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是评价体系和健康有关论文范文集与评价体系类论文范本.
摘 要：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的暴发与传播,暴露出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一系列健康风险,如何有效识别城市健康发展短板、积极应对城市治理中出现的新挑战,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健康城市是世界各国应对城市化对人类健康挑战的的重要途径,文章在总结健康城市内涵演变的基础上,对比分析国内外健康城市评价体系,基于健康经济、健康社会、健康文化、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五维评价模型,系统評估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状况,进而提出促进城市健康发展的四点建议：一是构建公共安全导向的健康空间格局,二是强化健康促进的分区施策,三是构建多元的健康共治机制,四是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
关键词：健康城市;理论内涵;评价体系;健康促进
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6-0047-011
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人口的高度集聚,公众健康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健康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1]尤其是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的暴发与快速传播,暴露出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亚健康问题.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城市是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重灾区,城市报告的病例高达90% ,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城市健康发展的短板在哪?如何积极应对城市健康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随着公众健康认知的演化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从早期的健康促进到当前城市防疫和安全运行能力的变化,健康城市内涵和理念不断拓展提升,已突破公共卫生局限,拓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和应对表明,健康城市不仅是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是涉及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全社会的健康共治以及良好的经济韧性.在这一背景下,亟须对健康城市的理念内涵和特征进行新的阐释,构建全新的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的健康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诊断”,以期找准城市健康发展的短板和瓶颈.
一 新冠肺炎疫情下城市健康发展面临的
风险与挑战
(一)城市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健康风险日益凸显
快速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正在推动中国形成高密度、高强度、高流动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风险逐渐凸显.首先,快速城镇化促使城市高密度聚集,运行系统日益复杂,过高的开发强度、过度的功能分区和人口老龄化加速,对城市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压力.高度联通的城市化网络则加剧了疾病的传播与扩散,自2009—2020年,WHO已经宣布六次“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其次,快速工业化隐含着各类风险,既包括资源型产业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以及公共安全风险,也包括产业转型中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带来的不可预知风险,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的叠加聚合使得城市风险防控难度加大.最后,全球一体化进程促使国内外人流、物流高频流动,跨区域和跨国界的健康和安全风险日渐凸显,如何在坚持对外开放和风险防范的条件下,加快完善城市健康治理体系成为新时代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诉求.
(二)城市规划对突发性社会公共事件的应对不足
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起源就是高密度居住环境中如何防治传染病,从19世纪中叶英国的公共卫生事件,到21世纪的埃博拉和新冠肺炎,前瞻性、战略性的合理空间布局一直是公众健康的重要保障.当前,城市规划作为一项重要的空间政策工具,在营造健康人居环境方面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现行的城市规划体系在应对各类灾害方面仍存在不足.首先,早期城市规划高度关注公共健康,现代城市规划已逐渐涵盖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疾病灾害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被一定程度忽视,现有的防灾减灾专项规划聚焦于气象、水文和地质等自然灾害,对公共卫生事件、生产安全事故、大规模群体冲突等突发性社会类灾害应对不足.其次,规划设计与空间建设应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下实现有效的空间管控和物资供应,但城市规划中的规划管控单元（居住区）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基础单元（社区）存在错位现象,从而产生公共资源配置与基层需求不一致的矛盾,尤其是在公共卫生管理和疫情防治中,社区层面的基层治理既缺乏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支撑,也缺乏统一调配资源的协作机制.
