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范文参考 肿瘤患者心理护理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范文参考：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命质量与ADAM-12在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意义研究
2. 第二篇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样文：基于logit模型的恶性肿瘤终末期临终关怀决策影响因子分析
3. 第三篇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范文模板：癌症告知策略的研究
4. 第四篇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范例：宫颈癌治疗后患者生活质量与性生活状况的研究
5. 第五篇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范文格式：乳腺癌个案管理护理实践模式的建构与实施：一项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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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范文参考：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命质量与ADAM-12在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意义研究

肺癌(Lung cancer)是世界上发病率和致死率最高的肿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道,每年死于肺癌的人数超过110万,占所有癌症死亡人数的17.8%.2008年中国卫生部公布的中国居民死亡原因调查结果显示,肺癌成为我国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每年大约有60万人死于肺癌.预计到2025年,我国肺癌每年发病人数会超过100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根据临床病理特征,肺癌被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口小细胞肺癌(samll cell lung cancer, SCLC).小细胞肺癌约占肺癌总数的20%～25%,临床分为广泛期(extensive disease, ED)和局限期(Limited disease, LD).小细胞肺癌具有倍增时间短、生长迅速,早期即发生广泛的远处转移,易复发等特点,有60%～80%的病人确诊时即为广泛期(LD),其两年生存率仅为5%,五年生存率小于2%.小细胞肺癌的临床治疗以放疗与化疗为主.治疗过程中,躯体症状及治疗带来的不适会导致患者的情绪、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发生较大改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治疗效果,以及生存时间.因此,目前国外多个国家的临床肿瘤学家及临床心理学家已形成共识,即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目标不仅要控制躯体症状,降低疾病与治疗带来的不良反应,还应降低患者的心理情绪困扰,提高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是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学研究领域主要是指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功能三方面的状态评估.在肿瘤治疗及疗效评价过程中,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强调因为疾病或治疗所导致个人身体功能改变进而影响个体在心理、社会层面生活质量的改变,可由主观判断及客观测量来评量.肿瘤患者的HRQOL已经成为肿瘤临床治疗评价的最终考核目标之一,也是患者所接受的医疗服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通常SCLC患者早期无特异性症状,就诊时却已经是中晚期,此时很多患者易失去治疗信心,出现明显的情绪障碍,并且患者多易采用否认、回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导致心理压力增大,出现心理损伤.社会支持被看作是心理应激的保护因素.有效的社会支持可缓冲心理压力,增强个体的心理适应能力,社会支持也与个体的应对方式有密切关系.因此,肿瘤患者的情绪障碍、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等心理损伤或保护因素逐渐引起临床诊疗专家与临床心理学家的重视,成为心理社会肿瘤学研究的热点.

鉴于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症状特点,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降低患者躯体症状、改善生理、心理功能的根本性途径.应用临床标本寻找与肿瘤浸润转移相关的标志物,是实现早期诊断、提高五年生存率的有效手段.去整合素金属蛋白酶(A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ADAMs)家族是参与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水解的一类重要蛋白水解酶,它既能够水解ECM,还可以水解并脱落存在于细胞膜表面的各类蛋白质分子,并进而调节细胞与细胞、细胞与细胞外基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ADAMs在肿瘤的发生、浸润转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ADAMs在SCLC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未见报道.因此,检测ADAMs家族在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水平,探讨其表达改变能否成为一个新的、有效的小细胞肺癌早期诊断和预后的标志物,对于SCLC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评估小细胞肺癌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与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及其影响因素,探究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心理行为反应及其作用,同时寻找辅助早期诊断的标志物,对于提升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有效评价治疗效果和提高患者五年生存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部分小细胞肺癌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评估

小细胞肺癌患者多在早期即发生远处转移,五年生存率低,且治疗多采用放疗与化疗,因此在治疗过程中,疾病及治疗带来的不适会导致患者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反应发生较大改变,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QOL)与治疗效果.所以,在控制躯体症状,降低疾病与治疗带来的不良反应的同时疏导患者的心理情绪困扰,提高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成为SCLC患者治疗的共同目标.

