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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佛教思想对苏轼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苏轼对佛教理论的借鉴,不是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在领会核心精神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引申、发挥,用以阐释文论.这种借鉴主要通过由人及文、化求佛为求艺及变精神境界为审美境界三种方式实现.苏轼对佛家思想的灵活借用,反映了佛家理论与文学理论在内在逻辑上的关联性,是其糅合宗教与文学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关键词：苏轼 文艺理论 佛教思想 借鉴方式
受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苏轼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苏轼对宗教思想的吸收、借鉴有其独到之处.其中,依托佛教思想与文艺理论在内在逻辑上的相通性,苏轼通过由人及文、化求佛为求艺、变精神境界为审美境界三种方式成功引佛理入文理,使其文论带上了鲜明的佛学色彩.
苏轼的文艺理论包括文学和书画两方面,但考虑到文学理论是其重心,且其书画论与文学观具有相通性,故以下讨论,以其文学理论为重点,间或援引其书画论来阐释其文学观点.
一、由人及文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样态,其关注的主体是人,尤其是人的内在精神,它通过指导人进行特定的修行使其获得精神上的超越与解脱.人,又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中国自古就有“文如其人”的观点.通过人这一特殊媒介,佛教与文学产生了直接关联.苏轼文学理论吸收佛教思想的第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由人及文.
心性论是佛教关于内在精神修行的核心理论之一.心性,指人的本心、本性,即自然天性.它强调修行者应排除内外干扰,恢复到空明纯净的“本心”状态.与之相应的是“心镜”概念,它与“心性”本质相同,也指清净之心,取心净如明镜、能照万象之意.苏诗《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中：“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1]一句直接提到了这种以心为镜的观点,并强调了它对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以一含万”对应“照万象”,都指对现实世界的观照、洞察,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仅停留在个人内在修为的层次,强调以心为镜故能洞悉世间事的本质、了悟真理；前者则将之进一步导入文学创作领域,认为若创作者能复归到本心状态、洞明世事,其文章定能有与众不同的思想闪光,强调了作家的内在修为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回到本性状态的标志,就是内心的空、静.佛教认为“空”是世界的真实本相,明白万事皆空方能心无杂念；静则指不为外物所动的平静的状态.还归本性的过程就是追求空静的过程.佛教讲人的佛性得自内心的空静,苏轼借这一概念来阐释文学,认为诗之韵味得自诗人内心的空静,即所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镜.等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2]心无杂念方能容纳万物；内心宁静方能聆听外界的声音.惟有广阔的胸襟和开阔的眼界,方能为诗歌注入广博的内容和思想,使诗境宽广而不仅囿于一己.这种以空纳万物、以静纳万声的思想,是对“以一含万”的进一步阐发.正所谓“诗法不相妨”,自我的修行就是文章的修行,这是苏轼由人及文发挥佛理阐其文论的又一表现.
二、化求佛为求艺
佛教修行的终极目标是参透生命真相,悟得佛法真谛,实现自我精神解脱.文人为文的最终目的是写出好文章,即求得艺术真谛.实现目标须有良法.在方法论上,苏轼创造性地借鉴了佛教理论,化求佛之道为求艺之道.具体而言以下几方面：
1.强调世间
六祖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若欲修行,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六祖坛经》）换言之,即佛在世间,不在彼岸亦不在寺,要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佛性、体察禅味、领悟佛之真谛,从而实现精神超越.在其影响下,苏轼提出了艺术“真实论”.
艺术真实的第一层面指的是艺术源于客观生活,作品是现实真实的艺术反映.《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中有言：“古之学道者,无自虚空入者等聪若得道,琴与书皆与有力,诗其尤也.”[3]这里的“道”指客观事物的规律,只有与客观事物进行直接接触、熟悉它的规律,才能掌握它,即掌握了“道”,如此,艺术创作才能“有力”而不至落入虚处.“非至吴越,不见此景也.”[4]可视为对这一理论的正面阐发.《书戴嵩画牛》记叙了戴嵩画牛而被牧童耻笑一事,末云：“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5]点出各行各业皆有道、深入生活才能得其道之理,从反面重申了艺术创作必须深入生活才能求得艺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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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各家思想的吸收、借用是在领会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融进自己的理解后再生出来的,是取其意而非取其言的.“佛在世间”与“佛在彼岸”相对,“世间”实在可感,“彼岸”则缥缈不可感,“佛在世间”使虚幻的佛性有了实在的依傍,拉近了佛法与现实人生的距离.受其启发,苏轼悟出了“诗在世间”之理,并将“世间”概念扩大化,除指向现实生活、日常事理,还指向真实的情感体验,这是艺术真实的第二层面.它与虚情假意相对,强调诗歌情感的真实性.苏轼曾以“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6]赞孟郊作品诗情饱满,发乎真心,能感动读者.亦曾以“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意者足下未甚得于中而张其外者.”[7]之语批评李方叔情感积蓄尚不充分就急于落笔,使作品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对情感真实的强调,或可视为苏轼在文学理论上对“佛在世间”思想的创造性阐发.