(三)城市建设对公共健康和安全需求的重视不够
在我国以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城市化发展时代,城市建设以物质环境改善为主,公共健康和安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基础设施防灾减灾能力较弱等问题长期存在.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乃至公共空间均存在着总量供给短缺、区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不高、设施维护和管理滞后等问题普遍存在,尤其是防疫抗灾设施体系、应急救援设施体系对重大突发公共灾害事件的应对不足,城市安全运行保障体系仍不健全.未来,既要着力加强基础性、功能性、网络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韧性,也需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能力,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四)城市治理缺乏常态化的健康共治机制
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搞得好,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鲜明指出了城市治理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性和战略性地位.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应对自然灾害的城市防灾减灾体系,但是对复杂社会问题而衍生出的威胁公共安全的城市治理体系仍然缺失.虽然不少城市已由“重建设轻管理”向“建管并重”转型,但对城市治理的战略性地位认识仍然不足.当前,我国城市治理体系仍存在着职能衔接部门的权责关系不清、各级政府间的常态化应急管理协同机制缺失、城市治理的公众参与与市场化机制欠缺、府际协同治理的水平较低等问题,城市常态管理和应急管理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二 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健康城市的理念演变
（一）健康城市的理念与内涵演变
健康城市最早源于对公共健康的研究,其理念演变大致经历了由公共卫生理论主导的狭义健康理念、健康决定因素理论主导的大健康理念以及国家战略主导的广义健康理念,而健康决定因素和健康促进是健康城市的重要理论基础.[2]
一是公共卫生理论主导的狭义健康理念.最早对公共健康的关注源于1842年英国学者Chadwick的研究,他首次系统研究了英国劳工人群的卫生和生存状况.1844年,为应对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城市健康问题,英国率先成立了“城镇健康协会”,带动了英国早期的公共卫生革命通过规范建筑日照、通风等途径,干预和改善城镇公共卫生条件.[3]1920年成立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致力于促进全球流行病的防治以及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并提出“健康是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性的良好状态”.这一时期的健康理念局限于公共卫生领域,以优化公共环境卫生、加强人群健康服务为主要内容.
二是健康决定因素理论主导的大健康理念.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寻求健康状态改善的方式方法,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Mckeown（1976）的研究,他发现英国等发达国家健康进步的主要影响因素不仅仅是卫生服务和医疗技术的发展,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变化对健康进步的影响愈加重要.[4]这一发现随后引发了诸多学者对健康决定因素的研究.例如,WHO的健康梯度模型认为,健康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分层结构、文化信仰和经济发展差异被统称为影响健康的社会环境特征.[5-6]Whitehead and Dahlgrva的健康扇面模型从宏观条件（整体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条件）、区域环境（生活与工作条件、社区影响）、个体层面（个人生活方式）对健康影响因素进行剖析,认为上述因素由外向内逐层产生影响,最终作用于个体的健康状况.[7]Laughlin and Black的健康层级模型解析了不同健康影响因素的层级关系,该模型将良好健康状况置于层级顶端,其实现有赖于健康与社会关怀、疾病预防、健康意识和身体需求等不同层级的互为支撑和关联.随后,医学界和学术界对健康决定因素的认识逐渐达成了共识,即健康的决定因素包括生物学因素、医疗卫生条件、生活和行为方式,以及经济社会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多层级网络式的交织作用形成一定的社会生态学模式,进而影响个体和群体健康.[8]随着对健康决定因素认识的深化,20世纪80至90年代,现代健康城市理念逐渐成熟,即一个健康的城市生态系统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和居民的健康完整,更包括社会环境健康.[9-12]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世界各地开展了类型多样的健康城市运动,其中,欧洲的“健康城市项目”影响最大,其所构建的健康城市网络已经覆盖了全球约1400个城市.[13]
三是国家战略主导的广义健康理念.进入21世纪,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类社会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以及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变化等带来的新挑战,诸多国家从提升全民健康福祉的角度出发,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健康城市的建设目标和实施策略,认为健康不仅仅是一种发展状态,更是一种重要的治理能力[14],进而将城市健康问题纳入政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议程中,健康城市建设重点则包括全面促进健康公平、创造支持性环境、健康影响评估等.[15-16]例如,美国健康公民2020战略、欧盟健康欧洲战略、健康日本21世纪计划以及健康中国2030战略.新时期的健康理念更加强调健康促进和健康公平,将健康作为制定实施各项公共政策的重要考量,力求将各种健康危害因素降到最低.
