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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雷 曹葳蕤 陈伟岸[1]
[ 内容提要]2016 年11 月4 日至7 日,中国音乐史学第十四届年会暨第九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上海音院出版社奖”颁奖大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胜利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音乐史学会、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办,由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主要内容有三项：第一是第九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及颁奖活动；第二是换届选举；第三是学术研讨.本文对以上内容做了详尽的综述.
[ 关 键 词] 中国音乐史学会/ 年会/ 论文评选/ 换届选举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17)02-0009-11
2016 年11 月4 日至7 日,由中国音乐史学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中国音乐史学第十四届年会暨第九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上海音院出版社奖’颁奖大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顺利召开.本届年会恰逢中国音乐史学会成立30 周年,因此参会者为历届年会参会人数最多的一届.开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徐元勇教授主持,南京师范大学校长胡敏强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戴嘉枋教授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本届年会的第一项内容,是第九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工作以及在会议开幕式上举行的颁奖活动.这次论文评选活动由中国音乐史学会倡办,由中国音乐史学会、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本届论文评选共收到参评论文86 篇,其中本科组28 篇,硕士组43 篇,博士组15 篇.经评委会秘书处审核,有4 篇文章不符合参评条件,因此实际参评论文为82 篇.本届论文评选参选论文经过初评和终评两轮评审,最终共有50 篇论文获奖（获奖名单参见附录1）.在开幕式上,举行了热烈的颁奖典礼,由学会副会长洛秦教授主持.首先,由学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陈荃有先生宣布了本届论文评选的获奖名单,之后是隆重的颁奖仪式.本届评选的获奖名单,将在中国音乐史学网上公示,接受学界的检验.颁奖典礼之后,由学会副会长郑祖襄教授、冯长春教授分别对古代史组获奖论文和近现代史组获奖论文进行了点评.
本届年会的第二项内容是换届选举.开幕式之后,学会分为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第一分会场为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第二分会场是非会员大会,由两位特邀代表作专题发言.第一分会场的会员大会由学会名誉会长王子初研究员主持.按照学会章程,学会每两届年会进行一次换届选举.学会理事会决议,原70 岁以上理事不再担任新一届理事候选人.经过论文范文决议,新一届理事候选人共有74 人,其中上一届理事50 人（常务理事10 人,理事33 人,候补理事7 人）,新提名理事候选人24 人.经全体会员论文范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50 人）（详细名单参见附录2）.当日中午,学会召开新一届理事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常务理事会（11 人）.参加新一届常务理事会现场选举的理事共计28 人,收到有效票数28 张,超过半数,符合学会章程规定,选举结果有效.晚上,学会召开新一届常务理事会,进行了会长的选举.上任会长戴嘉枋教授和名誉会长王子初研究员高风亮节,主动提出不再参加新一届会长的选举.最终根据选票的票数,洛秦教授高票当选为学会新一届会长.
在第二分会场的非会员大会,学会特别邀请两位老专家刘再生教授和梁茂春教授作主旨大会发言.刘再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问题的史学和史学的问题──论中国音乐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文中,刘教授认为问题的史学是原生性的,史学的问题是派生性的.前者指音乐本体的特性以及历史和时代各种原因造成音乐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具有一种先天的、难以从音乐本体完全揭示研究对象本质,需要依靠音乐载体、文献记载、音乐考古或逻辑推理进行辨析,偏重于问题之客观存在；后者是指史学研究中的观念、方法、史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更多的主观性质.一代宗师黄翔鹏先生《乐问──中国传统音乐历代疑案百题》将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他以100 个疑难问题用诗意化的语言加以归纳.他说：“所谓‘百问’,不是‘百解’；是提问题,不是回答问题.我至今不敢写史,就是这个道理.”因此,“问题意识”是指对史学研究抱以敬畏之心,不轻易放过音乐历史中宏观或微观研究的每一个细节,以求得矛盾、疑难的解决.“问题意识”具有主动性、敏锐性、创意性、坚韧性、长期性等特征,是严谨治学精神的内核与深化.《乐问》提出的多为原生性史学问题.黄先生主张先做打基础工作,1988 年成立以他为主任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辑委员会,从立项到首卷出版历时将近10 年.至今,在王子初及王清雷等后继者努力下已出版19 卷《大系》,成为我国音乐考古的一部重典,功德无量！黄先生所做的工作和提出的问题意识以及九死不悔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在座者学习、继承和发扬.