2.重视刹那
顿悟是禅宗的一个法门.《六祖坛经》有言：“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禅宗认为,悟道有特定的机缘,是刹那间的灵感显现.投射到文艺上,即可视为艺术灵感的刹那萌发.
苏轼极重灵感.“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8]、“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9]、“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10]等句谈的都是创作灵感的霎那显现和稍纵即逝.求佛、求艺,皆要善于抓住这一闪而逝的特殊瞬间,继而实现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的飞跃.
除重视时机的偶然性和时间的短暂性,苏轼和佛教也强调了悟与灵感发生的前提.禅宗认为要想在某一瞬间成功悟道、修成正果,需经过长期的努力修行,即“迷闻经累劫”.同样,创作灵感的显现也须依靠长期积累,前引“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执笔熟视”[11]一句就暗示了这一积累过程.
三、变精神境界为审美境界
佛家修行的最终目的是达到至上的精神境界,其含义之一便是自然无为.
无为原是道家的一个概念.佛道两家的一些观念虽在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异,但思想深处却是相通的.佛教传入中国后,这些相通之处成为它借以发展自身的重要工具.禅宗就是佛教扎根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达摩四行观》言：“行入谓四行等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菩提达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言：“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等有求皆苦,无求即乐.盼之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此处“安心无为”与道家的“无为”语义相似.胡适在《楞伽宗考》中指出：“达摩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种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等无所求行近于无为自然.”点出了“无所求行”与“无为自然”在思想深处的暗合.洪州禅受《楞伽经》启发,提倡“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马祖道一禅师语录》）,“无造作”,也指不刻意为之,顺其自然.
佛家追求的精神境界到了苏轼这儿被转化为了至高无上的审美境界.其自言：“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12]“作文”即刻意为文,与洪州禅所反对的“造作”相类.“信手拈得俱论文范文”[13]、“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14]、“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15]、“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16]等语,也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创作以巧夺天工、自然天成为佳,以矫揉造作、过分雕琢为次.
四、结语
苏轼在深入理解佛家思想的基础上,抓住其基本精神,将其引申、发展后成功引入文艺理论中,在糅合宗教与文学上作出了一次成功的尝试.其对宗教思想的灵活借鉴也体现在对儒、道思想的吸收上.正因苏轼善于发现宗教与文学间的相通性,合理吸取各派理论精华为我所用,才形成了他独具价值的文艺理论体系,成为后世文艺创作因袭的重要理论标准.
注 释
[1]苏轼.《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苏轼文集》,卷10,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页
[2]苏轼.《送参寥师》,《苏轼诗集》,第3册,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06页
[3]苏轼.《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苏轼文集》,卷10,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页
[4]苏轼.《自记吴兴诗》,《苏轼文集》卷68,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13页
[5]苏轼.《书戴嵩画牛》,《苏轼文集》卷70,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3页
[6]苏轼.《读孟郊诗二首》,《苏轼诗集》,卷16,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96页
[7]苏轼.《与李方叔书》,《苏轼文集》卷49,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20页
[8]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轼文集》,卷11,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6页
[9]苏轼.《王维吴道子画》,《苏轼选集》,王水照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10]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轼选集》,王水照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11]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轼文集》,卷11,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6页
[12]苏轼.《南行前集叙》,《苏轼文集》,卷10,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3页
[13]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苏轼诗集》,卷22,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55页
[14]苏轼.《仆曩于陈汉卿家,见吴道子画佛,碎烂可惜.其后十余年,复见之于鲜于子骏家,则已装褙完好.子骏以见遗,作诗谢之》,《苏轼选集》,王水照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15]苏轼.《跋刘文景欧公帖》,《东坡题跋》,许伟东注释,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16]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苏轼诗集》,卷29,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25页
（作者介绍：陈昱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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