(二)健康城市相关评价指标评述
健康城市的初衷在于使城市实现健康的过程与保持健康的状态并重[17],健康城市的理念演变经历了狭义健康理念、大健康理念和广义健康理念,其建设实践也由最初的公共卫生和医学角度发展成为可实施于全球到地方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相应地,为了有效评价和科学量化健康城市发展状况,不同机构和组织从各自领域出发建立了健康城市研究框架体系和评价体系,大致分为三类（如表1所示）.第一类评价体系是基于公共卫生的健康理念,指标设置的目标在于促进基本卫生条件的改善环境、预防疾病的传染以及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最具代表性的是世界卫生组织20世纪80年定的健康城市指标,以及中国爱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卫生城市指标.这类指标体系以导向性为主,尚未进行指标体系的合成测算.第二类评价体系是基于大健康的健康理念,指标设定不再局限于公共卫生领域,从评价维度来看,健康状况、健康影响因素和健康服务三个维度重叠度较高.例如,《英国公共卫生成果框架2013—2016》从改善健康决定因素、健康促进、健康保护和公共卫生保健等四个维度促进和保护全生命周期健康,减少健康不平等[18].第三类评价体系是基于广义健康理念,对健康城市的衡量拓展多个维度,更加关注健康社会的评价,包括社会经济状况、就业与社会保障、教育均等化和公共安全等.与此同时,评价指标项的设计以综合专家意见的定性指标与包含统计数据的定量指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上述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与健康理念的演变一脉相承,评价维度逐渐由单一维度拓展至多元维度;评价方法由目标导向性评价转向合成测度,既有全部取自完全量化的统计数据,也有利用专家咨询法筛选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评价对象集中于微观层面的个体以及宏观层面的区域和国家,城市層面的评价和测度不足,而城市是全球健康问题的重要汇聚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城市地区的新冠肺炎病例占比高达90%,城市层面的健康评价尤为重要.二是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健康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相应的健康促进策略也不同,既有评价和研究对这一视角的关注不足.三是评价指标体系虽由单一维度拓展至多维度,但经济系统是否健康高效、社会系统是否和谐公平,以及文化因素对健康影响的研究仍然欠缺,与健康城市运行的日趋系统性和复杂性不相吻合.
三、基于五维发展理念的健康城市
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一)健康城市指标体系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和应对充分表明,健康城市不仅是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是涉及城市空间的合理规划布局、多元韧性的经济体系支撑,以及全民参与健康共治的社会文化氛围 mbAlunWen.net.本文认为健康城市是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其基本特征在于拥有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目标在于逐步形成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环境友好、文化繁荣和宜居安全的城市健康发展格局.具体而言,健康城市应具有以下内涵和特征.
1.低资源消耗、低环境负荷、高产出的经济运转方式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城市的健康发展,需要具有较高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水平,以及高效的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即通过较低的土地、资源、人力和能源投入而获取较高的经济发展成果,以保障经济系统健康、高效运转.
2.健康文化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人文环境是健康城市的核心品质.城市的健康发展,需要具有承载各类健康文化活动的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传播健康文化理念的载体和渠道.
3.健康社会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城市的健康发展要以共享社会建设成果为重点,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就业、养老等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
4.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和高效的资源利用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健康城市的重要途径.提高水、土地等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工业固废等的集中处理和回收利用,减少各种污染物的排放并提高空气、水等环境质量,有助于获得更清洁健康的城市环境.
5.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公共安全是城市健康發展的重要条件.城市的健康发展,需要具有高效的城市管理及确保城市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能力.
据此,本文健康城市指标体系设定如表2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健康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愿景,健康城市的实施过程、促进策略与结果目标同样重要.健康城市的评价不在于每个城市都达到一个统一的、特定的标准,而是要将健康促进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健康条件的改善和健康公平的实现.
(二)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
2018年,中国共有333个地级行政区,其中,港澳台地区以及部分地级市由于缺少评价的系统数据暂未纳入评价范围,评价对象共计288座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自治区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为了使不同数据来源、不同量纲的样本数据具有可比性和可相加性,本文首先对待评价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于逆向指标进行同趋化处理,对缺失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拟合获取,各类指标的权重通过德尔菲法、因子分析法确定和校正.分别计算得出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五项分指数,在此基础上建立城市健康发展的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得到各个城市的健康发展指数（Urban Health Development Index,简写为UHDI）.
