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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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遭遇的一场大灾难.面对这场突变,中美两个世界级大国理应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应对.然而,美国政客却不思考如何全力应对,而是千方百计地污名化中国、甩锅中国,借以遮盖美国政府在应对这场国际大考时的无能、失职、失败.
众所周知,当中国人民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时,欧美只有零星病例,但到了2020年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却在欧美国家多点暴发.在目前全球700余万起确诊病例中,美欧国家占据了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政客企图靠污蔑中国“”“不透明”来掩盖自身的难堪,不但使中美关系增加了不必要的紧张和不信任,也使人们对疫情之后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产生忧虑.
疫情撕开了美所谓制度优势的“皇帝新衣”,“美式”“美式文明”的弊端原形毕露
自建国以来的200余年间,美国政客们一直不厌其烦地夸耀其以“权力制衡”为要诀的“三权分立”制度以及张扬个人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的“美式文化”,并企图在全世界贩卖、推销“美式”,甚至将之美化为所谓的“软实力”优势.然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大考,“美式”以及“美式文化”的种种弊端不断暴露.
据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6月9日,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200万例,约占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的1/3,是中国累计确诊病例的近24倍;同時,美国因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超过11万人,约占全球死亡病例的30%.无论是从累计确诊病例占总人口的比率,抑或是从因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的视角观察,美国都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全球新冠病毒肆虐的“震中”.如果按照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以及美国因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等基本数据“建模”测算,则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极有可能超过3000万,死亡人数极有可能超过300万.当然,这是一种悲观的预计,但当前美国受白人暴力执法引发的种族骚乱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仍呈加剧趋势,尚未进入“平台期”、仍未“见底”.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仍是未定之数.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GDP总量占全球比重接近1/4.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发布的报告,2019年美国军费已达6490亿美元,是紧随其后的8国军费的总和.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构成中,有11艘超级航母和大量的先进战舰、先进战机,还有世界上数量最多、性能最先进的;同时,美国的科技水平、医疗设施等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然而,面对肆虐的疫情,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于是,美国政府及其政客们只能靠甩锅中国、污名化中国来推卸责任、掩盖无能.当然,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无力,不应归罪于“物质性能力”不足,而应从“非物质性能力”中寻找原因,尤其应从其一向自吹自擂的“美式”以及“美式文明”中寻根溯源.
从“非物质性能力”视角观察,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的表现有三点值得特别强调.其一,美国政府的领导力、动员力、管理力不足.特朗普政府最初把传染性极强的新冠肺炎当成普通流感来应对,甚至企图以牺牲早期病人的方式追求所谓的“群体免疫”.美国政府如此误判、错判,酿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灾难性局面.其二,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各说各话,步调不一.按照“美式”的权力制衡制度,美国各州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忽略联邦政府而自行其是,甚至可以与联邦政府相对抗.因此,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美国各州各行其是,拒不服从联邦政府的抗疫安排,而特朗普政府也一直推卸责任.在需要上下一心、合作抗疫的关键时刻,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相互指责、相互推诿,使得美国错过了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其三,大选因素的影响.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力争连任,而党则谋求取而代之.于是,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美国两党为大选而角力的重要筹码.美国两党利用疫情相互拆台、推诿扯皮,为己方胜选造势.比如,特朗普为争取选票而极力掩盖疫情真相,包括企图用培养“群体免疫”的方式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及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甩锅中国、污名化中国,以推卸抗疫不力、施策不当、考绩不佳的政府责任,等等;党方面则设法污名化特朗普,破坏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值得提及的是,一些有党背景的媒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等,不时刊发赞扬中国积极抗疫及成效的信息,这些举措不失为党为2020年胜选造势的一种小策略.