本次研究结合临床肿瘤治疗、护理及临床心理学的相关学科知识,采用权威HRQOL测评量表,对SCLC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研究.本阶段研究以SCLC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选取同期住院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NSCLC)及未筛选的其他肿瘤患者为对照组,在开展前期访谈的基础上,运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开发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问卷核心模块(QLQ-C30)和肺癌特异性模块(QLQ-LC13)的中文修订版对调查对象进行研究.

一、小细胞肺癌患者QLQ-C30研究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SCLC患者组与非小细胞肺癌、其他癌症组患者组的整体生活质量分量表(overall quality of life)得分均较低,但SCLC患者组与其他两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表明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不良,但与其他癌症患者相比无明显差异.

QLQ-C30的功能分量表结果显示,SCLC患者组的情绪功能量表得分显著低于非小细胞肺癌组和其他肿瘤组得分(p<,0.05), SCLC患者的社会功能量表得分显著低于非小细胞癌组(p<,0.05),虽然低于其它肿瘤组,但差异无显著性(p>,0.05),这表明与其他癌症患者相比,SCLC患者面临较多的情绪问题,并且社会功能显著变差.

QLQ-C30的症状量表结果显示,SCLC患者组、非小细胞肺癌组和其他肿瘤组在疲劳、疼痛、恶心呕吐三个症状量表得分均较低,且SCLC患者的疲乏量表得分显著低于非小细胞肺癌组和其他肿瘤组(p<,0.05)；疼痛症状量表得分低于其他肿瘤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这部分结果表明,SCLC患者的躯体疲劳与疼痛感受比他肿瘤患者更差,躯体症状更为明显.

单项功能量表结果显示,SCLC患者组在失眠、食欲丧失、腹泻、经济困难分量表的得分较低,且失眠量表得分显著低于非小细胞肺癌组和其他肿瘤组(p<,0.05).这一结果表明SCLC患者多存在失眠症状,且与其他肿瘤组患者相比症状更为严重.

二、小细胞肺癌患者QLQ-LC13研究

肺癌特异性模块(QLQ-LC13)是用来检测肺癌患者生命质量相关的疾病和特异性症状的问卷,是QLQ-C30的有效补充.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小细胞肺癌患者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气促、咳嗽、胸痛、咯血症状分量表得分较低,有明显的症状表现,但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气促、胸痛及其他部位疼痛分量表得分显著低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p<,0.05),症状更明显,表明SCLC患者在这三个方面的症状困扰更为严重.

三、不同年龄与性别的小细胞肺癌患者QLQ-C30评估结果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阶段患者的情绪功能、社会功能、呼吸困难、失眠和经济困难5个分量表的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不同性别患者HRQOL评估结果显示,女性患者与男性患者总体健康质量无显著性差异,但女性表现出较低的功能量表得分与较高的症状量表得分.其中,女性患者的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与社会功能分量表与失眠、便秘症状量表得分均显著低于男性患者(p<,0.05),疲劳、恶心呕吐、疼痛、呼吸困难和腹泻症状分量表及经济困难分量表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四、不同婚姻状况的小细胞肺癌患者QLQ-C30结果比较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患者的多项功能与症状分量表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已婚患者整体生活质量显著高于离异与独身/丧偶患者(p<,0.05)；离异患者的情绪功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疼痛、食欲丧失与经济困难分量表得分显著低于已婚患者(p<,0.05)；独身／丧偶患者的情绪功能、角色功能、食欲减退、疼痛、失眠与经济困难量表得分低于已婚患者,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五、不同学历水平的小细胞肺癌患者QLQ-C30结果比较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学历水平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整体健康水平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但角色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失眠、经济困难分量表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六、不同治疗费用支付方式的小细胞肺癌患者QLQ-C30结果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不同治疗费用支付方式的小细胞肺癌患者之间HRQOL存在显著性差异.自己负担治疗费用患者的认知功能、情绪功能、失眠、呼吸困难与经济困难分量表得分显著低于有医疗保险的患者(p<,0.05),但自费患者的角色功能、社会功能、疲乏、疼痛、食欲丧失分量表得分高于有保险的患者,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七、不同确诊时间的小细胞肺癌患者QLQ-C30结果比较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确诊时间的小细胞肺癌患者之间的HRQOL存在显著性差异,确诊时间≤6个月患者的其整体健康水平及躯体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和社会功能分量表得分均显著低于确诊时间≥12个月的患者(p<,0.05)且二者之间的疲乏、呼吸困难、食欲减退及失眠分量表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第二部分小细胞肺癌患者心理健康水平及损害与保护因素研究

