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范文参考 大众传播心理学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范文参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传播研究
2. 第二篇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样文：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与创新
3. 第三篇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范文模板：微博文化研究
4. 第四篇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范例：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
5. 第五篇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范文格式：本土心理学视域下的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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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范文参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传播研究

通过教育者的有效说服从而达到受教育者的自觉接受,这是衡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水平的重要依据.作为教育者,我们应当高度关注教育者的“说”与受教育者的“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特别是应当认真研究作为输入因素的“说”与作为输出结果的“服”之间的传播过程及其要素条件,只有如此,方能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构架、载体搭建、活动组织等方面发挥出最大教育效能.

作为教育学和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教育传播,是一种以培养和训练人为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以教育过程为研究对象,以传播学为理论支撑,采用传播学的视角和基本理论去研究教育过程.从教育传播功能的角度进行分类,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为了实现说服功能的教育传播形态.作为一种说服传播,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个体认知、情感态度、行为选择的全过程,亦即,教育者将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信息符号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传递给学生,对其思维、态度、价值观和行动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从而促使其发生变化,并自觉形成符合社会所需要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

本研究的“说服传播”,摈弃了传统意义上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和方法的局限,而从教育效果的视角,作为一种教育传播的形态,来系统地分析和反思整个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本研究的目标群体是当代大学生,从传播学的视角,结合心理学、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理论,将“受众中心”的理念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说服传播的整个过程之中.聚焦说服传播,立足学生接受,使我们真正地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中鲜活的个人,从他们的实际需求出发,始终围绕大学生从认知内化为态度再实现行动这条主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说服传播进行结构、要素、过程、机制及其环境的分析,系统性地把握和有效地整合说服传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将思想教育的内容真正地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观,并通过实践引导和氛围营造实现个体的自觉行动.只有如此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也有助于提高实际工作的针对性.

本研究聚焦于四个问题：一是如何唤起注意使学生在信息泛滥、价值多元的今天能够关注和聚焦于核心价值,并有效预判和解决学生的选择性接受、理解和误读的问题.二是如何有效接受即说服个体的过程探讨.基于学生头脑中既有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将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转化为人们的个体意识或行动动机.一方面是态度的改变,态度取向上的或者是程度上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态度和行为间的转化,知情意信行之间的递进关系.三是如何形成氛围即形成群体说服力和社会说服力的过程探讨.深入探讨形成组织氛围的关键性因素和机制,深入分析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旨在形成主动的、积极的、持久的集体影响力.总结大众传播途径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内在方式,给予社会舆论引导以启发.四是如何自觉追寻形成良好的行为后效,是有效说服传播的重要标志之一,也就是说,教育的结果应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开始,对内化的价值具备持久的判断力,进而形成行为的理性自觉.这既是教育行为的最终目的,也是贯穿于教育行为始末,并体现在教育实施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的原则和要求.

从结构上看,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由五个章节构成.

第一部分,呈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说服传播的理论图景.在梳理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说而不服的现状和原因之后,明确了当代社会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基于此,引出了本文的核心概念,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传播进行界定和分析.

第二部分,展现了中西方思想教育说服传播实践的历史图景.在回溯历史中,对西方政治社会化与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一方面试图在比较中寻找突破口,另一方面在回溯历史中总结和汲取有效说服传播的成功经验,为增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经验借鉴.

第三部分,作为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分别从构成要素、教育过程和运作机制三个方面来回答了如今何以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传播的现实问题.首先,分别从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不同维度,细致地勾勒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传播过程的总体框架.其次,围绕个体、群体和社会三条脉络逐层展开.在微观层面,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个体的态度形成和内化的一般过程和机制；在中观层面,运用组织传播和组织行为学的分析方法,探讨在教育过程中个体与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在宏观层面,运用大众传播学的分析方法,借鉴和总结了社会思潮对学生价值观影响的内在机理,探讨社会舆论引导的策略和方法.最后,深入分析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说服传播的运作机制及其效果,探析了教育过程中各相关因素间的耦合,个体、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衔接和协调运转的内在机理.

