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翻开历史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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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刘勃在南京的三江学院开了一门叫作“中国文化史”的课,在学生中颇受欢迎.每节课时45分钟,据说他的备课方式大致是这样的：先准备30分钟的干货知识,再准备15分钟的段子,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把知识和段子搅拌均匀.
他的历史通俗读物《失败者的春秋》和《战国歧途》,也几乎是用相似的方式完成的.尤其《战国歧途》,在读库此番重新出版之前,老版早已一册难求,被书商炒到了400元一本,在“知乎”上,粉丝们对这本书的评价甚至已经“具备了跪感”.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期,我们对这段历史知道多少?对这一时期的推崇和研究,兴于秦汉,至今绵延未绝,各种史书、专著、戏说数不胜数.但对普通人来说,“轴心”的面目并非一条清晰的轴线,而更像一团乱麻——王国政权频繁更迭,人物众多,名号纷乱,不少史料源自两千多年前的典籍、残简和铭文,地名地貌也与今日大相径庭,有时连专家都吵来吵去,意见难以统一.对普通人来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出戏太大,剧情难免模糊.
“并不是我对春秋战国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你上课,你总是免不了要从这里说起.”刘勃说.此前的信史太少,不足以生发出丰富性.之后的史料又渐多,让研究领域分化到了细枝末节.而春秋战国,无论是从社会制度的沿革、思想的勃兴,还是它对后代的深远影响,都让这一历史时期既有主体性,又藏有迷人的细节和矛盾张力,成为众多故事在此生长的酵母.
历史的"水深波澜阔"
刘勃称自己是“”.“专家的书要是很难读,可以拿来用通俗的话改写,美其名曰做普及工作,如果专家的书本身很好看,就没饭吃了.”他在《失败者的春秋》后记里这样自谦.曾经他的理想是当作家,从三江学院毕业之后,他进了南大中文系作家班,后来回到三江学院任教,教的专业课也是写作,这个过程让他纠结无比,因为本质上,他不相信写作是可教的.
“我自己最大的兴趣应该是写小说,在写小说的圈子里头,我属于爱看旧书的.但是教人写作特别痛苦,只能说有些东西,我认为这样写比较好,我无法说服自己去对学生说：你就这么写.所以上课我总是面对一个不知道该讲什么的困境.”他勉为其难地教了一年多,然后找到他们的老院长,说：要不,调我去图书馆得了,我宁可当个图书管理员.
埋首书堆是他喜欢的生活,他是书痴,从小学就开始戴眼镜,现在鼻梁上的那副眼镜一千多度,厚瓶底一样的镜片泛起圈圈涟漪,镜片后的眼睛也被多重折射,仿佛一对复眼.他很宅,不爱出门也不爱旅行,“我所有的快乐都来自幻觉.”而历史,也许是幻觉的一种.
图书馆没去成,他转而去教中国文化史,相比于“非标”的文学写作,历史可是具体多了.
教学就是一个“逐步向教材投降”的过程,他从學生时代起就特别烦的传统教学方法,也是当了老师之后,他才意识到对大多数学校和学生来说,可能还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合理流程.“像我这种脾气怪异的人,我要讲任何题目,肯定首先想要跟教材对着干.我看书挺杂的,当老师之前自我感觉很好,做一些讲座、演讲,觉得自己很受欢迎,当了老师之后,我才发现不对.教学还是阵地战,得一步步来,不是一个强煽动性的演讲可以比拟的.文化史这种课,涉及到方方面面,但什么都涉及得比较浅.如果学生本身知识基础不是很厚的话,老师备课不备课,他听不出来,只是听个有趣. 但是如果你用心备课,你会发现很多的疑点,有些原来熟悉的事情,上课讲一遍之后,你突然起了疑心.你要把它搞清楚,发现其实前人已经有那么多的研究.你带着一个疑点,到处钻墙打洞,然后发现这条路早就有人走过了.单纯的写作很容易讨巧,可以扬长避短,但讲课不同,教书对我影响很大,它逼着我什么材料都要从头到尾捋一遍.”当了几年教师之后,他才觉得自己反而回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学术路径的训练之中.于是逐渐收起少年意气,起了对史学的敬畏之心.“回家随便抽本正经书看一下,就觉得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没啥意义,无非是说在人家的成果上抖两个机灵,添一个注脚.”
历史中人的困境
除了《失败者的春秋》和《战国歧途》,刘勃还写过几本书,一本聊《西游记》的《小话西游》、一本聊先秦诸子的《战国五大公知》、一本聊唐代小说的《传奇中的大唐》,还有一本随笔集《不是东西》.他想象中的读者,有点好奇心,有点求知欲,还得有点闲暇时间,“当然不能太专业,专业的也不用来看我了.我的读者不能太追求学以致用,读了这本书,立刻就要说你对我有什么用?你不能太有需求,因为确实我也提供不了.”