心理社会肿瘤学与临床肿瘤学的研究均表明,癌症的发病是多因素、多阶段、多步骤综合作用的结果,心理社会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过程中均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的重要影响因素.SCLC的恶性程度高,对人们生命威胁较大,多数患者确诊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恐惧等情绪反应.患者因为不同的成长环境与生活经验会构建不同的社会支持系统,这将对SCLC患者的应对方式与心理行为反应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疾病和治疗过程伴发的疼痛、恶心、呕吐等躯体反应,也会引起患者无助、抑郁、愤怒的情绪反应与消极的行为应对.

因此,在研究的第二阶段,我们将对SCLC患者的情绪困扰、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深入研究.首先,以SCLC患者为研究对象,以其他未筛选的肿瘤患者为对照组,运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和医疗社会支持量表中文版(Medical Outcomes Study Social Support Survey,MOS-SSS-CM),对SCLC患者的情绪困扰及社会支持情况开展研究,并对SCLC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情绪障碍及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其次,以SCLC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为研究对象,运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90Symptom Check List,SCL-90).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和医学应对问卷(Medical copi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对SCLC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生活事件经历及应对方式进行研究.本部分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一、小细胞肺癌患者抑郁和焦虑情绪量表测评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主要应用于综合医院病人中焦虑和抑郁情绪的筛查.HAD共由14个条目组成,其中7个条目评定抑郁,7个条目评定焦虑.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有11%的SCLC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得分均≥11分(有明确的情绪障碍)；有23%的患者抑郁分量表得分≥11分和21%的患者焦虑分量表得分高于11分；有43%的SCLC患者抑郁量表和47%的患者焦虑量表得分≥8(临界值).SCLC患者得分高于临界值的人数与其他肿瘤组比较,在焦虑状况上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二、小细胞肺癌患者社会支持及其与情绪障碍、HRQOL之间的关系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SCLC患者和对照组患者比较,社会支持总量表得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SCLC患者信息和情绪性支持维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分析SCLC患者HRQOL.抑郁焦虑情况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发现,患者社会支持的量表总分及4个分量表与抑郁焦虑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p<,0.01),与HRQOL量表中的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失眠均存在正相关(p<,0.05).

三、小细胞肺癌患者心理健康水平评估

SCL-90是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评估的自评量表,含有九项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分别反映个体在某一方面的症状情况.研究结果显示,SCLC患者SCL-90的总分和九项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健康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SCLC广泛期(LD)患者的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局限期(ED)期患者(p<,0.05).

四、小细胞肺癌患者生活事件调查

生活事件量表(LES)是自评量表,包含三类常见的生活事件：家庭生活、工作学习、社交及其他.本次研究结果显示,SCLC患者在确诊前生活事件总刺激量、负性事件刺激量及生活事件总频数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正性事件刺激量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五、小细胞肺癌患者应对方式测评

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是专用于病人的应对方式问卷,有面对、回避和屈服三个分量表.其中面对被视为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被认为是消极、悲观的方式.本次调查结果显示,SCLC患者的回避、屈服应对评分显著高于量表常模；ED期患者屈服应对评分显著高于LD期患者(p<,0.05)),且不同年龄与受教育水平患者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第三部分影响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心理干预的因素研究

前述研究结果显示,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水平均明显降低.针对这一现状,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可能成为改善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身心功能的有效途径之一.心理健康服务是对各类精神病人、心身疾病患者及问题行为的个体开展有效的心理干预,从而改善精神状态,提高心理应对能力,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的过程.肿瘤心理干预的目的就是当患者及家人面临癌症带来的心理挫折和心身功能改变时,帮助他们正视困难,度过危机,并改善自身心境,激发他们的自信心,从而促进心理康复、提高抗癌意识等.

