界认识到:阶级斗争学说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基本理论.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对历史上的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做出必要的分析,是正确的,必需的,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会使我们更能看出历史发展的本质,认清历史前进的规律.但是,把阶级斗争作为标签到处乱贴,把任何历史现象都与阶级斗争相联系,则犯了教条化,简单化,扩大化,标签化的错误,会对历史上纷繁的社会现象作出非历史主义的结论.这种现象的出现,恰恰违反了历史的真实,违反了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和分析方法,因而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了基本的历史真实,所得出的认识与结论,就不是科学的认识与结论.
对于唯物史观和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史学界在解放思想的情况下,也作了大量的探讨和分析.例如,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如何认识五种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问题,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何认识历史创造者问题,如何认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讨论都很热烈,很深入,虽然不易得出学界公认的一致意见,但是这种争论是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下进行的,没有发生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形.像这样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深入探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理解的氛围下,是难以进行的.当然,像这样复杂的重大历史研究课题,有分歧或者有重大分歧是正常的.讨论还需要长期深入进行下去.重要的是正确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开展长期的研究和探讨,才能推进若干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认识与进步.
如何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一向是中国历史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以上古,中古,近古的概念来分期,中国古已有之,这种分法失之笼统,难以显示历史发展的实质.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根据.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考察中国历史问题,近年来有各种讨论和质疑,聚讼纷纭.林甘泉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关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演变,认为斯大林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这种表达方式.斯大林的表达简明扼要,但容易产生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如果据此认为五种生产方式是斯大林制造出来的公式,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真实.林甘泉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用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的不同阶段,能够比较全面而深刻地解释不同时代的本质特征.他指出:"主张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指导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并不意味着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剪裁成社会发展史的公式."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着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主张存在奴隶社会,但是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主张在仔细研究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讨论.中国存在着长期的封建社会,一向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基本看法.近年来也有不同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有"封邦建国"的记载,那才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它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不同的,中国历史不要套用封建社会的名称.其实,中国历史上封邦建国的"封建"只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制度,多数学者主张的封建制度或者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指封建的生产方式,是指领主制或地主制那样的生产关系.如果只认为封邦建国的"封建"才是"封建",中国历史就很难讲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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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页.
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内外战争环境中,革命势力的成长,革命事业的开展,成为这段历史的基调.学者们以往在处理近代中国的历史时,往往强调了革命史,而对于历史的丰富内容则照顾不够.最近30年来,学术界作了许多探讨.有的学者提出了现代化范式的概念,主张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用所谓现代化范式代替所谓革命史范式.在近代中国,革命是那个时候社会的基调,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独立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富强就是要现代化.但是近代中国110年历史,现代化未能成为时代的基调.还有一种意见,提出现代化史观和革命史观的区别.学者认为,对于这种区别,不要简单地采取否定或者肯定的态度,应该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的过程,既要看到革命史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基本作用,也要看到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着名历史学家刘大年主张,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总之,采用现代化视角观察近代中国历史是可取的,代替说并不合适,研究和叙述历史不能简单化.
二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吸收,研究,借鉴国外史学理论
在这个大背景下,最近30年来,中国历史学家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学家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中国学者到各国留学,讲学,出席各种与历史学相关的学术会议,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从国际历史学会在1980年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起,中国史学会组织的代表团都积极参加了历次讨论会.各国历史学家有关世界历史,地区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方面的着作,中国学者都大量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广泛流行.各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正在被中国学者采用.
历史学领域各学科的建设,除了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指导之外,还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国家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借鉴了国外的史学理论,开展了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和评论.所谓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命派的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环境生态史观,所谓实证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社会经济学,历史人类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以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乃至后现代史学等.这种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实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面性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也有学者指出,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着,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还是对西方新史学理论的洋教条,都是教条,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中国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广泛吸取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来自西方的史学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创新,形成有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史学概念和史学体系.这是我们在回顾历史时,所应期望于未来的历史学家的.