历史与我们今日的生活何干?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传统里面,史学一直是一门显学,读史是士人精神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甚至也是世袭皇帝们的必修课.中国人始终相信,鉴古方能知今,帝王之术不在别处,所有的未来都包含在过去之中.
这种学以致用的历史观在刘勃这里并不起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早已超出了古人的经验,即使就近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里去寻找规律,这些规律应对基于信息化的全新时代都未必还能适用.全球都在面临旧有体制的考验,新的秩序还远未到来,这几年风云诡谲的全球政治印证了这一点.这时候我们读史,究竟想读到什么?我们现在的焦虑,跟春秋战国人的焦虑,还有任何的相似度吗?
“我想我在写《失败者的春秋》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在讲困境.不管是谁,你总是要面对特定的困境,在这个困境面前,你能走到哪一步? 这可能是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命题.周天子有周天子的困境,诸侯有诸侯的困境,乱世小民有乱世小民的困境.不同的人面对的困境不一样,而每个人面对困境的那种挣扎和努力,也许是历史能够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共鸣的原因.”
他特别留意过读者的评论,在修改《战国歧途》那本书时,他发现书中最受欢迎的和最不受欢迎的,都是写商鞅的那篇.商鞅是有很多粉丝的,事实上,作为改革的同龄人,刘勃自己在写商鞅的时候也有很强的代入感,但这依然不妨碍他写出了商鞅本人的悲剧命运,以及附着在他身上的强烈的吞噬性力量.有时候,这种吞噬被视为历史进步所必须的代价.“现在再让我重写的话,可能我会给商鞅更多的同情,至少我会把他所面临的困境写得更充分一点.”
“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回看已知的历史,会先有一个判断：谁代表了历史先进性的方向,好像历史已经有一个既定的目的地,但其实在历史发生的过程中间,是无法用这个向度去衡量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有的,但这个趋势跟历史中人的具体体验是两回事.”刘勃说,从1840年以来,中国整个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之中,但是如果对比他的父辈、他,和他女儿,一家三代人对时代的感受,绝对截然不同.“我们处在同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中,但我们各自感受到的是三个不同的小转变,而每一个小转变对个体来说,可能就是一生的体量.如果我跟其他历史写作者有区别的话,可能就是在写作上,我对小人物倾注的同情要多一点.你读越多的历史,你越会发现,历史大趋势当中,哪怕一个很小的波折,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可能是灭顶之灾.即便你掌握了大趋势,你也不一定能左右.历史也许有必然,但是个人命运,受制的偶然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侦破时间线
历史像远古地下的河流,河床并不清晰.关于历史的解读和判断,有时并无定论.刘勃用来举例的是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的新书《生死秦始皇》.“这本书出来之后,无论是喜欢秦始皇的读者还是反对秦始皇的读者,都很生气——作者是吐槽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的人肯定生气.可是,他又认为儒家其实一直跪舔秦朝,秦朝也一直是用儒生的,这就让很多喜欢儒家思想的人也很生气.”
历史的主流观点里,始终认为秦代“儒法对立”,秦重用法家,焚书坑儒.但辛德勇偏偏对这套传统叙事产生了怀疑,认为可能还有大量事实被后来的儒家书写者遮蔽了.“根据现有的材料其实是得不出结论的,很多也许来自写作者对人性的经验判断：有多少知识分子又骂又帮忙,又在朝廷身边,收益又完全来自于朝廷.一旦王朝垮台,就马上把自己摘干净了：‘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我们都是被迫害的.’秦朝是这么短暂的一个王朝,马上摘干净并不困难.只要不和公认可靠的史料有明显冲突,也都可以视为假说的一种吧.”
刘勃和他的女儿在新书签售会上.图/受访者提供
刘勃和“精雕细课”合作了一门知识付费的在线历史课程,发刊词里有一句,大意是：我给大家讲的都是诸子百家真实的思想.“要录音的时候,我对着电脑屏幕上的这句话发了半个多小时的呆,这句话我说不出口.”谁有把握宣称自己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呢?历史里到处都是陈年悬案.
他在写作中也保持着“double check”的习惯,對于关键史实,核查时间线是史学工作中常见的做法.《左传》也因此建立起了可信度.“《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其中涉及到诸多历史大事件,时间线纹丝不乱,高度自洽,要说这是编造的,那这个编造者水平也实在太高了.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著作里有很多编造的故事,核查一下时间线,大部分编造痕迹是会暴露的——比如《史记》里褒姒的故事,褒姒的年纪显然有问题,这就是编的.”
多线索的写作在时间线上尤其容易穿帮,史学如此、编剧如此、小说亦如此.他用相似的方法排查了一下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的时间线,发现黄蓉要比“靖哥哥”大十几岁.这就是故事没编圆.
司马迁远没有现代史学写作者幸运,“实际上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所能接触到的,除了《左传》之外也没有太有价值的材料.《左传》肯定是《史记》的一个最核心的来源,《左传》是没有进行深加工的材料,反而可信度比较高.司马迁还有一个麻烦,他不像现代人可以这么方便地检索,只能凭记忆,或者去翻动几十斤重的竹简.为什么《史记》里关于战国的错误特别多?就是因为关于战国他没有一本核心史料可以参考.”
