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怎样进行文化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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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营造 社区治理 公共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在社会工作领域,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价值冲突和模式选择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不同行动者由于固有文化取向不同而引致的文化生态问题,以及不同个体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文化整合或者某种价值观念的思想碰撞而带来的文化冲突问题.由此,在传统社区治理理论的框架内,社区文化建设和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社区能力建设的重要维度.
城市社区文化营造模式的建立或发展,应更深入地理解和服务于中国的社会现实
新时代如何进行社区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文化建设理论体系,成为笔者进行城市社区治理探索的重要研究旨趣.从宏观社会结构层面上,文化营造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社区服务的均衡发展,也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从微观社区服务效能上,文化营造不仅有利于激发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发挥着防止群体利益冲突的整合作用.
对中国城市社区而言,文化营造的理论内涵在于如何将分散化、个体化以及差异化的个人转换为具有凝聚力、团结感和社区归属感的文化群体.在此过程中,当社区组织内部生成一种特有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后,文化场域作为一种文化要素融合、传递的社会生产空间,对城市社区生活方式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更新会产生重要影响.文化营造意味着对社区居住环境的改善,强调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经由社区社会组织发起、倡导、协调并不断发展,是一种有效的文化整合方式;其核心目标在于,社区组织通过特有的文化组织形式和公共服务体系将分散化、差异化的个体整合成具有共同社区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的社会群体.作为一种有效治理机制,文化营造在优化社区居民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内蕴于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中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转型时期社会风险急剧增长,每个个体都成为风险社会的成员,个体的焦虑共同性代替了需求共同性.可以说,一个城市社区所独具的时代特征和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区成员对某一社会现象或行为过程的价值判断.同时,这种价值判断又往往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延展,同社区文化的历史语境或现实依归联系起来.我们发现：社会个体的价值选择不仅交融于社区文化空间所营造的歷史语境之中,还隐含着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某一具体行为过程的总体性解读.如果不能将社区治理的文化营造过程接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研究之上,那么,这种短暂的、临时性的文化建设活动充其量也只是一些分散的、个别化的微观经验,不会有可推广、可复制的潜力.尽管不同地域和历史背景中社区治理的具体路径各有不同,但其发展模式的背后却隐藏着更高层次上的共性,即社区文化营造模式的建立或发展,应根植于更深入地理解和服务于中国的社会现实.
城市社区的文化营造,应优先考虑社区成员的公共认同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了社区社会组织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变化,社区价值观的营造也随之成为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以经济发展和物质需求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和以文化建设和精神追求为导向的价值理性,共同构成了社区文化营造的核心价值.
在影响文化营造过程的诸多要素中,社区认同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中间变量.它不仅杂糅着一种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互动过程,同时也包含着一种主体性与创造性共同作用的意识形态特征.城市社区的文化营造过程应当优先考虑社区成员的公共认同度.具体而言,社区成员的公共认同度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人际交往情况、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结构的具体样态,还根植于社会的历史文化、制度规范、经济形态等方面.随着社区组织服务职能的全面拓展和家庭教育、养老功能的逐渐弱化,一个价值观念正确、结构合理、服务目标明确的社区组织已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对大多数社区居民而言,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文化营造的具体环节,也是其津津乐道的生活内容.然而,由于社区居民对公共认同感的普遍不足,社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大多数的社区参与还没有转化为公益性的社区参与.尽管社区居民的主体参与意识进一步觉醒,但在社区组织制度和管理层面却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这既是影响社区组织再组织化过程的重要因素,也是社区居民缺乏公共认同感而普遍采取的一种行为选择.因此,社区居民公共认同理论的影响同社区文化营造过程息息相关,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关系.城市社区组织在特定的管理制度、文化生态背景下,不能将营造社区文化与形成社区居民共同意识割裂开来,社区成员的共同意识和公益角色应作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公共服务体系升级、基层社区组织建设的主题.
社区文化营造的具体实践路径和机制也必然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复合架构.时代价值应突破原有的、单一的社区服务模式,实现社区成员、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间人、财、物资源的合理流动;机制创新应着眼于制度建设和治理过程的有效监督机制与反馈机制,流于表面的社会服务安排和工作计划仅仅是一种单向性的服务输入过程,而社区居民对社区组织的监督评价、意见反馈才是衡量社区服务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有必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社区文化营造过程所关注的焦点应当是政府政策、制度安排被忽视的社会群体以及不易觉察的社会现象.
城市社区治理呼唤文化营造的价值创新
随着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迅速提升,社会成员对生活于其中的社区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趋于多样化和化.从大量可借鉴、有价值的社区治理经验中,我们观之,源于普通居民的、自发性的行动策略没能及时得到城市社区组织机制的有效回应,存在互动和衔接不畅的问题.因此,应对成员建立完备的社区交流机制,搭建具有良好IT架构的柔性网络平台,以促进社区成员间、社区成员与社区组织机构间的双向沟通和交流.
在传统社区治理语境下,城市社区文化营造的思路、方式不应仅限于与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相关的服务内容,而应将文化营造的实践环节融入社区居民的生活中.随着中国城市社区文化生态环境的急剧变革,新媒体力量不断渗透、思想矛盾冲突加剧以及经济发展差异显著等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社区制度变迁的重要变量.因此,社区文化营造过程中的主体性因素在理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重要作用都不应当被忽视;对文化营造的考察应置于更长的时间跨度、更广的社会空间,以便更真实、更客观地呈现社区文化发展的具体样态;文化资源的转化机制和再生产机制是衡量社区组织内部优化程度和服务效能的重要指标.因此,对文化资源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关注也体现着社区文化营造的时代特征.
社区文化建设和居民道德感的培养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过程,仅仅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或基层社区组织机构难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只有源于群众、服务于群众、发展于群众的社会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才能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发展新局面.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321’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SJGY201 7024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杨佳佳：《女性青年身体的社会形塑与自我保护》,《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8期.
②巫秀芳、刘德文：《虚拟社区感对消费者融入的影响——承诺的中间作用和社区认同的调节作用》,《中国流通经济》,2018年第7期.
责编/张忠华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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