第二篇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样文：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与创新

电视节目主持人作为电视媒介最活跃、最生动的体现者和传播者,因其在传播活动中的“前台”位置,在大众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现了大众传播人际化、拟态化和人格化的特点和优势,也发挥了重要的传播影响力.主持风格不仅体现了节目、传媒的风貌和格调,也体现出主持人的个人风格,并且成为与受众交流的纽带,是受众直接感知和体验的对象,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电视节目主持是一种传播艺术,主持风格可视为增强传播效果的一种途径,是节目风格与主持人个人风格的有机融合,也是节目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主持风格可以从主持人的外在形象、个性语言、整体感觉和受众反馈四个方面去欣赏、感知和体会.主持风格的演进也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传播媒介和传播产业的发展变化以及受众结构和受众需求的变化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受众的地位、结构和需求发生改变,大众文化出现转向,电视媒介在传播语境、传播观念、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上也依时而变,这些变化促使主持人及其群体在风格样式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媒体风貌.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影响主持风格变化的因素可以从宏观（时代、社会）和中观（媒介、受众）和微观（节目、主持人）三个层次来分析探讨.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持人队伍逐步扩大.80年代以前我国也有电视播音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播音风格,但相对而言个性风格不明显,播音模式比较单一.随着传播实践的发展,80年代主持人兴起,播音员逐渐向主持人过渡,充满个性的主持人及主持人节目日益增多,较以前的播音风格更多元、内涵更丰富、更贴近受众需求,从90年代主持风格的大放异彩和2000年以后主持风格的融合创新,主持风格的多样化、个性化演进过程是受社会时*展和主持传播实践发展的推动.一方面社会时代语境变迁、传媒体制和观念的变化以及受众审美需求的变迁,体现在电视节目小众化、类型化及频道专业化带来的节目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不同节目类型的多样化的主持风格；另一方面从事电视主持工作的人越来越多,30年来主持人队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主持风格,呈现出个性化的特点.随着媒体竞争进一步加剧,有独特风格的优秀主持人成为电视台最鲜活、最具价值的品牌,不仅代表了媒体和节目的风格,而且对观众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制胜法宝.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众文化逐渐向消费文化转向,主持风格也出现低俗化、同质化和表象化的问题；因此,本文将深入研究主持风格的构成要素和形成规律,分析不同时代的社会潮流、媒体传播方式、受众需求的变化对主持风格的影响和要求,探讨被大众广泛接受、具有时代特色、能反映主持人个性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主持风格类型.

主持风格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理论性,内涵丰富,涉及新闻学、传播学、美学、艺术学、文化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可借鉴的研究成果较少,需要通过大量的样本和个案研究,去发现规律,得出结论.

本研究主要以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和创新为研究对象,特别是80年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产生以来的主持风格,运用语言学、美学和艺术学的风格理论资源,结合中外电视节目主持实践、主持传播的发展历程,对电视节目主持风格予以系统探讨,以期为主持人及主持传播研究带来新的素材、新的话语乃至新的观念和方法,为主持人如何塑造适合节目形态和时*展的主持风格提供实践指导,使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本文将分七章进行论述,分别对主持风格的理论体系、主持风格的演进历程、不同类型节目的主持风格、不同主持人的主持风格、主持风格的演进动因、主持风格的批判审视和主持风格的创新进行分析论述.

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主持风格的理论框架和构成体系.主要从语言学的修辞风格、美学的审美风格和艺术学的表现风格等方面阐释多维学术视野中的风格理论；探讨风格理论与传播学的双向关联,分析风格理论在传播过程中的应用、风格理论对主持风格的植入,从而建立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理论体系,即主持风格的概念、构成、类别和特征.

第二章主要探讨主持风格的演进历程.以80年代中国主持人的产生为起始,探讨主持风格对早期广播电视播音风格的借鉴,播音员向主持人的过渡,以及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产生和形成.分析80年代、90年、新世纪前后主持风格的演进阶段、演进表征和规律；分析风格样式上从单一到多元、意识形态上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叙事方式上从宏大叙事到微型叙事、传播身份从依附到主导的转变.