刘教授还以“人物生卒年月日的人文价值”、“对姜夔历史评价的史观问题”、“抗战歌曲创作的史学脉络格局”、“小人物和大历史──以挖掘王浩川生平为例”等题目阐述史学研究问题意识的重要意义,认为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将会极大地推进中国音乐史研究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梁茂春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绪论：浅谈“音乐史的边角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梁教授将其近年来对中国现当代音乐史“边角研究”的一些思考和心得以及对新发现的音乐史料的想法与大家进行了分享.从“边缘视角”来研究音乐史可以恢复音乐历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增加音乐历史的细节叙述、提高音乐历史研究的独立思考精神、丰富音乐史和改写音乐史并且可提倡注重音乐历史上的凡人小事和音乐历史的多种写法和多种风格.同时,梁教授也提出学习“音乐史的边角”仍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梁教授提出“边角研究”要特别注重“口述史”的方法,这些散落在民间、散落在口头上的史料值得我们注意.刘再生教授和梁茂春教授的大会发言,高屋建瓴,对于当下的音乐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届年会的第三项内容是学术研讨,共收到文章近130 篇,绝大部分代表作了现场发言.相比上届年会本届年会所提交的文章其研究领域大大拓展,研究视角更为多元化,有些专题研究颇为深入,不乏重量级论文范文.
古代音乐史主要集中于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乐律学以及礼乐等专题研究.
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文章共有15 篇.广州南越王墓、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和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江都王刘非墓）,均为出土有完整编钟乐悬之西汉前期墓葬,合称为“西汉三王墓”.墓中所出编钟均为5件甬钟与14 件纽钟合为19 件一套的规制.《西汉三王墓出土编钟的音列分析》（王子初）一文在重点分析三王墓编钟音律的基础上,指出汉初曾建立过较为严密的“乐悬制度”,由此提出了刘汉政权曾一度推行过“礼乐制度”的设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乐钟铸制与研究》（黄敬刚）一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和乐钟的研究,发现青铜乐钟铸造、礼器铸造工艺与铜锡含量均有不同,以此来剖析礼乐制度和战国时期的青铜用品的文化与思想元素.“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乐器,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深切关注,如王子初先生曾著《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礼乐”的复古与没落》[1] 一文对西汉的乐悬制度进行了探讨.后张闻捷先生在其《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2] 一文中,对子初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王清雷在仔细阅读以上两篇文章后,发现《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一文的观点和治学方法均存在一些问题,故在本届年会上宣读《也谈海昏侯墓编钟》（王清雷）一文,试与《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商榷.《西周越地青铜编钟研究》（隋郁）一文以西周越地青铜编钟为研究对象,力图采用“定量分析”的模式,使用统计学标准差的方法,以图揭示蕴含在乐钟数据资料中却不易被传统的“定性分析”所觉察的现象与规律,挖掘其中有理性因素参与或制约的痕迹.《晋南地区保存的宋金杂剧乐队图像研究》（高兴、牛嘉）一文以晋南地区保存的宋金杂剧砖雕为依据,对宋金杂剧乐队的编制、形成原因与乐器功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堪称音乐图像学研究的一篇范本.《契丹——辽铜镜上的音乐史料》（陈秉义）一文对存有与音乐有关的辽代铜镜上的图像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为研究辽金音乐史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图像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辽金音乐资料匮乏的局面.《中国音乐图像学古今方法考述》（李荣有）一文认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乐文化”传统丰富多彩,音乐图像学也有着与之相辅相成的多元理念和方法,对其作综合性考证研究,将有利于全面揭示古代音乐文化史、乐舞文化史、艺术文化史乃至社会文化史的面貌及其发展规律.《从汉画像及汉代文献看汉代鼓吹乐之用器》（朱国伟）一文采用双重证据法对鼓吹在汉代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探索,认为“笳”这种乐器并非后人认为的是汉代鼓吹乐的核心乐器,“笳”的正式加入很可能是东汉中晚期往后.《论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排箫》（王希丹）一文探讨了集安高句丽壁画中排箫的形制及演奏方式、高句丽使用排箫类乐器名称考辩、公元2-7 世纪高句丽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排箫实物及图像,从而获知了排箫在高句丽的传入及发展情况.《山西古戏台声学分类初探》（杨阳）一文对山西古戏台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古代建筑师对扩声传声原理的巧妙利用是古戏台声学的巨大飞跃,是古建筑中科学和艺术高度融合的珍贵例证.有关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文章还有《中国青铜编钟类乐器结构设计的特点及成因分析》（王秀萍）、《北魏平城时期音乐考述》（任方冰）、《吴晋越窑堆塑青瓷魂瓶乐舞图像研究》（丁同俊）、《关于契丹——辽“小乐器”的两种设想》（王珺）、《契丹（辽）箜篌在辽宁的遗存》（原媛）等.