从社会文化视角观察,美国“非物质性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美国大众被所谓的绝对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的“美式文化”传统“惯坏了”.当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发出限制集会等法令后,民众认真响应者廖廖,一些民众甚至集体走上街头,反对限制其活动,要求维护“绝对自由”和“绝对个人权利”.这与中国、韩国及东亚各国民众在面对大灾大难时自觉、自律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虽然高端产业发达,却缺乏口罩、呼吸机、测温仪、消毒水、检测剂等基础医疗用品,因而只能千方百计地从东亚国家进口,于是就上演了美国与欧洲国家争抢抗疫医疗用品等闹剧.这虽然看起来是由于“物质性能力”不足,但本质上却是美国政府抛弃低端产业、对高端产业垄断性利润情有独钟的产业政策的问题;而美国政府产业政策安排不当,归根结底属于“非物质性能力”范畴.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从“物质性能力”层面深刻影响中美实力变化,也将从“非物质性能力”层面深刻影响中美实力变化
衡量中美综合实力的最直观领域是“物质性能力”,而最典型的便是GDP总量的比较.美国高盛公司曾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按汇率计价的GDP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此后,2027年就成为国际战略界衡量中美实力对比发生标志性变化的一个预期年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开的数据表明,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然而,中国按汇率计价的GDP总量是否会在2027年超越美国,仍然是国际战略界时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前,中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受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所罕见.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仅为美国的4%左右,因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也仅为美国的3%左右（由于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4倍,因此按每千人致病率、致死率统计,中国千人致病率、致死率不到美国的1%）.显然,美国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比中国严重.此外,目前中国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及社会生活开始逐渐回归常态;而美国的疫情还在持续蔓延,其何时能走出灾情尚在未定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从“物质性能力”层面深刻影响中美实力变化,也从“非物质性能力”层面深刻影响中美实力变化.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突出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传统文化的优势.
中国政府在疫情刚刚暴发之际,及时采取措施,举国动员、科学施策,显示出了强大的动员力和领导力.一方面,对疫情最严重的武汉采取“封城”措施,全国各省市在积极采取防控措施的同时,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力支持武汉抗疫,为武汉提供了大量的抗疫物资;另一方面,全国民众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抗疫政策,包括居家隔离、停工停产等,高度自觉、自律,真正做到了举国一致、万众一心.武汉“封城”近百日,900万人民无怨无悔,为争取全国抗疫斗争胜利而作出巨大牺牲.最终,中国成功地遏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2020年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实现清零,标志着中国抗疫取得了转折性胜利.
不仅如此,中国在国内疫情好轉后,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向世界各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提供口罩、消毒液、防护服、呼吸机、测温仪、检测剂等各类抗疫医疗用品,以及向需要帮助的国家派出医疗专家团队,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据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3月1日到2020年4月25日,中国共验放出口主要防疫物资价值550亿元,包括口罩211亿只、防护服1.09亿件、护目镜3294万副、病人监护仪11万台、红外测温仪929万件、外科手套7.63亿双.中国主要防疫物资出口从2020年4月初的日均10亿元,逐渐发展到25亿元以上,呈明显的增长态势.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支持全球抗疫的主要物资生产基地.此外,中国还派出专家组前往意大利、塞尔维亚以及俄罗斯等欧洲国家指导抗疫,这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大考中,中国的出色表现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中国政府强大的领导力、动员力,民众的自律自觉、万众一心等.同时,中国积极向世界各国提供各类抗疫物资以及人力支持,也与美国到处抢夺抗疫物资形成鲜明对比.中美两国面对疫情的不同表现,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及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文化优势,大大提升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未来,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乃至重大挑战或有再度来袭的可能,受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中美两国在应对这类灾情时的不同表现会对两国综合实力及其对比产生重大影响.显然,目前中国的实力正在上升,而美国的实力则正在走下坡路.
总之,无论从“物质性能力”层面观察,还是从“非物质性能力”层面观察,疫情之后的中美实力对比,将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大幅度偏移,而这无疑也将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对华战略产生冲击.
对抗抑或是合作：中美关系的艰难抉择
疫情之后,中美关系如何演变?这既是中美两国的主要战略关切,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与中国相邻的东亚各国的主要战略关切.按照一般理论分析,疫情之后的中美关系不外乎在两种趋势、两种前景中二选一.这两种趋势、两种前景分别是：其一,走向对抗,甚至走向全面对抗;其二,延续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两国关系的基本模式,即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
自美国成为疫情肆虐的“震中”以来,特朗普、蓬佩奥等美国政客们不时甩锅中国、污名化中国,甚至污蔑中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宣称要向中国索赔.从美国政客们的这些行径,再联系特朗普上任以来不时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向中国寻衅,以及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等,可以看出,美国战略界在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因而,当美国面对中美力量对比出现不利于美国的新变化时,美方因不甘落败而采取极端举措,甚至铤而走险以遏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就此而论,国内不少人担忧疫情之后美国将奉行更加敌视中国的政策,提出中美关系将朝着紧张、对抗的方向发展演变,主张中国应为此采取必要的准备措施等,确实具有一定的依据.