第三章主要探讨不同类型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节目类型决定主持风格的基本路向；同时,在主持传播实践中,主持人形成了不同功能的类别.一是anchor逐渐发展成为新闻类节目的记者型主持人,二是host逐渐发展成为谈话节目的主人型主持人,三是moderator主要发展成为综艺娱乐类的伙伴型主持人,四是presenter主要发展成为社教服务类节目讲述型的主持人.因此,以节目主持人的功能类别和节目类型为依据,本章主要从新闻类节目、谈话类节目、综艺娱乐类节目和社教服务类节目的主持风格进行深入分析.新闻节目主持人从“播新闻”到“说新闻”,改版催生主持风格的多样,主持风格凸显权威性；谈话节目主持风格从俯视到平视,主持风格更趋对象化,平民化,主持风格凸显思想性；娱乐节目主持风格从串联到表演,主持风格日趋明星化、类型化,主持风格凸显表演性；社教节目从教育指导到参与服务,从平和质朴到知性明快,主持风格凸显专业性、知识性.

第四章主要探讨主持人的个人特质与主持风格的形成.主持风格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主持人的个人特质对主持风格的形成具有内在固定性.本章从主持人的个人条件、角色认知和对风格的自觉追求三个方面,探讨主持风格的不同类型和个性特征；分别选取倪萍、杨澜、白岩松、周立波作为研究个案,分别从个性语言、外在形象、整体感觉和受众反馈四个分析维度分析情感型、智慧型、理性型和表演型主持风格的特征.

第五章主要分析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演进的动因.从社会时代语境的变迁、传播观念及体制的变迁、受众审美需求变化三个方面探讨主持风格演进的动因.*政治和市民社会的日渐形成、大众文化和视觉时代的趣味重构、商业浪潮及消费社会的理念诉求,促进不同时代主持风格的产生；中外传播理念的嬗变、媒介管理视域下的定位调整和传媒体制变革下的实践调整,催生主持风格多元样式的形成；受众本位理念的确立、受众结构的变化和受众需求的多样化,为主持风格的融合创新提供市场.

第六章主要批判审视电视节目主持风格存在的问题.从乱相、同质化、表象化三个方面论述主持风格存在的问题.分析商业化主持风格对媒体公器的消解,媚俗化格调对高雅文化的侵蚀,泛娱乐化对电视文艺的矮化；批判盲目模仿、直接“拿来”、低水平重复、缺乏主持意识、缺乏原创力和创新力带来的主持风格同质化；审视重“外在形貌”轻“内在修为”的认知偏差、重“专业技巧”轻“人文传播”的现实瓶颈带来的主持风格表象化.

第七章主要论述主持风格的创新.从主持风格的创新原则、主持风格的宏观设计、主持风格的微观塑造等方面,探讨主持风格在新时期的创新和发展.

总之,本文拟建立主持风格的构成体系和分析维度,研究不同年代、不同节目类型和不同主持人的主持风格的演进及规律,分析主持风格的演进动因和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新时期主持风格的创新路径.