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文章共有14 篇.《<, 中国历代乐书要籍精诠>, 的纂修》（修海林）一文介绍了作者主编的《中国历代乐书要籍精诠》一书的缘起、性质、定位、内容等.中国音乐学如何构建起当代具有国学根基的学理基础并拥有自己的术语、认识方法和话语权,在“中”“西”纵横交错的学术、文化大格局中,构建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延承百年学术新成果的学科基础理论和知识系统,虽然就已有的成果而言,并非空白,甚至已经产生有重要成果.但是从整体上看,此仍是当代中国音乐学建设的紧迫任务,而这正需要中国音乐学术史研究的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必然要从诸多方面重新反思百年、面向未来.《中国历代乐书要籍精诠》一书所内涵并业已形成了的、以及可以再作深入探讨和总结的学术研究成果,正可以为这样一个新的学术目标的真正实现,提供认知乃至创新的基础.《建构“音乐”：<, 乐记·乐本>, 篇之音乐性研究》（李方元）一文聚焦我国早期的音乐理论成果《乐记·乐本》篇,讨论我国早期“音乐”的理论内涵及哲学约定.该文包括三部分：其一,《乐记》成书、传本及其《乐本》篇的简要梳理；其二,分析《乐本》篇“文本”及对其“音乐”的理论建构；其三,归纳《乐本》篇鲜明的“音乐理论”特色及其“音乐性”意涵.《再谈文献之对于史学的重要性论“文字霸权”说》（刘勇）一文指出,文献史料在古史研究中的地位不可动摇,这与霸权无涉.口述史自有自己的用途和优势,从事口述史的学者尽管放平心态去搞,不必来攻击文字、文献,为之扣上霸权的帽子.在这样一个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年代,轻率地提出一些耸人听闻的理论,容易使年轻学生找不到北,无所适从,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是短箫铙歌还是?──以萧亢达<, 汉乐四品>, 为底本的汉乐第四品辨析》（王洪军）一文以萧亢达《汉乐四品》为底本,对汉乐四品特别是第四品进行了梳理辨析.该文认为“短箫铙歌”只是汉乐第三品“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应是与其并列的汉乐第四品,真实的汉乐第四品包括俳优歌舞杂奏、郑声,是来自民间的俗乐,甚至包括一些迎合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淫辞滥调和论文范文歌舞,它的名字叫“宴私之乐”.蔡邕出于维护封建礼教,为尊者讳,故不叙天子“宴私之乐”,只记叙了其中三品.《郑玄与汉代<, 乐记>, 校注》（杨赛）一文认为郑玄吸收了众多前人成果,是汉代《乐记》校注的集论文范文者,仍是我们理解《乐记》的基础.《<, 龙笛要录>, 版本考证》（严薇）一文以日本镰仓时代晚期的一部龙笛曲谱《龙笛要录》为研究对象,对此曲谱的名称、成书年代、版本等进行考察,并重点对现存的几种主要版本进行了比较与考证.有关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文章还有《明代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的音乐史料价值》（白佳欢）、《嘉道年间秦淮女乐研究──以捧花生两部画舫类著作为例》（陈怡静）、《<, 红楼梦>, 及续书中的清代城市音乐传播》（张诗扬）、《<, 声无哀乐论>,“声”“音”“音声”“声音”与“乐”诸概念运用的分析》（胡潇）、《对陈旸<, 乐书>, 的再认识》（陆晓彤）、《白居易诗文之夷夏音乐考论》（郭悦琦）、《俗字谱之历史源流考<,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乐类>, 研究》（戈园园）、《白氏六帖涉乐史料文本初探》（程策）等.