三突破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条式叙述,极大地拓宽研究领域
我国进入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样一种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造,也影响着历史学者们的眼界和观察历史的方法.社会历史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以往的历史研究,突出了革命史,政治史,是时代的需要.但是,如果写历史只写革命史,政治史,就会蒙蔽人们的眼光,限制人们认识历史的丰富内容.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史,与研究政治史,革命史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历史研究以政治外交,经济的历史为主干,可以带动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边疆史的研究.政治史,革命史的研究也要克服简单化的毛病,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深化认识.30年来,有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等方面,甚至人口史,灾荒史等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对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
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带动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都城考古,文化遗址考古,古墓考古,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甲骨文,金文,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吐鲁番,敦煌文书以及徽州文书等史料的发现,晚清与民国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社会经济史料的编纂与整理,近代革命史料和论文范文党史资料的编纂与整理,都在推动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深入,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史记》等古代记载所提供的中国上古史的知识,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战国直到魏晋乃至宋元明清历史的知识,加深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做了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这些实证研究,对古代中国的历史认识有了许多进步.如有关人类起源问题,有关中国农业起源问题,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问题等.关于人类的起源,自从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以来,对于人类起源和起源地问题各执一词,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特别是中非的肯尼亚.中国考古学的成就证明,现代人单一起源的说法得不到中国考古学的支持.中国考古学家已发掘的几个点:如北京人,元谋人,繁昌人,人类活动都在200万年前左右,至少可以证明,人类起源不一定是单一起源,应该是多源的.
关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了大量古代遗址中的植物遗迹后,已经得出大体接近的认识:距今1万年前,中国的栽培稻出现;8000—9000年前稻作农业形成;6000—7000年前,稻作开始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普及,稻作农业经济的代表遗址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距今7500—8000年的遗存中,粟,黍已在华北广泛栽培了,距今6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华北旱作农业建立.考古资料证明,我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粟,稻,黍等几种主要农作物的起源地,至少是起源地之一.这一认识也有别于欧洲学者中国农产品西来说的早期认识,也推进了中国学者此前的认识.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20世纪中叶以前,欧美学者坚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赞成者众多.随着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考古发掘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中国学者开始依据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近20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据此展开的学术研究,使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进程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即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即"文明化进程");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体的,即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有的学者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这一概括,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在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讨论中,国内学者以往根据恩格斯的理论,认为中国也经历了部落联盟转变为国家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引进国外有关"酋邦"的理论后,对上述见解产生了质疑.林甘泉研究了中国古文献以后认为,说中国前国家时期的政治组织是酋邦而否定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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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教授杨国强:七年级历史川教版历史课 文学、史学与宗教 课堂实录与教师说课_幼儿园小学初高中优秀优质公开观摩课大全
5;___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页.
落联盟,还缺乏足够的依据.
为了推动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联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攻关,对中国文明史初期的年代学大体已得出共识:夏的年代在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这是在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为了团结全国以及国外的研究力量,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河南省,山西省等地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02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正式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并且被列入"十五"规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研究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之中.该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3600年之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这项研究将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为了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国家组织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组织数百上千位清史学者,以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创造性地继承中国修史传统,开展全面的清史研究,计划完成100卷大约3000万字的清史工程.这一计划目前正在积极实施中. 为了推动历史学研究,学术界组织了大型史料编纂工作.为了对先秦以至辛亥革命以前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一次全面,科学,系统的分类整理,国家还推动了极大型类书《中华大典》的编纂.这一极大型类书,在《古今图书集成》分类体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科学体系和分类学知识,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这一计划正在积极的实施中.
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古代史学科相比,它是在20世纪初产生,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猛烈冲撞的历史,也是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历史.换句话说,是中国人反对论文范文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探索中国独立,救亡和富强道路的历史.在这个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在不同时期从欧洲学来了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也学来了马克思主义,用这些学说和主义做理论武器,反对论文范文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最终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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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3—414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做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30年前,中国学术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最近这些年,许多学者认为这样的分期是不科学的.因为,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1949年之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也即是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1997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着名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我本人也多次在报刊发表论文和文章,阐明胡绳先生的建议.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几乎无人质疑.
第一本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学科对象的《中国近代史》,由张海鹏主持,在1999年出版.张海鹏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纂的大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通史》10卷本,也在2007年初出版.这部近代通史,就是包括了1840—1949年间110年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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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题词,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100期纪念号).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98年2月3日史林版;又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撰和出版.这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批重点教材经过论文范文批准,已经进入全国大学生的政治理论课课堂.该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论文范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这句话极其重要,它定义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科范围.这说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长期讨论,并已取得基本共识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学科对象问题,已经固定下来.