目前,我国肿瘤患者心理干预工作较既往虽有一定发展,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既与我国心理干预发展水平、从业人员技能等存在一定关系,也与患者、患者家属及临床工作者对心理干预的认识水平、接受程度存在密切联系.因此,本次研究在此阶段并未盲目的开展心理干预,而是以小细胞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问卷,就患者对心理干预/理健康服务的接受程度、不接受的原因以及患者惯用的心理危机解决方式开展深入调研,从而为有效开展小细胞肺癌患者心理干预,进而提高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一、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心理干预的认知现状

本次调查显示,有64%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心理干预/理健康服务完全不了解,只有4%的患者表示对心理干预比较了解；虽然有51%的SCLC患者认为自己需要接受心理干预,但只有有13%的患者表示愿意接受心理健康服务.

二、影响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心理干预的因素研究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受学历水平对患者接受心理干预具有显著影响(p<,0.05).有81%的患者认为心理干预的对象是精神病人；认为心理干预对肿瘤治疗一定有帮助的病人为7%,可能会有帮助的为19%,有52%的病人认为没有帮助.有15%的患者认为看心理医生是一件无聊的事情；有9%的患者认为自己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有77%的患者担心接受心理干预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有95%的患者认为接受心理干预会增加经济负担.

三、小细胞肺癌患者解决心身功能及情绪问题的方式调查

本次调查显示,当出现抑郁、焦虑的情绪反应时,有25%的患者选择和自己调整.33%的患者选择向主治医师寻求帮助；28%的患者选择向亲近的亲人发泄,没有患者选择寻求心理干预.

第四部分ADAM-12在小细胞肺癌中表达的临床意义

基于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特点和上述对小细胞肺癌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情绪障碍及心理健康评估结果,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与患者躯体症状、生理心理功能损伤、评价预后密切相关.应用临床标本寻找与肿瘤浸润转移相关的标志物,则是实现早期诊断,提高五年生存率的有效手段.鉴于ADAMs在调节细胞增殖和运动中的作用,并且ADAMs与SCLC的关系未见报道,本研究对ADAMs在SCLC中的表达以及其与SCLC患者预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力图寻找到帮助早期诊断和评价预后的指标.本部分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ADAMs在SCLC组织中的表达

本研究应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ADAM-8.-10、-11、-12、-15和-17在150例SCLC病人组织和毗邻正常肺组织中的表达.结果表明,ADAM-8,-10,-11,-15和-17在SCLC组织中的表达,分别为31.33%(47/150),34.66%(52/150),19.33%(29/150),39.33%(59/150)和10%(15/150),但ADAM-12在93.33%(140/150)的组织样品中表达,强阳性表达(grade3)的组织样品为72.67%(109/150),并且ADAM-12在细胞内定位于细胞浆和细胞膜上,在细胞核内没有ADAM-12的阳性着色.以上结果显示,ADAM-12在SCLC中表达较高,几乎所有SCLC组织都有表达.