第三篇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范文模板：微博文化研究

微博本身所具有的微动力,引起了范围极广的微革命现象.对近两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与微博有关的政治大事件来看,微博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可见,由于微博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爆发力,已经逐渐地登上了媒体的新舞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渗入到人们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把微博世界比作一个含有庞大信息的信息超市,那么公众在微博这个信息超市里面,不仅仅是信息的消费者,而且能够自由而主动的从信息超市的货架上来取得需要的东西.并且公众还是信息的发布者、销售者,可以把自己生产的商品（信息）放在微博这个巨大的公开的超市上推销给大众.微博的这种信息互动交流方式有效的增大了大众的信息自主性并且提高了互动性.”而微博的功能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革命性的影响,而这一切形成了独特的微博文化.本文正是基于此话题而展开的相关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对微博的概念进行界定,梳理和总结了现在流行的几类涵义.而本文最后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用外延更宽泛,内涵更丰富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微博,其原型来源于博客,在体制规模上属于非正式型、迷你型.它通过互联网的平台,对用户发布的信息多以转播的形式进行资源共享,并以跟帖留言的方式展开互动的过程,不拘泥于时间、地点以及操作的主体对象等.其篇幅精短,其字数规定在140汉字之内.在具体分布信息的方式上,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在发布信息的途径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手机、IM、Web等都是主要的媒介.”其次,第一部分还总结出了微博的特点,微博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其普众的草根性,是全民性的共同参与过程.概括地说,与其他网络手段和传统文化交流手段相比较,微博具有如下的“三性六化”的特点：便捷性、背对脸性、原创性、信息实时化、信息精炼化、信息碎片化、设置的多元化、裂变式剧增化、反馈多样性.再次,第一部分还对微博进行了分类,从“微形式”进行分类分为了文字类与非文字类；从“微内容”进行分类分为纯文学和非纯文学；从“微主体”（“微生物”）进行分类分为包括名人和“草根”在内的个人和包括企业集团、公益机构、慈善组织、政府部门或者相关机构及媒体在内的组织.第一部分的最后还梳理了国外和中国的微博发展史.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探究的是微博的媒介文化构建.随着微博的广泛深入的发展,自媒体时代来临,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也在发生巨大而复杂深刻的变化.在当前的媒体上,过去的电视、报纸已经不再是具有权威地位的信息发布中心了,微博中大量的普通草根用户已经逐渐获得了创造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分流逐渐呈现扩大化的趋势,甚至过去权威的高不可攀的媒体很大部分信息和新闻还要反过来依靠微博获取.本文探析了微博的传播特征与传播效果：在传播方式上,碎片化的信息传播；在传播信道上,实现多渠道、多方式整合；在传播速度上,病毒式传播加速信息流通.本文还从多角度对微博与传统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与梳理,传统媒体在微博高速发展下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微博也助推了传统媒体的发展.

论文的第三部分是研究微博的社会交往意义.从当下的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微博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且可以说是网络形态中最为主要的社交模式.微博使得人们在生活节奏快、生活和工作压力巨大,存在于亚健康状态和焦虑烦躁的情绪中,很少有交流的时间和沟通的渠道时候,可以“唠叨一下”,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们的情绪和社会的矛盾.论文从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微博首先将个体的*作为突破口,微博从社会交往角度来看打破了同心圆的交际方式,改善了中国的强关系局面.

第四部分是本论文的主要的研究工作和创新点,即着重分析研究了微博的社会功能,包括基本功能、核心功能与拓展功能.对微博的两个基本功能进行了论述,其一为信息的获取与发布,其二为社会*往与互动.微博的核心功能也是微博最重要的功能即能够快速整合社会、快速区别社会群体,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治理社会,也就是说微博的核心功能从本质上来说是治理社会的功能.这是一种动态的功能.本论文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研究论述了微博核心功能与“新公民社会”：包括民间意见权、民间会话场以及热点事件等.微博出现后民间意见权凸显,微博民间意见权与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博弈,同时我们认为公民社会中应该存在一个“会话场,而这个会话场对于民间具有开放性和对于官方具有独立性的特点.微博社会超前于中国一般社会和传统社会进入了一个“准公民社会”时代,在微博的基本功能主要是文化领域转向其核心功能政治领域的过程中,微博中“新公民意识”体现的首先是政治责任,公民意识的觉醒,其次是个体的意识成为了一种群体的和社会的意识,第三,从一种现象和思想转化为一种结构和功能,甚至是一种组织.微博的出现使得网络社会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先锋、试验和替代品.“热点事件”是微博生产过程聚合裂变的不可或缺的临界点.从“热点事件”的来源来看,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难理解.换言之,微博要想得到长远、持久的发展,就要找到与所在社会的共振条件.除了论述微博的核心功能与“新公民社会”的关系外,本文还从微博对公民与国家的交互性影响、微博与社会秩序的交互性影响、微博基于“终极存在的存在与否”命题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团体过程及社会心理学效应对微博的影响几个角度反思了微博的社会治理功能.微博的拓展功能主要是总结和展望了微博对各种网络应用的整合.