四 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需要,推动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也是后起的.1949年以前,中国的历史学界还谈不上世界史的研究,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兴盛起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经历了先介绍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再独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国学者用中国人的眼光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西欧中心论"保持质疑的态度,并且一直在探讨中国学者主张的世界史理论体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吴于廑教授对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途径,主线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吴于廑先生在他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条目中指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这个看法的核心是如何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把它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这种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提出了以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作为世界历史理论体系和架构的观点,并且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主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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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开篇的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吴于廑:"世界历史"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15页.
的现代化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为纲,从经济史入手,加强对原始积累,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一直到垄断资本的更深入的全面研究."这一理论模式,在中国世界史学界有相当影响.是否以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题,学者间一直存在争论.最新的争论出现在最近出版韵《历史研究》杂志上.这期杂志上有学者坚定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也有学者反对这一主张,认为"不应该抛弃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主线另起炉灶".还有学者坚持整个社会形态的交替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线索,认为"没有一种其他的历史理论和学说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更加关注人类整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阐述所具有的系统性和完备性是任何已知的其他理论无法相比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在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工作中也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在世界史研究和撰写体系中,突破西欧中心论,是否意味着世界历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呢?有的世界史学者认为,我国编写的各种世界史教材(包括通史和各种断代史),都是按照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历史分期,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和各民族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一种分阶段的各国历史汇编.认为这样一种历史叙述方式不能总揽世界全局,不能从全局考察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可能成为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着作.我国学术界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态度,努力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有鉴别地吸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一切新理论和新方法,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由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全球史观"这样的概念,认为"全球史观"这样的概念可以避免用国别史范畴的概念去说明世界史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的弊病,更加科学地发现和说明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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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编:《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钱乘旦:《现代化与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李世安:《现代化能否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线》,《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俞金尧:《什么是"世界历史"及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者就全球化和全球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论文范文周密的新体系.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史观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也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史观的影响力有限,尽管全球化史观已经问世近半个世纪,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解读之上.还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史观还存在诸多理论缺陷,最明显的是忽视社会内部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
在我看来,在讨论世界史体系,质疑"西欧中心论"的时候,不能犯简单化的毛病.已经有学者指出,"西方中心论"是否成立,并不取决于主张这种理论逻辑的研究者是否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是取决于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中是否发生过西方作为支配性的力量崛起于世界的历史事实.客观地看,从曾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说,在15世纪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止存在过一个中心.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以后,世界历史的中心变成以西欧为主.无论是向世界各地传播资本主义,还是向世界各地同时传播殖论文范文义,欧洲都曾经严重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也不止一个.在很长的时期里,东方社会以中国为代表也还是一个中心.当然,这个中心在19世纪中叶起,其地位慢慢削减以至于消灭.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兴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逐渐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就有苏联一个中心,资本主义阵营有美国一个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难道不是世界历史上的多中心吗?我们不能否认,在一段时间里,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德国是一个中心,在亚洲发动战争的Et本也是一个中心.历史进程还在发展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殖论文范文义及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世界历史的中心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中心,但是不能说今天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世界历史的推进从来都是在不止一个中心存在的情况下,两个或者多个中心进行博弈的结果.因此在处理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问题上不可以太过于简单化.质疑"西欧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是质疑西欧或者西方作为观察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的观点,不是否定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西欧或者西方曾经起过历史中心的作用,是质疑在这种观点下,无视世界历史的其他地区如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契机的主动能力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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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于沛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如何准确把握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这些重大事件与世界的联系中来总体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是世界史研究者的责任.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广泛的多种联系,要求发展中国历史学中的世界历史研究,建立包含面更大的世界史学科.这是时代向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者提出的任务.
近年来,我国历史学的代表性着作,以通史而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10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主持《中国史稿》7卷本,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主编《中国通史》12卷本,林甘泉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9卷本,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10卷本,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授主编《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郑师渠教授主编《中国文化通史》10卷本,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卷本,胡绳着《从论文范文战争到五四运动》,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论文范论文范文命通史》12卷本,龚育之,金冲及,郑惠,张海鹏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10卷本,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6卷本,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0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院编撰《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齐世荣,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北京大学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非洲通史》3卷本,刘祖熙着《波兰通史》,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13卷本,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6卷本等,都是我国历史学的积极成果.
此外,历史学研究领域各种专门史着作甚多,不胜枚举.