二.ADAM-12作为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其表达与SCLC的预后成负相关

单因素生存分析表明ADAM-12(P等于0.022)的表达与病人的生存预后呈显著负相关,而ADAM-8(P等于0.903)、ADAM-10(P等于0.075)、ADAM-11(P等于0.317)、ADAM-15(P等于0.349)和ADAM-17(P等于0.427)的表达与病人的生存预后没有相关性.多因素生存分析与此结果相一致,发现ADAM-12是一个独立的负相关预后指标(P等于0.049,HR等于0.443,95%CI:0.197to0.995).Spearman相关分析表明ADAM-12的表达水平与病人的临床分期密切相关(r等于0.857,P<,0.001),局限期病人ADAM-12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广泛期病人(P<,0.001).同时,ADAM-12表达阳性和阴性病人之间的临床病理因素比较结果表明,临床分期与病人的预后在ADAM-12表达阳性和阴性病人之间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等于0.037).以上结果说明ADAM-12可以做为一个独立的指标评价SCLC病人的预后.ADAM-12的阳性表达率越高,病人的生存期就越短,预后就越差,ADAM-12的表达与SCLC病人预后之间的关系是显性负相关.三、SCLC患者血清和尿液ADAM-12的表达水平

70例SCLC患者和40例健康人群的血液和尿液被收集.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表明SCLC患者血清ADAM-12的水平病人显著高于正常人(502±,234vs180±,92pg/ml, P<,0.001),而且ED期的病人显著高于LD期的病人(586±,205vs317±,185pg/ml), SCLC病人尿液中ADAM-12的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404+247vs128±,50pg/m1),ED期的病人显著高于LD期的病人(477±,201vs303±,152pg/m1).以上结果表明,血清和尿液中ADAM-12的水平与SCLC的病情进展成正相关,可以作为SCLC病人辅助诊断和判断预后的指标.

第五部分结论、创新点以及不足

一、结论

1、小细胞肺癌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水平较低,与其他肿瘤患者相比虽整体水平无显著差异,但在情绪、社会功能方面表现更差.SCLC患者的情

第二篇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样文：基于logit模型的恶性肿瘤终末期临终关怀决策影响因子分析

背景：治愈性治疗方案和姑息支持性治疗方案是临床治疗方案的两个类别,在恶性肿瘤和其他一些慢性病终末期治疗中,姑息支持方案也称临终关怀方案.临床治疗中对总路线的决定非常重要,因为后续的治疗、护理等等活动都要以这一决策为方向性指导；同时,这也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影响决策的因素错综复杂,不同的参与决策者给予各方面考虑因素的权重不同,容易产生意见冲突,这在恶性肿瘤领域尤为突出.癌症由于其不可逆的慢性发展特征、目前逆转手段缺乏以及多种原因造成的过度治疗泛滥,致使癌症患者,尤其是终末期的患者,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承受着极大痛苦,生活质量差.不仅如此,除了患者本人,通常整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牵涉其中,家庭内部因治疗方案选择等原因造成的意见冲突普遍,也因此造成很多遗憾.宏观方面,恶性肿瘤目前仍是全球排名第二的致死原因,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恶性肿瘤都是当前和未来几十年内最大的疾病负担之一,过度治疗直接或间接导致更多的伤残校正生命年损失、可用劳动力资源受损、国家或联邦医疗及社会保障负担加重,最终影响到财政-税收平衡.与可利用资源更丰富的欧美国家相对照,临终关怀方案在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国却往往不是终末期恶性肿瘤患者的第一选择,且意愿很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判断极易导致日后患者自身、家庭内部和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无法弥补的遗憾.所以,无论是从宏观的公共卫生管理层面,还是从患者的个体化临床管理层面,都需要我们对影响恶性肿瘤终末期临终关怀决策的影响因子及其影响强度、方向进行定量、定向分析,深入理解这一临床决策问题,才能在实际临床工作中有的放矢地施加影响,推进姑息支持和临终关怀方案在终末期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实际应用.