乐律学的研究文章共有13 篇.《俗字谱之历史源流考》（赵玉卿）一文认为俗字谱即朱熹《琴律说》之“俗乐之谱”,属于工尺谱的记谱体系,是工尺谱在一个时代的另一种记谱形式和发展,对其历史源流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朱载堉的乐学思想是其平均律创造的根本动力──“朱载堉的乐学思想及其平均律创造”之一》（杨善武）一文认为朱载堉有关“音”与“数”的思考认识,形成了他的乐学思想,正是这种乐学思想成为他进行律学创造的根本动力.具体而言,朱载堉批评京房等人的计算,并没有否定计算,而是在考虑如何根据实际找到更为合适的计算.他的新法密率就是根据“自然之理”、经过“以数求合于声”的不断探索,最终为找到平均律的计算方法而创造的.《谈南宋【狮子序】音乐中的片》（于韵菲）一文根据南宋张炎《词源 拍眼》“俗传序子四片”的记载考证,南宋【狮子序】俗字谱音乐中的片数为4.《宋代钟律研究》（徐蕊）一文认为宋代钟律集中呈现了宋代雅乐制作的观念变化,从钟律的讨论与实践都折射着宋论文范文礼作乐的特殊时代观念.有关乐律学的研究文章还有《从“模糊律制”到“近十二平均律”── 20 世纪苏北民间唢呐的“实践律制”变迁》（赵宴会）、《十二音位的五度相生──曾侯乙编钟上层一组钮钟的乐学内涵》（宋克宾）、《文化地理视域中的清代乐律学家研究》（石林昆）、《我国古代诗词歌曲词曲用韵的共生性特征探析》（包德述）、《琴五调与工尺调的对应》（桑坤）、《般涉调考原》（陈论文范文）、《朱载堉异径管律理论验证的再验证──与刘存侠先生商榷》（史凯敏）、《<,史记·律书>,“生黄钟”声数相配之谜》（吕畅）、《从吹律听风到候气应律》（薛冬艳）等.
较之往届,本届年会有关礼乐的研究文章显著增多,共有10 篇.《浏阳的“乐局”与文庙释奠礼乐》（张咏春）一文通过对浏阳的“乐局”与文庙释奠礼乐的研究指出,清代文庙释奠礼乐在地方一级推行者,实际上有两个版本,即延续自前明的版本和清乾隆年间颁发的新版本.该文认为经过邱之稑改编后的浏阳文庙释奠礼乐,其佾舞与前明版本高度相似,反映出该版本的旺盛生命力.邱之稑改编后的浏阳文庙释奠礼乐,很有可能反映的是明代雅乐的真实面貌.北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雅乐制作最有代表性的朝代之一,以往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宋徽宗大晟乐,其次是宋仁宗和宋神宗时期,而对于最早的太祖朝“和岘乐”的专文研究较为少见.《朝会 殿宇 乐声──论宋初和岘改乐与圣宋气象的塑造》（杨成秀）一文意在通过对和岘乐因缘始末的梳理与分析,探讨其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圣学十图》附礼乐比考>, 研究二》( 徐海准) 一文弥补了作者所著《1932 年在汉口出版的韩国音乐史料：<,《圣学十图》附礼乐比考>,》一文中对该书搜辑者李宁齐先生研究的缺失.该文从李宁齐先生与李滉的关系、于韩国的工作情况及他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与接触人员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旨在考察关于圣学十图、天命新图、华丽的礼、华丽的乐等内容.有关礼乐研究的文章还有《我国古代乐人的身份地位与乐户制度形成研究》（陈伊笛）、《汪烜礼乐思想探论──徽州区域音乐史视角》（袁建军）、《“瞽矇”考──先秦盲人乐官的兴衰变迁》（胡雅静）、《簸逻迴歌考》（郭星星）、《论汉代鼓吹中的权力与身份》（谢芳）、《明代乐舞生考述》（胡燕南）、《明代宫廷雅乐体制考述》（田雨萌）等.