论文最后是对微博的文化批评,“一种新型的文化贫困正笼罩在各种批评之上,文化批评像促销广告一样华而不实,内容贫乏.”微博的发展让信息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在微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观念、意见,而且微博上还涌动着数万人的价值判断,对社会生活的价值观、态度等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因而我们要警惕“群体盲思”和“信息茧房”.在这种形势下批判性的媒体教育观显得格外重要.如何才能够更好的从五花八门的信息中获取有用的信息,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就是通过媒体素养教育,来培训我们的人民,让他们能够具备在社会发展的新的时期所必须具备的一些能力,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清醒的辨识各种信息,有效的接受信息,而不是盲目的被信息所扰乱,这也是对我们社会健康发展非常关键的一点.最后此部分还论述了微博的文化行动主义的优缺点.

第四篇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范例：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

当下中国大众传媒不仅对自古以来歧视女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存在弱意识、不作为甚至推波助澜的态度,而且自身也在不同程度地传播性别歧视内容：强化、暗示女性的传统角色；将女性描画为公共领域的附属者、活跃于私人领域的主角、被看的审美客体.其客观效果是以“唯贤妻良母论”奴化女性受众、以女性视觉化或性对象化的“唯审美对象论”将女性予以商业化利用.广告、电视剧、新闻报道均不同程度涵有“女人味塑造等于魅力女人”、“女强人等于孤独、不幸福”、“*等于妖魔”等带有偏颇性质的思维强化.其主观意图是维护现有的男性中心秩序,一味迎合受众的故有思维,以提高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其客观效果是对大多数女性受众的奴化.

当代中国女性传者也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被局限于所谓软新闻报道领域.近些年来,在战争、灾难、时政等所谓硬新闻领域涌现了一批知名的女新闻工作者,且因其其独创性、人文性、亲和性的作品风格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职业精神而声名大振,但却付出了多倍于男性的代价、顶住多倍来自家庭内外的压力或偏见,更不能抹煞女性传者整体上的非主流、边缘化趋势；广播电视领域里女性似乎有独领*的趋势.在传媒市场竞争白热化甚至全球化的严峻现实面前,一部分传煤女性却以“无奈、清醒、暖昧的被看者”被传媒机构商业化利用.娱乐节目女主持人的“低龄化、美貌化、愚乐化”现象,知名女记者的女性身份、美丽外表被传媒过多炒作而其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被忽略的“媒体宝贝”现象,虽有“足情达趣乃人的天性”、“受众是上帝”、“内容为王”、“趋利性是市场经济的特质”等诸多解释与说辞,但大众传媒追求经济效益、牺牲社会效益,但在担当引领受众审美趣味的社会职责方面,存有不足；相对于传媒领域男性决策者的人数比例,女性传者进入决策层的比例偏低.少数能够进入传媒决策层的女性担任副职的居多,担任正职的女性大多秉持职业人思维,无力(或不能)专门张扬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一是当下中国大众传媒意识到传媒经济是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经营运作日益商业化；被注意的信息才是有价值的信息,将女性性对象化、商品化是大众传媒商业化竞争中吸引受众眼球的制胜秘诀；受众被投其所好的程度与其接近、亲近大众传媒的可能性成正比,而中国受众的媒介素养和性别敏感意识不容乐观.二是“传媒女性更适宜于软新闻或私人话题”的领域划分、传媒决策层男性化,女性传者面对性别歧视存在无语或失语现象；男性传播者及决策层的社会性别意识普遍较弱.三是女性受众对冲破男权中心的传媒秩序,多持无为心态；作为消费者,权利意识不强.四是当代中国女性(女性受众、女性传者)的群体意识较弱,彼此之间缺少呼应、支持与形成群体力量的强烈意识.六是对大众传媒的社会监测尚显不足,公众的媒介素养整体水平参差不齐.

性别意识是文化规范的产物；当代大众传媒操纵其传播内容、语言模式和传播过程,最终达到操控社会文化规范的目的；大众传媒由于其公共性与影响力,具有建构性别模式的功能.大众传媒淡漠、推波助澜于性别歧视是一种带有全球性、流行性的传媒病态,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遭到了女性主义者们的强烈批判,逐渐成为媒介批评的一个独特视角；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女性主义开始进入媒介批评领域.