史学家童书业先生为春秋史的研究确定下一个大的原则：《左传》之外的史料,一定要慎用.《左传》也成为刘勃写春秋的重要参考,此外,他会辅助性地提一提《公羊传》.实际上,到了战国、两汉时期,文献里关于春秋的段子就非常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添油加醋和合理想象,让史实和故事早已纠缠生长在了一起.
战国的歧途
复旦大学的周振鹤教授写过一篇《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认为如果当时的历史偏离一点点,走上了这条轨道的话,整个中国的发展道路都会有所不同.刘勃倒没有那么乐观.
齐湣王在位的前15年,是齐国扩张势头最猛的时期.公元前296年,齐韩魏三国联军攻入函谷关,逼秦昭襄王割地求和.“这时候,齐国的风头,是要盖过秦国的.”因此,公元前288年,当秦国想要称“帝”时,不敢独尊,也喊上齐国一道.“你叫东帝,我叫西帝,咱们齐秦两国,要高其余列国一等.齐湣王起初听从了,但不久嫌这个举动过于招摇,又主动把帝号去了.秦国得了消息,赶紧也撤去帝号.”
刘勃在后记里写道：有史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大概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一是据传由文武周公创立的周制,另一种是战国以来逐渐形成、在秦始皇手中集大成的秦制.周制的特点是封疆土、建诸侯,给地方相当大的自治权力.秦制则反对分封,坚决大一统,“以天下为郡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在的领导和监督下运作.秦制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但秦制下的生活却并不那么诱人.
在七国争霸的时代,齐国的制度其实更接近周制,但历史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接受秦制,就得忍受腐败,腐败到忍无可忍,于是天下分崩.企图回到周制,必然导致战乱,尸山血海之中,人心渴望统一.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头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国家观念并不强烈,士人们为了实现理想,可以随时离开母国奔赴他乡.民族观念、国家观念,都还是后来的发明.这一点跟后来的现代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现代国家要让每一个人建立起认同感,让国家中的个体利益跟国家高度趋同.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意味着资本和利益的边界.资本特别集中的地方,往往民族国家观念很强,不让这些相应的利益随意外流到其他人群里去.但是资本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有可能溢出民族的边界,資本利益的全球化就是如此.现在证明这种溢出起码是部分失效,所以你会在全球很多国家看到这种‘往收回’的趋势.美国要再回到民族主义并非孤案,其他国家也在做相似的选择.一到资源稀缺的时候,民族就又战胜了资本.所以虽然现代社会比古代社会要复杂万倍,但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两极之间的逻辑似乎还成立.”
历史也许不过是一个个短视行为的叠加
他总是警惕自己对历史人物投射过多的感情,躲避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某种感染力,因为有时候,这种感染力似乎会影响到评价的客观性.比如说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再比如说,孔子.
他对孔子的喜欢之情,让他常常觉得对此人难以下笔.他甚至认为,如果每个民族都需要一部核心经典作为精神图腾的话,那在中国,可能还就是孔子的《论语》最为合适.“拿《论语》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相比,论深刻肯定不如,论广博肯定不如,但是要论奇葩言论,《论语》里的奇葩言论肯定最少.今人去看《论语》,看完觉得忍无可忍的话,也就那么几句,这就是孔子的优点,他的论述有弹性,不走极端,对现代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孔子有孔子的困境,他也在经历着一个旧制度的崩坏,而新的制度尚未到来——在下坡路上当一个消极的、解构的道家是容易的,而当一个有建设性的儒者,则需要内心恒定的价值与秩序.
“我不敢妄谈文明的命题.但如果仅把社会组织看成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指标的话,那么这个文明显然还是上升期,组织越来越发达.但是会不会人类文明还处在上升期,而人类本身进入下降期呢?在庞大的组织面前,个人越来越渺小,不管我们多么强调,个体都已经消失了.可能在我们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一个宏大的潮流当中,大浪自然而然地就来了.”
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无能为力感,并不必然导向虚无.“有时候你去读一读西方崛起的那段历史,反而对中国的现状容易抱有一种体谅.在一个大发展的时代,人的心态不可能那么从容,不可能对万事万物都抱有淡定的心理,然后不得不有一点全力以赴的好奇心.他可能狭隘、短视、功利,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大多数至关重要的改变,也不是由那些远见卓识的人缔造的,它就是一个个短视行为的叠加.比如你去看贾雷德·戴蒙德,他用非常广博的知识、非常宏大的视野提示我们：做一个不妨短视一点的人,因为人类历史上大多数远见都没什么用.你们媒体看到的所谓前瞻信号可能最多,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一般小老百姓的短视、乐观,至少反映了这个社会结实耐造的一个程度.也许就靠着这种局部乐观,他们就撑过了人类历史上的大转折期,这都不好说,我们统统没有资格对此作出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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