此外,还有26 篇文章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断代史、音乐经济、器乐、戏曲、音乐美学、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家等专题.《再论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 <, 宋代音乐研究文论集>, 总序》（洛秦）一文对近代以来有关宋代音乐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统计和研究,由此不难发现上海音乐学院已经成为宋代音乐研究的中心.同时,该文也指出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低层次重复现象依然存在；宫廷雅乐和理学音乐思想的研究有待重视；对笔记音乐史料的价值尚待重视和挖掘词乐状况堪忧；“界内后继乏人”“界外隔靴搔痒”.《宋代演艺市场的市场结构及营销策略──对宋代“音乐经济”现象的个案分析》（钱慧）一文通过对宋代演艺市场及营销策略的探索和分析,认为宋代演艺市场符合“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而这种市场结构决定了音乐生产者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还决定了生产者对营销策略的选择.正是这样的市场结构,为宋代音乐的全面发展及其转型,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北宋都城汴京的音乐文化与声音景观研究》（黄艺鸥）一文聚焦于宋徽宗时期都城汴京的音乐文化,描绘出北宋都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市民音乐交相辉映的声音景观.《春秋战国时期的乐舞经济分析》（韩启超）一文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乐舞的生产与消费现象,归纳总结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乐舞经济特征,并探索了其内在原因.《独步琴坛──明代琴家严澂研究》（章华英）一文以明代虞山琴派代表人物严澂的家谱、著述及常熟地方志等为史料基础,对严澂的家世生平、交游活动、学术师承、古琴审美思想等方面展开讨论.《中国古琴指谱乐符字典》是一部琴学工具书,为近年琴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锻造了便利的解谱工具── <, 中国古琴指谱乐符字典>, 序》（王德埙）一文着重阐述了该字典编纂的难点和其突破之处.《黎族鼻箫的历史与现状》（石一冰）一文梳理了黎族鼻箫的历史,讨论了传统鼻箫与“改良鼻箫”的差异,表现出对“改良鼻箫”的质疑与担忧.《中国古代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研究中的歧义与焦点》（万博）一文以中国古代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的研究现状为出发点,梳理了这一问题的若干争议焦点,并对中国古代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产生争议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粤剧成型之前的班社及声腔演进》（周东颖）一文根据方志、日记、诗歌等文史资料,考察了入粤的戏曲班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演剧活动、竞争关系,以及组建梨园会馆的历史事件,追溯了各路班社的来路与构成,结合对当代粤剧演出及艺人的实地查访,推演并描绘出粤剧成型前各声腔因素生发、演进的历史轨迹.《李光地音乐思想研究》（陈科宏）一文对康熙年间曾参与制定管理音乐政策,并举荐魏廷珍、王兰生等多位音乐人才的理学家、经学家李光地的音乐思想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其他研究文章还有《社会的高度发展推动了音乐的繁盛──析唐朝音乐繁盛的原因》（李德隆）、《中国民族乐器“技法母语”的历史逻辑》（王晓俊）、《形象——心象——法象──敦煌弥勒经变造像的艺术哲学问题探讨》（毛睿）、《“诗乐”与<, 周南>,<, 召南>, 之“四德”──论有关“诗乐”的社会价值》（韩朝）、《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千山龙泉寺佛教北韵音乐》（铁梅）、《论原始佛教音乐观的二重属性》（段文）、《东晋文人的主要音乐活动》（苏汝潇）、《明代文人音乐学养的智慧体现》（王一涵）、《论明初文人的音乐作品》（刘树成林）、《刘鹗琴学渊源考》（彭岩）、《论明清文人秦淮游乐中的昆曲表演及其影响》（陈颖）、《洛阳南庄木偶戏发展现状调查研究》（谢晓娜）、《论湖南花鼓大筒的音乐流派、乐器形制与演奏技法》（胡南）、《以乐教人——论金世宗为君之道及其音乐才能》（潘江）、《<, 南诏奉圣乐>, 的性质及相关问题》（葛恩专）、《中国巫乐文化观研究》（陈思）等.