中国历史编纂学在近代输入西方史学方法后,形成近代实证史学的传统.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学发展和中国历史学家的主要思想倾向.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倾向开始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随之发生.有学者明确表示了对唯物史观的质疑.有人撰文表示不赞成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有学者热衷于传播诸如后现代史学那样的来自于西方的史学理论,借以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有人一味吹捧所谓蓝色文明,贬低,否定所谓论文范文文明,借以否定,贬低中国的传统文化,消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有人着书立说,贬低,否定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美其名日"告别革命",对近代中国特别是中国论文范文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需要更多关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未能证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所有的历史理论都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吸取能够正确解释历史客观事实的历史学理论,但是,在中国历史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才能更为平稳,扎实和繁荣.只有这样,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才能为中国和世界的读者提供更为全面,更为扎实,更为深入,更为准确和真实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着述,为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服务.只有这样,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才能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作者: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新中国考古发现及其对认识中国历史的贡献
陈星灿
80多年前,中国的着名学者胡适(1891—1962)在《自述古史观书》中说:"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两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就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80多年后的今天,不仅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渐渐由考古学的发现而得以不断地重建,就是东周以后的古史,如果脱离考古学的发现,也将失去它应有的光彩.关于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两千年前汉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着《史记》,写中国历史的开端《五帝本纪》,总共用了4660字,接下来写《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分别用字4171,3661,10400,可1999年主要由西方学者撰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就用了1148页,而这还主要是有关商至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这样比也许不够恰当,因为古今历史的叙述方法完全不同.但是,说目前的中国上古史(秦汉以前的古史)差不多完全是由考古发现支撑起来的大厦,恐怕并不为过,因为今天历史学家掌握的传世文献并不比司马迁多,除了考古发现的大量遗迹,遗物,历史学家赖以研究的甲骨,金文和简帛资料外,也多是近百年来考古发掘的产物;后者跟一般考古资料一样,已成为专门的学问,也是历史学家不能忽视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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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编着:《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l982年版(1926年初版),第22页.
不同版本略有出入,本统计采用了漂泊的树电子书二十四史版本《史记》(2006),其中包括标点符号.
Michael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1999,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02218.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另一方面,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卜辞和敦煌文书的发现开始,中国史学家就开始自觉地把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相结合,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王国维把这种结合比喻为"二重证据法".与20世纪初期以前的历史着作不同,目前任何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着述,都离不开考古资料的支持.甚至有的历史着作本身就完全是由专业的考古学家完成的.当然,考古学的专题和综合研究,特别是事关商周及其以后时代的,也多离不开历史文献的帮助;脱离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有的考古解释好比郢书燕说,完全误入歧途.难怪有学者这样说,"无视考古发现的史学家会很快发现自己落伍了,而对传统文献不熟悉的考古学家,也将失去很多赋予他或她的发掘品以灵魂的机会".但是,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目前也存在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的做法,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是大家公认的.时至今日,中国古代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科学技术史,甚至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都无法脱离考古学而单独存在.时代越靠前,对考古学的依赖就越大.在这篇短文里,我无法将新中国成立58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及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的贡献一一报告给大家,实际上我也没有能力做这样一个全面的工作;我只能就我熟悉的中国上古史方面的某些重要发现,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形成等方面的传统认识,略加叙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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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重印本.
如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就是由三位专业考古学家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写成的.
Loewe,Michael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1999,Introduction,In Loewe,Michael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221 B.C.P.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其中有代表性的着作,如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9年版),鲁惟一和夏含夷主编《剑桥中国上古史》(Michael and Edward L ShauIghnessy ed.1999,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221 B.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都采用了大量考古材料.更不要说大家熟知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了.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着的《商代史》,多达10卷(待刊本),考古资料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 中国论文范文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
尽管在中国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众多的远古人类的化石材料,年代可以追溯到一百多万年前,但是除了极少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很少有人会把中国论文范文中国文化的源头推到这个时代.不过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大量材料表明,中国的古代居民从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直至近代种族的同质性比较明显.这种特征尤其表现在黄河流域,因此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曾被称为"原始中国人"或"第一批中国人";而中国南北方人类种族形态的差别,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学资料中.如果说中国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初见端倪,那么原始的中国人也就是从这个时论文范文始,就一直生活在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
1949年以前,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只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北方地区的所谓细石器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者——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东部发现龙山文化以后,提出龙山文化向西,仰韶文化向东发展的"二元对立说",即古史上的"夷夏东西说",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殷商文化应该到环渤海湾一带来探求,这个地区"或者就是中国文化的摇床".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了仰韶文化经由所谓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成为龙山文化的证据,因此,仰韶文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而这个源头就在晋陕豫交界地区,也就是传统上被称为"中原"的地方.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这个观点,与史学上的中原中心论密切配合,相信所有高级的文化发明,都是从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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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康信:《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卷》,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编,论文范文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版,第1093—1134页;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3册,1931年版,第556—557页;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0—227页.