然而,如果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极端,比如奉行“新冷战”政策、主张与中国在经贸领域全面“脱钩”等,也会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一是“费效比”问题.中美互为头号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超过7000亿美元,双方在投资、金融等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利益.当前,美国在经济、贸易以及金融等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增大.如果美国采取对华“脱钩”等极端政策,不但自身会受到极大影响,而且也很难获得成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从中国采购各种医疗用品,并从中方汲取抗疫经验等,就是有力证明.
二是欧日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不会像支持美国遏制苏联那样支持美国遏制中国.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奉行全面遏制政策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这一政策得到欧日等西方盟国的全力支持.然而,当前欧日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与中国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不会随意追随美国奉行对华强硬政策.同时,在“美国优先”理念的影响下,美国与其盟国的矛盾也在逐渐增加.
三是美国的国内因素.美国两党并不是“铁板一块”,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观点、利益也并不相同.比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特朗普等共和党要员不时甩锅中国、污名化中国,而党方面则通过赞赏中国抗疫的方式来批判特朗普政府的无能.由此可见,美国如果奉行对华全面对抗政策甚至全面遏制政策,是难以争取到举国支持的.
总之,疫情之后,美国虽然会不时出现奉行对华强硬政策的各种表演,但最终或许还是会选择固有模式：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也就是说,在前述疫情之后中美关系的两种趋势、两种前景中,出现第一种趋势、第一种前景,即中美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并非不可避免;而出现第二种趋势、第二种前景,即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的可能性更大.
未来中美关系的大趋势依然是合作与竞争并行不悖,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谨防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
在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的情况下,中美将在存在共识和共同利益的国际问题上继续保持合作,包括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也将继续维持甚至增大.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高端科技竞争、南海及海权竞争、国际秩序主导权竞争以及亚太主导权竞争等诸多领域的矛盾、冲突也会持续增多,甚至会不时演化为激烈冲突.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建交四十多年來,两国围绕“人权”问题进行过长期博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博弈也从未“归零”.特朗普上台执政后,中美两国的冲突更多地表现在经济贸易等“务实层面”,“务虚层面”的博弈较少发生,在“人权”问题上一度休战.
当前,中国在战“疫”过程中显示出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以及美国在战“疫”过程中暴露出的制度弊端与文化弊端,会对美国政客们产生刺激作用.一些美国政客不愿意承认“美式”和“美式文明”存在问题,更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较之美国具有优越性.对于中国在战“疫”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以及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文化优势,美国政客们不仅不会“见贤思齐”,反而会加大在、自由、人权等花样名词上的宣教力度,以抵制中国影响力的逐步扩大.由此可以推测,疫情之后,中美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分歧或将加大,在人权、、自由等“务虚层面”的博弈也有可能加剧.这显然是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新情况,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尽管未来中美关系的大趋势依然是合作与竞争并行不悖,但我们也不能对中美关系中必然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掉以轻心,尤其要谨防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总体来看,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前景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毕竟中国目前正沿上升路线不断发展,而且也已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自信.
【参考文献】
①[美]莫里斯·艾泽曼著,陈昱澍译：《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
②[美]詹姆斯·M·莫里斯著,靳绮雯等译：《美国陆军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③《GDP降6.8%,正视负增长是经济回稳起点》,《新京报》,2020年4月18日.
④[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⑤《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新京报》,2020年4月27日.
⑥《海关总署：3月1日—5月16日,全国共验放出口防疫物资价值1344亿元》,中国经济网,2020年5月17日.
⑦《人民网评：五问美国政客,甩锅不怕砸自己的脚吗》,人民网,2020年5月11日.
⑧《新华国际时评：西方“甩锅”的“狼逻辑”》,新华网,2020年4月2日.
⑨《报告称中国经济最快有望2017年超过美国》,环球网,2013年2月7日.
责编/孙渴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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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和时政外交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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