Ih等于λiλijZij （1）
UHDI等于AhIh （2）
其中,Ih（h等于1,2,3,4,5）为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五项分指数（表2中的五项一级指标）,m为分指数所含有的因子数量,n为分指数所包含的指标数量,λi为i项分指标的权重,λij为i项分指标下的第j个因子变量的权重,Zij为i项指标下的第j个因子变量数值,Ah（h等于1,2,3,4,5）为五个分项指数的权重.
(三)主要结果分析
1.综合评价：城市健康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
根据公式（1）和（2）分别计算得到各个城市的五项分指数以及城市健康发展综合指数.从综合指数来看,排名前10位的分别为深圳、北京、上海、珠海、广州、南京、宁波、杭州、苏州和厦门.从指数结构来看,不同城市的分项指数并不均衡,例如,北京的健康文化和健康社会指数均位居全国首位,但健康环境指数则排在全国第125位;黄山市的健康环境指数位居全国首位,健康经济指数排名靠后;各个城市的健康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本文通过以下计算方法评估城市各个子系统之间是否达到平衡协调,即以全国288座地级市为样本分别计算五项分指数的中位数,然后比较各个城市的该项指数与全国中位数的差距,城市健康等级划分依据与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达到健康城市标准的城市有35座,仅为全国城市总量的12%,Ⅰ类、Ⅱ类和Ⅲ类亚健康城市占比则达到88%,尤其是Ⅲ类亚健康城市占比更是高达47.57%,即这些城市各个子系统之间尚未达到平衡和协调,健康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如何改善亚健康状态、实现各系统间的平衡协调是上述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
2.区域评价：城市健康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地域差异特征
从区域视角来看,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呈现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即东部地区健康发展水平较高,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低,如表3所示.东部地区城市的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和健康环境指数均高于其他城市,尤其是社会保障和民生建设水平明显优于其他区域,这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建设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基础,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部城市更有实力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更有能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的健康管理指数位居末位,也即过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聚集给东部城市的健康运行和管理带来了较大压力.
在省域层面,城市的健康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按照健康发展指数高低可以将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四大梯队.第1梯队的健康发展综合指数均超过了50,北京和上海在经济效率、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优势明显,浙江各方面发展相对比较均衡.第2梯队健康发展综合指数位于45～50之间,包括江苏、福建、新疆、天津和广东等省份,其中福建省的健康环境指数位居全国第2位,但是健康文化指数排名靠后,亟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塑造健康的人文环境.第3梯队的健康发展综合指数位于40～45之间,包括海南、山东、湖南、内蒙、江西、重庆等,其中海南省的健康环境指数位居全国第1位,但经济效率和质量、公共文化服务却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第4梯队的健康发展指数均在40以下,涵盖了中部、西部和东北等省份,且各分项指数之间的均衡度也相对较低.例如,山西省的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和健康管理指数均位于全国中游水平,但健康环境指数位居末位,亟须加大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推行力度,改善影响城市健康发展的环境质量.
4.推动健康城市的全球合作,融入全球健康治理体系
联合国认为新冠肺炎不仅仅是一场医疗卫生领域的危机,也是经济危机、人道主义危机、安全危机和人权领域的危机,需要综合应对的措施和全球的协同行动.[32]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已迈入相互合作的共生阶段,高度联通的全球城市网络使得跨区域、跨国界的健康和安全风险日渐凸显,尤其是重大公共事件的突发性、传播性和危害性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无法独立应对,必须借助世界各国的力量进行全球治理.[33]中国应加强与相关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健康共治合作,加快构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联合治理机制,积极参与沿线国家重大疾病防控、医学卫生和健康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参考文献：
[1]武占云,单菁菁.健康城市的国际实践及发展趋势[J].城市观察,2017,（6）：138-148.
[2]王兰,廖舒文,赵晓菁.健康城市规划路径与要素辨析[J].国际城市规划,2016,31（4）：4-9.
[3]Edwin Chadwick.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5.
[4]Mckeown T.The Role of Medicine：Dream,Mirage,or Nemesis[J].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1976,24（2）：219-220.