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文章内容广泛,研究范畴大大拓展,主要涉及音乐家及其作品或著作研究、音乐文献、学科建设、方法论、音乐教育、音乐传播、组织、作品、非遗、器乐、戏曲等专题.
有关音乐家及其作品或著作的研究文章共有20 篇.俞玉姿教授是第一代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的教师之一,曾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和论文范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设史料 完善史说──谈我师俞玉姿先生的学术贡献》（李淑琴）一文对俞玉姿先生的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所做出的学术贡献进行了概括总结.并且作者认为,俞先生的学术成果和学者品格,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珍爱并学习发扬.《知微见著──俞玉姿先生的学术精髓》（李岩）一文通过对一些亲身经历的小事的回忆,阐明了俞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朱英是平湖派琵琶在近代最为重要的传人,在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任教期间,培养了以丁善德、谭小麟等为代表的一批名家.《朱英其人其事及其贡献──朱英在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十年间对国乐表演和教学经验的总结与思考》（肖阳）一文详细阐述了朱英先生在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任教的前十年（即1927-1937 年）的事迹和贡献,对其教书育人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当代音乐史意义上的“闵惠芬现象”》（方立平、方舟）一文介绍了闵惠芬一生的三个阶段,总结了她在20 世纪70 年代振兴民乐中的巨大贡献,归纳了四个带动：把传统音乐的复兴工作带动起来了；把大众音乐的传播工作带动起来了；把新作品创作的拓展带动起来了；把民族音乐精神与音乐时代精神带动起来了,从而让当代中国民乐展示出了一段全新而又辉煌的历史.《沧海遗珠蓝田埋玉──—张定和重庆时期音乐作品史料梳理》（晋瑾）一文以作曲家张定和先生的作品手稿资料为基础,对其在重庆时期音乐活动及所创作的作品进行了梳理与研究.《音乐教育家宋寿昌研究》（蒋立平）一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宋寿昌先生一生教育轨迹和理论贡献进行了评价,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云南当代音乐创作的开拓者之——关庄作品评述》（任秀蕾）一文通过梳理关庄先生云南音乐创作的历程,评述出关庄先生的音乐创作理念、音乐风格、音乐特点,及其对云南当代音乐创作的贡献.《乐史煌煌如碑立──读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兼及回顾世纪之交的学术争鸣》（吴艺楠）一文从杨先生的写作布局及框架、文本注释以及手绘图例和曲例三个方面分析和阐述出《史稿》文本的内容特点,回顾了20 世纪末围绕杨荫浏先生及《史稿》的治史方法为中心的学术争鸣热潮,进一步肯定了《史稿》的巨大影响.沈秉廉先生是近现代音乐史中一名重要的音乐家,然而在相关的著作和教材中却难见其踪迹.《沈秉廉的音乐思想与贡献》（池瑾璟）、《沈秉廉与他的儿童歌曲研究》（陈瑞瑞）、《见微知著,睹始知终──从<, 怎样练习唱歌>, 看沈秉廉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影响》（孟大山）三篇文章对沈秉廉先生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与研究.其他有关音乐家及其著作或作品的研究文章还有《黄河之水歌中来──冼星海的音乐生活及其思想发展轨迹》（黄敏学）、《邱望湘歌曲创作研究》（吴远华）、《邱望湘的初中音乐<, 和声学初步>, 分析研究》（李琪天）、《陈啸空与儿童歌曲<, 小花猫>, 分析与研究》（焦音）、《钱君匋的艺术歌集<, 深巷中>, 初步探索》（孙如雪）、《论郭乃安的音乐思想》（杨甜）、《论李叔同学堂乐歌的艺术特征与影响》（商瑜泽）、《孙文明对传统二胡艺术传承与发展──以<, 流波曲>, 为例》（邵清纯）、《从“二郎山”到“大渡河”看时乐濛民族音乐语言运用》（黄鑫垚）等.