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见氏:《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5—114页.
传播出去的.这种观点支配着中国的考古和历史学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的考古发现和开放的学术环境打破这个一元说,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或"区域文化多元说"的理论模式.
1981年,中国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个区,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一珠江三焦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说提出明确挑战.他说:"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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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第6—9页.Chang,Kwang-chi,1999,China on the Ev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In Michael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221 B.C.PP.37—7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第10—17页.
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第10页.
以区系类型理论为代表的"多元说",强调各地区文化都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化的发展总是有先有后,在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又注意到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中原文化的核心作用.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对此做过很好的总结.他也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大同小异的六个区域:"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就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做第三个层次等好像是第二层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该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而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又说,"由于中国史前文化是一个分层次的向心结构,而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其次是它周围的各文化区,第三层即最外层各文化区进入文明的时间甚晚.因此,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外界文化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古代文明已经完全形成以后的汉代才开始的.因此这种交流的规模无论有多大,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总之,过去58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差不多完全是由考古学得到的,现在看来非常普通的概念,却是对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历史观的重大挑战,对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早期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参考价值.
二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问题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考古学也证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的复杂社会.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复杂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以中原地区为例,复杂社会的开始,早在公元前四千纪的中晚期,也就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先是庙底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强力辐射,接下来则是公元前三千纪前半期黄河上游,下游,长江中下游,以长城为中心的北方地带等周边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扩张和影响.在这种同周边文化的不断交流和互动中,也可以说是在周边文化的压力下,中原龙山文化的实力不断加强,渐得优势,最终脱颖而出,形成灿烂的二里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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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见氏:《史前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Liu,Li and Xingcan Chen,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Duckworth,2003,London.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页.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第41—47页.
不仅如此,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文明,都有深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从公元前三千纪的龙山时论文范文始,中国的许多区域都发展出大大小小,相互竞争,彼此交流的王国来.夏商周只是在黄河流域众多史前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个相对立的政治集团.按照张光直教授(Prof.Kwang- chih Chang,1931—2001)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尽管如此,目前考古学上所认定的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的先商文化和先周文化,还没有发展出与二里头遗址同等发展水平的大型聚落,二里头遗址被多数中国考古学家认为是夏王朝的晚期都城.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郑州以西的河南中西部地区和晋南地区,范围有限.以河南郑州二里岗和河南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文明,政治疆域空前扩大,商文化影响区北及辽河,南达两广,西南到甘青地区和成都平原,东则包括胶东半岛.周代由于分封制的推行,政治疆域进一步向四方扩大,最终奠定了秦汉统一的物质基础.
历史上被长期忽视的长江流域,也有众多实力强大的方国存在.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四川广汉发现的三星堆文明,江西新淦发现的大洋州文明,都应该是当地土着文明的突出代表,且同中原夏商周文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大大小小的方国,经过两千多年的激烈竞争,到公元前一千纪末期最终汇人秦汉论文范文的历史洪流之中.
如果说中国史前六大文化区的区域文化构成了日后中国文明的主要部分,如果说经过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发展,中国各区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渐显露出同一趋势,形成有别于任何其他地区的文化共同体;那么,就各区系文化的主体看,异仍大于同.这是考古学家能够从物质文化中看出各区域文化交流或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直到夏商周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兴起之后,才逐渐改变,三代文明像一个滚动的雪球,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也空前加强,最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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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1页.
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陈星灿:《中国远古文化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评述》《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279页.