[5]WHO.City Planning for Heal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Copenhagen：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1997.
[6]Tarbv A.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the Sociobiological Translation[R].London：Routledge：Health and Social Organization,1996.
[7]Duhl,L.J., Sanchez A.K.Healthy Cities and the City Planning Process：a Background Document on Links Between Health and Urban Planning[M].Copenhagen：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1999.
[8]IOM.The Future of the Public Health in the 21st Century[M].Washington DC：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3.
[9]Hancock T.The Evolution,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Healthy Cities/Healthy Communities Movement[J].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1993,14（1）：5-18.
[10]McMullan C.Indicators of Urban Ecosystem Health[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Ottawa,http：//www.idrc.ca/eco-health/indicators,html,1999.
[11]Breslow L.From Disease Prevention to Health Promotion[J].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9,281：1030-1033.
[12]傅華,李洋,郑频频,等.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提出与健康城市建设[J].环境与职业医学,2007,（3）：353-356.
[1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WHO European Healthy Cities Network[EB/OL].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environment-and-health/urbanhealth/who-european-healthy-cities-network.
[14]杨立华,黄河.健康治理：健康社会与健康中国建设的新范式[J].公共行政评论,2018,11（6）：9-29,209.
[15]玄泽亮,傅华.城市化与健康城市[J].中国公共卫生,2003,19（2）：236-238.
[16]单菁菁,武占云.西部地区健康城市发展评估与分析[J].开发研究,2017,（1）：94-100.
[17]武占云,单菁菁,耿亚男.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经济报告,2014,（12）：96-99.
[18]Department of Health,UK.Public Health Outcomes Framework 2013 to 2016[EB/OL].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ealthy-lives-healthy-people-improving-outcomes-and-supporting-transparency.
[19]OECD.Health at a Glance 2019：OECD Indicators[M].Paris：OECD Publishing,2019.
[2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爱卫会关于印发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版）的通知[Z].2018年4月.
[21]李昶达,韩跃红.健康中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9,35（9）：24-27.
[22]Haikerwal M Kettle A.Australia’s Health 2016[M].Canberra：AIHW,2016.
[23]Statistics Canada.About health indicators[EB/OL].http：//www.statcan.gc.ca/pub/82-221-x/201-2001/abhi-eng.htm.
[24]彭国强,舒盛芳.美国国家健康战略的特征及其对健康中国的启示[J].体育科学,2016,36（9）：10-19.
[25]Verschuuren M,Gissler M,Kilpelinen K,et al.Public Health Indicators for the EU：the joint action for ECHIM[J].Archives of Public Health,2013,71（1）：12.
[26]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Healthy cities,event news[EB/OL].http：//www.alliance-healthycities.com/htmls/event/index_event.html.
[27]李婉,王荣荣,韩彩欣.韩国健康城市实践经验及启示[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9,14（1）：19-21.
[28]Fujita M.,Krugman P.Venables A.,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MIT Press,1999.
[29]杨俊宴,史北祥,史宜,李永辉.高密度城市的多尺度空间防疫体系建构思考[J].城市规划,2020,44（3）：17-24.
[30]王兰.“健康中国”战略推进下的健康城市规划核心内容建构[C]//王鸿春,盛继红.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31]高小平.构建常态与应急结合的城市治理体系[N].社会科学报,2020-07-02（003）.
[32]United Nations,Policy Brief：COVID-19 in an Urban World[EB/OL].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covid_urban_world_july_2020.pdf
[33]林躍勤,郑雪平,米军.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一带一路”的影响与应对[J].南京社会科学,2020,（7）：7-17.
（责任编辑 吴晓妹）
总结：该文总结,这是一篇可用作大学硕士与本科评价体系和健康相关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写作参考和有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免费教你怎么写评价体系方面论文.
评价体系引用文献:
[1] 心理健康和评价体系毕业论文范文 关于心理健康和评价体系方面在职毕业论文范文2万字
[2] 心理健康和评价指标体系论文怎么撰写 心理健康和评价指标体系相关论文如何写2500字
[3] 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探讨 论文的开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