有关音乐史学家冯文慈先生专题研究的文章共有4 篇.《理性求证 高屋建瓴──读冯文慈先生<,中外音乐交流史>, 有感》（赵为民）一文对《中外音乐交流史》南北朝隋唐时期音乐交流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了解读,进一步挖掘整理了冯文慈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冯文慈口述资料采编的设想与感悟》（陈荃有）一文中作者通过对冯文慈先生访谈实践与口述资料的汇编,提出对于音乐家尤其是老年音乐家口述资料的采录价值应获充分认识,且行动规划已刻不容缓；采录的学科范畴不能局限于史学、史料的有限空间,应有更为宏阔的学术构画,采录者对采录资料呈现方式所透露的现场感、可信性也应更加重视.《古代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一代师表──深切怀念业师冯文慈先生》（王军）一文从学术层面,对冯文慈先生的研究指导思想、方法进行了解读,进而评价其精深、博洽的学问、学术贡献及学术品格.《传统与鼎新兼具──析冯文慈先生对乐律学文献的整理》（郝帅）一文对冯文慈先生的乐律学文献整理工作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冯先生在进行乐律学文献的整理时既继承我国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又在实学思想和当代学术思潮的共同影响下对乐律学的文献工作取得了众多开创性的成果,彰显出传统与鼎新兼具的特征.
有关音乐文献的研究文章共有8 篇.《一份极为珍贵的北京近代音乐史料──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姚思源教授与他保存的音乐会节目单》（孟维平、项梦璐）一文介绍了姚思源先生的经历,特别对姚思源先生所*的188 份节目单（1949 年以前）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点石斋画报》是晚清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画报,其中有大量图像和文字资料,展现了晚清人视角下的音乐生活.《<, 点石斋画报>, 中音乐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李俊）一文对其中的音乐史料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对于深入而近距离地了解晚清音乐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建国前<, 人民音乐>, 粗略考释》（马颖）一文通过对建国前公开发行的《人民音乐》期刊进行考察,肯定了建国前在东北创刊的《人民音乐》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东北文化建设事业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及在东北留下的光辉篇章.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于民国时期曾汇聚了全国一流的音乐家在此任教.《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毛贞磊）一文对该校的相关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搜集与整理,对该校的办学之因以及办学期间的音乐教育、艺术实践活动进行了考证.其他有关音乐文献的研究文章还有《对20 世纪上半叶地方音乐文献的发掘与认知──以顾梅羹<, 中国音乐史>, 一书的寻找为例》（吴昊）、《上海公共租界音乐生活叙事──以<, 字林西报>,（1927-1937）的音乐广告为例》（薛彬）、《<, 申报>, 中黎锦晖儿童音乐歌舞剧资料研究》（袁卓）、《<, 申报>, 音乐史料分类研究》（沈思婷）等.
有关学科建设、方法论、音乐教育的研究文章共有8 篇.《音乐专门史四十年（1976.10-2016.10）》（郑锦扬）一文高屋建瓴,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音乐各个专题史从历程、体系、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地探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徐元勇）一文就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阐述.首先对中国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指出中国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学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结构体系和研究范畴,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其次按中国音乐史研究习惯中对中国音乐史的划分,提出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一定要把握住古代音乐史研究的“无声性”和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有声性”两大特点,进而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特征中的手段与方法进行了论述.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认为历史研究不仅需要掌握正确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树立研究者对于历史以及历史研究的态度.《近代“中国音乐科学化”运动始末》（陈永）一文梳理了20 世纪30 ～ 40 年代的“中国科学化运动”中的“中国音乐科学化”运动的始末,呈现了“中国音乐科学化”运动的目标、方向和路径,分析了其代表人物的文论著述与思想观念,并以此历史事项为观测点,预期其后续影响力.《学科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学研究与教学》（潘林紫）一文作者针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学研究因其研究方法的文献主体性有限而被一直处于较为边缘位置的问题,提出了学科化的语境来讨论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观念,并从学科化语境下的研究领域释义、学科化的主体结构、研究与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常见问题以及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拓展应在体系化教学中获得实现四个部分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以期能对目前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所改善.其他有关研究文章还有《浅析1940 年民国教育部修正初高中音乐课程标准》（温长松）、《积极培养新时期大学生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高校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的初步调查与思考》（宋赛）、《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建设及影响》（孙祈月）、《缪天瑞<, 小学音乐教材及教学法>, 研究》（张哲涵）等.