考古所见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图景,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历史千古一系的传统观念;新中国丰富多彩的考古发现,不仅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
三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环境和机制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土着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加以描述.这些特点,跟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决定了这里的古代文化,从旧石器时论文范文始,就处于同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虽然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还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化,但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原始文化,似乎走着与旧大陆西侧完全不同的道路.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与外界的接触逐渐增多,但整个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器时代,中国文化仍旧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作为腹心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及其邻近地区,通向旧大陆西侧的道路,被青藏高原和众多的高山大漠所阻隔;向南的道路,又有一系列的高山大川和热带雨林为屏障;东部在史前的大部分时期都是茫茫大海;而北方不仅有一望无际的高寒和沙漠地带,还有一系列东西走向的大河通向大海.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又是由一系列高原,平原,盆地,山脉,丘陵,河流,沙漠,沼泽,湖泊等构成的数量众多的次一级的小地理单元组成的.地形上的东西论文范文阶梯和纬度上南北相差30多度的空问距离,构成了从热带到亚热带,暖温带,寒温带以及青藏高寒带的差别明显的气候带,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形成特色鲜明的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和西北猎牧业三大经济区,又以各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为依托,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①Michael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1999,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8.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见氏:《史前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陈星灿:《中国远古文化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评述》,《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87页.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文化体系.实际上,即使有高山大漠和茫茫大海的阻隔,中国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比如,马和马车都是在商代晚期才突然出现的;小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突然出现,到二里岗早商文化(1600—1415 BC)时期,已成为华北地区的寻常作物;红铜和青铜器差不多同时出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甘青和中原地区,中国没有旧大陆西部漫长的红铜时代;中原地区的山羊和绵羊也是从龙山时代(公元前第三千纪)开始出现,在二里头(1900—1500 BC)和二里岗时代流行起来,成为常见的家养动物;殷商晚期都城安阳所见的玉器和龟甲,则被认为和目前中国疆域的西部和南部边疆——新疆和南海有关,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则可以追溯到印度洋中.最近的研究显示,家养水牛也可能是公元前第一千纪从印度次大陆引进而来的.
至于秦汉及其以后时代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考古上的发现更多,但是无论就其规模和影响来说,直到18—19世纪中国被迫开放门户之前,都远远比不上这个巨大地理单元内部各文化区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冲突.比如,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栽培水稻的起源地,早在仰韶文化时期(5000—3000 BC),栽培水稻已经进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粟,小麦和豆类等旱地作物为主辅以少数水稻栽培的华北农业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600—1300年前的商代;以二里头青铜器为代表的体现祖先祭祀的礼器文化,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的商代,迅速扩张至广大的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超越各地方土着文化,构成一个范围广大的"同质文化",形成界说中国文明的上层文化基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Lee,Gyoung-a Ah,Gary W.Crawford,"Liu,and Xingcan Chen,Plants and peoplefrom Early Neolhhie to Shang periods in North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7;104;1087—1092.Grawford,G.W.,2006,East Asian plant domestication.In Archareology of Asia,edited by M.T.Stark.PP.77—95.Blaekwell Publishing,Maiden.Yuan,Jing,The Origins of Animal Domestication in China,2007,Paper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Zooarchaeology,Zhengzhou,July 13—15,2007;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刘莉,杨东亚,陈星灿:《中国家养水牛的起源》,《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第141—178页.
Lee,Gyoung-a Ah,Gary W.Crawford,Li Liu,and Xingcan Chen,Plants and peoplefrom Earty Neolithic to Shang periods in North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7.104.1087—1092.
Allan,Sarah,2007,Erlitou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oward a new paradig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6.No.2,(May),2007:461—496.
总之,中国文化的基础形成于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它的土着性,多元性和一体性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这个巨大的地理单元本身跟外界和世界的联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文化单元,尽管整个古代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都没有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问题.新中国58年来的众多考古发现,成就巨大,有目共睹.如果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古代文献(特别是《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那么此后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则使不少学者减少了对古代文献应该抱持的审慎,批判态度;20世纪初叶的疑古思潮,差不多完全被乐观的信古所取代,最极端者,就是把某些考古遗址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某些传说人物对号入座.考古当然可以证明古代文献的真伪,但这只是考古学能被利用的一小部分价值,它更应该是用它自己的方法和证据,重建中国古代的历史.我也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差不多50年里,中国的众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花费了大量气力去证明二里头遗
总结：本论文是一篇免费优秀的关于历史史学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历史学教授杨国强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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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学科教学论文集 历史学科教学期刊参考文献哪里找
[3] 家国情怀和高中历史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家国情怀和高中历史相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