随着传媒科技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因特网在中国的兴起,大众传媒影响受众乃至整个社会的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的深度和广度不容小视；其巨大影响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大众传媒既可以张扬真善美,注重其“社会效果”,也可能在受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受众需求日益难以迎合的不良生态环境下,牺牲社会效益而趋经济效益,或以经济效益损害社会效益.新闻传播学理论中的“既要注重经济效果,又要注重社会效果”之完美主义诉求常常在当下传媒现实生态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是大众传媒业内、业外均已意识到的世界性的通病.

媒介批评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大众传媒机构(包括传者、受众、传媒作品等等)、传媒领域不良现象的“啄木鸟”或“鉴赏者”,除了欣赏其中值得推介、彰显的优胜者、宝贵经验或优良作品,主要在于发现、警示、矫正传播过程中的病态现象,张扬、彰显一种既能体现大众传播专业主义倾向又能推促人类和谐的人文主义诉求.概言之,监督大众传媒、针对大众传媒的病态现象提出预警或治疗方案.

媒介批评的学术理论框架与思维视角是多样的.批判大众传媒的文化工业化、去个性化是法兰克福学派予以媒介批评的主旨要意；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是较为常见的媒介批评理论模式.

以批判大众传媒对女性性别歧视或贬抑女性合法权益为宗旨之一的女性主义视角,是一种富有批判精神的媒介批评.这是本文进行媒介批评的理论模式和立论点.

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政治思潮、理论思潮、批评方法的女性主义,其历史基础和理论背景、其日益发展与学科化建立,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第一、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以及直接得益于第三世界妇女提出诉求的第三次女权运动的推促,发展于关于女权运动的反思、总结与学科化研究,兴盛于全球化浪潮的推促与文化多元理论的支持,具体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跨学科趋势与多元化的边缘学科的建立；女性主义不仅在全世界扩展与深入,而且已渗入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其观点与方法被逐步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成为最具有解构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媒介批评,推进了其自身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双重进步,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应运而生.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涉及多种学科、多个领域、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涉及的概念主要包括：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传者与受众、女新闻工作者、女作家与女导演；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意识与性别敏感、文献分析、内容分析、个案研究、个别访问、问卷调查、网上调查.

其中,“女性主义”意指“支持男女平等的法律、政治主张或学术思想”,侧重于批判男性霸权,后又增加了“注重自我反思与批判、女性主体意识与女性独特视角”.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普遍将“女权主义”译为“女性主义”.鉴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复杂性与长期性、追求妇女合法权利的任重道远,以及女性主义(及其媒介批评)拷问性别权、政治权与话语权的“维权性”,本文仍在概念界定时介绍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社会性别意识”意指关于人的性别认知,来源于社会对性别意识的建构,社会性别虽然存在差异,但男、女应该平等；“性别敏感”指的是对包括传媒领域在内乃至全社会中对女性的性别成见、性别贬抑、性别歧视等诸多不平等现象保持高度清醒与理性解构的态度.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受众批判基于西方综合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及其传媒理论.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经过选择、剥离、分析、诠释、整合等细致环节,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西方批判学派的批判性视角,从中归结了自由派女性主义、激进派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五个学派的受众批判理论,分别予以评析,并将之置于中国的具体语境中予以考量.共同点是以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追问女性权利”、“社会性别意识及性别敏感”为立论点,以批判大众传媒对女性受众的观念奴化、商业化利用为基点.后现代女性主义敢于颠覆“主流与边缘”、“精英与平民”的划分,从性别歧视中识别性别歧视,对性别歧视的传播内容做出逆反式解读,张扬“积极的受众论”,既注重解构又寻求建构的思维进路,带有一种乐观、空谷足响的意味；其余四个学派对大众传媒领域的性别歧视注重解构、轻建构,带有一丝悲观色彩.