还有17 篇文章研究内容广泛,分别涉及音乐传播、音乐组织、中外音乐交流、台湾国乐、歌曲研究、器乐、戏曲、电影音乐等专题.《从<, 字林西报>, 看“孤岛”时慈善音乐艺术的传播》（王艳莉）一文从《字林西报》所载的相关的资料入手来对“孤岛”时期慈善音乐艺术的传播作了深入研究.《沦陷时期哈尔滨放送音乐活动研究》（王岩）一文通过对放送音乐活动和团体的研究,分析日伪统治时期的文艺宣传策略和手段,并说明了放送音乐活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春蜂乐会”研究》（杨和平）一文以“春蜂乐会”这一近代音乐组织为研究对象,从“春蜂乐会”诞生的背景、成员的创作、教材编写、社会活动、音乐贡献以及历史评价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情感社会学视域下的中苏音乐交流（1949 年～ 1960年）》（李然）一文以1949 ～ 1960 年中苏两国的音乐交流与传播的具体史实为例,解读了社会情境和情感对音乐衍进的具体关照和长远影响.《台湾国乐之发展》（施德玉）一文以历时性观点,从台湾的社会文化现象,观察分析台湾的发展脉络,并予以分类论述其流变之现象,为学界展示了当代台湾国乐形成的脉络,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参考资料.《也谈知青歌曲的产生》（张娟）一文认为知青歌曲产生于上世纪50 年代中期,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知青歌曲的产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不容忽视的是创作主体的精神需求,具体而言即专业词曲作者的自觉选择,以及知青群体的情感诉求.《上海20 世纪20 ～ 40 年代时代曲作品研究现状述评》（李音蓓）一文就学界对上海20 世纪20 至40 年代时代曲创作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就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时代曲创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启示.《秦筝复兴给当代中国筝乐发展的启示》（王英睿）一文介绍了陕西筝人在复兴秦筝的过程中,探索出的成功之路,进而探讨了秦筝复兴给新时代中国筝乐发展的启示.《延安革命音乐传统与豫剧现代戏民族化风格的形成》（陈宗花）一文对编导和音乐创作的核心人员杨兰春、王基笑为中心的河南豫剧院三团创作风格的形成进行了整体把握,讨论了延安革命音乐传统与豫剧现代戏民族化风格形成的关系.《关系美学视阈下动画电影音乐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考》（程兴旺）一文通过对动画电影及其音乐的本体特性和动画电影音乐作为构成要素的作用两方的把握与讨论,探讨了动画电影音乐与动画电影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处理准则.其他有关研究文章还有《粤剧传播史上的“伶影双栖”现象──兼论音乐类”非遗”在当代的传播》（居地希）、《从《申报》看上海“时代曲”的传播》（斯雯）、《1937 － 38：武汉抗战时期音乐、演剧献金活动》（夏炼）、《音乐与政治──新生活运动时期汉口歌舞厅查禁歌曲研究》（孙培培）、《湘赣苏区儿童歌曲研究》（翟盼）、《广东音乐在天津的百年发展回顾》（刘瑾）、《从区域音乐的发展进程谈近代“活态”非遗艺术的价值体现──以凌源皮影戏研究为例》（李鑫）等.
会议的闭幕式于2016 年11 月7 日中午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音乐厅举行,由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郑锦扬先生主持,新当选的常务理事会全体成员在主席台与大家见面.首先,由新任学会秘书长陈荃有教授宣布了新一届的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副会长及理事名单,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当选为新一届会长.然后,由上届会长戴嘉枋先生作大会总结发言,戴会长对本届年会给予了高度评价,本届年会的学术成果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较之往届均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给予新一届理事会殷切的期望.之后,由新任会长洛秦先生致辞.洛会长首先对上任会长戴嘉枋先生的高风亮节表示钦佩,但是感受更多还是作为会长的责任和使命,不能辜负老会长、老专家和全体会员的重托与厚望.在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中,洛秦会长宣布本届年会胜利闭幕.
本届学会的改选,使一些青年学者进入理事会,学会领导层进一步年轻化,为学会注入了勃勃的生机与青春的活力.相信在新一届会长洛秦先生的领导下,学会的发展将翻开新的一页,续写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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