身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体制中的东西方受众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西方女性主义受众理论正处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进程中,所有西学东渐的理论都无法超越这一点.本文参阅、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受众理论,结合中国传媒生态的具体特点,深入观照中国“贬抑与放权相融的*关系”、“女性传者与女性受众的群体意识比较薄弱”、“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隔漠于其他女性”、“中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与广大普通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与观念困境”等不同于西方女性的情形,对西方女性主义受众理论予以中国化思考,以期能够理性矫正西方女性主义传媒研究理论在被译介、移植过程中的“准成熟状态”.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传者批判主要以中国女性传者为侧重点.其一,女性受众的解读权、女性主体权常被大众传媒漠视或损害；其解读心理、价值取向常被大众传媒有意、无意地误导甚至是商业化利用.男性受众作为男性中心秩序的性别受益者,受到的性别利益损害少于或弱于女性受众(当然,男性受众也是广告内容的劝服对象和商业化对象).其二,传者是传播过程的主体,女性受众能否摆脱来自大众传媒的性别歧视或性别利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身为女性、更易对性别歧视感同身受的性别移情的女性传者(这并非意味着抹煞一些男性传者为消解性别歧视所作的努力).女性传者对性别群体利益受损的敏感度与深切度一般先于、高于男性传者,从事女性报道、从事女性主义传媒研究的,女性占绝对比例就是比较典型的例证.其三,女性传者本身也是男性中心性别秩序的被强化者和受贬抑者.她们比一般的普通女性可能具有更高的性别敏感度或性别文化批判力,但她们至今未能摆脱男性中心的性别秩序和大众传媒领域的男性霸权.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传播内容批判,致力于揭露传播内容所含的性别歧视、贬抑或性别利用：媒介有意复制性别刻板印象；过度渲染女性年轻美貌的外在价值,忽视其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贬低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妇女常被当作暴力受害者或作为有辱人格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中.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采用了文献分析、内容分析、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研究途径是个别访问、网上调查、问卷调查.主要侧重于受众调查,包括网民、少数民族地区男女受众和高校大学生、研究生.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具有跨学科性、立体性、渐进性的特点,不仅有机整合了女性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而且以其深刻性、立体性指导着媒介批评的现实实践,既为女性主义找到了具有实践干预性和可操作性的现实途径,也为媒介批评找到一个独辟蹊径的思维视角；启示着女性主义在政治领域、学术领域、实践领域的新增长点和延伸方向；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关涉市场经济、国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客观原因,使媒介批评避免陷入极端化、感性化、男女对立化等倾向,突破了当下中国学术界关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文化研究等研究领域原有的理论范式,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大胆理念,引领着相关学术实践沿着更为理性与务实的方向发展.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媒介批评理论,从实践层面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加强女性传者的自身素质和性别主体意识,加强女性传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女性受众媒介素养培训,建立传媒监测网络,从制度和法律层面遏制大众传媒贬抑、利用女性；呼吁女性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网络)来拓展反对性别歧视的空间与策略.

本文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观点：女性受众可以制约大众传媒传播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促使大众传媒均衡再现或塑造多元化的女性形象.其前提是要树立女性主体意识和传媒消费者的权利意识；男性受众可以被争取、劝服成“男女平等、*和谐”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是研究者；相关研究者应该走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时走出隔漠、隔离、隔阂于各阶层女性的“*塔”,培养与男性传者、男性传媒决策层对话、沟通、谈判的“弹性意识”与“策略意识”,并通过其性别观念的转变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但也预料到这种假设在当下中国现实中被消解的可能性；

第五篇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范文格式：本土心理学视域下的偶像崇拜

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大多数成员参与的流行文化,不仅是时代特征的反映,也是人们的心理状况与价值取向的体现,是对社会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颠覆、补充与重构.2005年全民参与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风靡全国,草根明星迅速走红之际,粉丝群体也以全新的姿态和成熟的规模隆重登场.网络时代的“粉丝”与前网络时代的“追星族”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截然不同,体现为群体构成更为多元,群体成员间的互动更具组织性和规范性等特点.另外,粉丝与偶像间的互动方式也因技术的革新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追星早已不再是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的专利,成熟、理性的中年女性群体也加入了追星的队伍.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粉丝文化进行了解读,但是尚缺少从中国本土心理学视角对粉丝文化的诠释以及对中年女性粉丝群体偶像崇拜心理的剖析.

研究以2014年人气席卷亚洲的韩流明星李敏镐的中年女性粉丝为研究对象,从中国本土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李敏镐走红中国的原因和中年女性粉丝的偶像崇拜心理进行解析,阐释中年女性粉丝通过偶像崇拜实现的自我突破与心理成长,以及在追星过程中得到的心理生活质量的改善,以期通过从本土心理学的层面对粉丝文化这一大众流行文化的研究,推动中国的粉丝文化向更为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的缘起与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从研究缘起入手,对国内外的粉丝文化研究动向进行了概述与评价,从而引申出自己的研究视角——本土心理学视域下的偶像崇拜.研究以不同年龄、职业、地域、收入水平和教育背景的李敏镐的中年女性粉丝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法、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文献法等质性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探析中年女性粉丝的偶像崇拜心理.

第二部分是对流行文化视域下的粉丝文化的梳理.从前网络时代的“追星族”和网络时代的“粉丝”两个视角出发,解析粉丝文化的发展脉络和不同历史时期粉丝群体的特征,并简要介绍了主流的大众文化对粉丝群体的态度以及刻板印象,列举了失范的偶像崇拜行为和疯狂、极端、病态的偶像崇拜给粉丝、偶像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前网络时代的“追星族”具有信息单向传播、交流形式受限和成员年龄偏低等特征,而“粉丝”群体的特点则是群体成员结构多元、群体内部分工明确、群体互动方便快捷、群体情感高度凝结、群体内部等级分明和群体成员流动性强,与“追星族”的性质完全不同.

第三部分主要是阐释偶像何以成为受到大众喜爱和追捧的偶像,解读李敏镐吸引中年女性粉丝的心理动因.网络时代的偶像崇拜形态更为多元,娱乐明星、学者、政治人物、电台主播、网络红人等都可能成为民众喜爱和追捧的对象.2013年末沉寂多年的韩流卷土重来,从“李敏镐热”所引发的经济、文化和公益层面的社会效应出发,解析韩剧的魅力和李敏镐饰演的角色魅力以及李敏镐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从角色传递的正能量和偶像自身的榜样力量等角度,去阐述优质的偶像明星散播的正能量对粉丝的正面示范作用.

第四部分主要是阐释粉丝何以成为忠诚、热情并愿意为偶像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的粉丝.在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时代,各种生活事件引发的心理困境、道德危机、心理焦虑及信任感和安全感的缺失,都迫切需要情感慰藉和压力释放的途径.通过对中年女性粉丝这个群体的参与观察和个案分析,从中国本土心理学的视角解析中年女性粉丝对偶像的精神需求以及理性、适度的偶像崇拜对粉丝内心和谐所起的积极作用.健康的偶像崇拜会让粉丝产生幸福感、审美感及归属感,在追星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内心,达到心理生活的完善和提高,以及对自我的不断完善.

第五部分是从本土心性心理学的研究角度出发,解读中年女性粉丝的心理环境、心理生活以及偶像崇拜给粉丝带来的心理成长.从中国本土心性心理学的视角解读粉丝文化以及中年女性粉丝这一特定粉丝群体的偶像崇拜现象,进而通过对大众流行文化的研究促进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与繁荣.

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局限与反思,以及对心理学视域下的粉丝文化研究的展望.本土心理学为粉丝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大众流行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也丰富了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内容,推动了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进程,因此大众流行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可以被看做是对心理学本土化的促进与补充.女性是粉丝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她们往往较男性对精神生活有更强烈的追求,而女性群体的偶像崇拜却往往被解读成与感官、*等因素相关的行为,忽略了女性群体对偶像的心理需求以及在偶像崇拜过程中获得的心理成长.中年女性粉丝在追星的过程中开始反省并关注自己的潜能和价值,积极面对生活,认真对待工作,是娱乐工业时代成熟理性的“追星族”代表.

疯狂冲动的追星行为固然不值得提倡,但是也不应忽视主流粉丝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妖魔化粉丝群体,要以一种更为客观和包容的心态去引导粉丝文化的健康发展.同时,粉丝群体的整体素质也有待不断提高,偶像不是神明,追星也不是生活的全部,要在适度的范围内理性追星,只有做到自尊、自爱、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粉丝群体才能首先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进而在偶像崇拜的过程中构建健康的心理生活,获得心理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心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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