方法：针对恶性肿瘤患者、主要护理者和医护人员这三类与恶性肿瘤终末期方案选择密切相关的研究对象,分别设计了独立的调查问卷,用以采集受访对象的：1.人口统计学信息：年龄、性别、信仰、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保险状况等；2.相关背景信息：诊断治疗背景信息(仅于患者问卷和护理者问卷中；诊断、分期、治疗史、治疗后评价等)职业背景(仅于医护人员问卷中)、生活质量分类自评及他评、家庭关系自评、当前面临主要问题和当前情绪自评等；3.选择倾向信息：在初始状态及给定不同条件后对临终关怀方案的倾向.选择倾向部分利用投射原理设计,描述了一位标准适用于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方案的恶性肿瘤患者(由医生判断估计生存期小于等于6个月),并询问受访者在不同给定条件下对该方案的选择态度,包括二分类定性法和连续分值数轴定序定量法.问卷初始设计参考了大量国外相关文献和肿瘤学、公共卫生及管理专业、心理学及经济学专家意见,经13次修改后进入预调查阶段.其后按照预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初步结果再次修改问卷内容和调查方式,最终用以进行正式调查(不记名式).在调查人员进行解释说明后,由受访对象自行完成问卷；对每类别中10%的受访对象采用面对面调查,用以质量控制.在前后两个阶段采用了不同分析方法.中期分析及报告撰写中对受访对象选择倾向主要采用分层分析、相关分析和非参数检验,分析软件使用SPSS17.0(IBM).采样全部完成后,在终期分析中对名义尺度变量、分类尺度变量采用x2检验或Fisher',s Exact检验；对间隔尺度变量在满足模型假设情况下采用Student',s t检验,或应用多元非配对logit模型进行建模拟合；不满足模型假设时做相应数据形式转换直至满足假设后按上述处理.人口统计学信息与恶性肿瘤终末期医疗方案选择相关的背景信息结合,用以辅助模型变量筛选和混杂控制.模型校正因素为受访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患者有无医疗保险、肿瘤分期、治疗史,患者生活质量、患者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受访者当前情绪及受访者选择终末期医疗方案时首要考虑因素.点估计以经指数换算后的比值比(Odds Ratio, OR)形式呈现.统计软件采用Stata/MP (v11.2, Statacorp, College Station),点估计及置信区间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P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结果：受访者总数为688人.受访者分布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和北京普祥中医肿瘤医院的268位有明确诊断的恶性肿瘤患者、312位主要护理者和108位医护人员(医护人员数据在中期分析前已达到总目标值,之后未追加,故不在此重复已在中期报告中进行的描述和分析).580位受访的肿瘤患者和主要护理者中,受访患者男性147人,女性121人,年龄范围17～92岁,平均年龄±,标准差为58.26±,13.01岁；受访护理者男性134人,女性178人,年龄范围22～79岁,平均年龄±,标准差为45.56±,13.99岁.面对不同的终末期医疗方案选择时,63.05%的受访患者首要考虑方案的预计生存期延长时间,18.47%的受访患者首要考虑经过治疗的预计肿瘤缩小程度,10.44%首要考虑方案的预计经济压力,另8.03%的受访患者首要考虑方案可能的副作用大小；受访的护理者中,68.77%首要考虑方案的预计生存期延长时间,13.29%首要考虑经过治疗的预计肿瘤缩小程度,12.62%的受访患者首要考虑方案可能的副作用大小,只有5.32%首先考虑方案的预计经济压力.对于按照标准应给予临终关怀方案的情况进行描述,受访者直觉性选择的粗概率数值不高,患者的初始选择概率为0.4563,护理者为0.4680,扩大样本量之后的结果与中期报告结果相符,说明样本中的恶性肿瘤患者和护理者对终末期临终关怀方案接受度不高.校正模型显示,对受访患者来说,有无医疗保险、有无营养问题、有无睡眠问题和选择终末期医疗方案时首要考虑因素不同对于初始考虑终末期恶性肿瘤临终关怀方案可能存在较大影响；对受访护理者来说,唯一显现出对于初始考虑终末期恶性肿瘤临终关怀方案可能存在较大影响的因素是所照顾患者的诊断分期.在给定具体知情情况、家庭关系等条件后,选择概率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以离散型logit模型分别对24种条件建模,每种给定条件下先以简单logit模型得出粗选择概率；再按照患者校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有无医疗保险、诊断分期、治疗史、生活质量自评、当前问题、当前情绪、选择终末期医疗方案时首要考虑因素、信仰和有无相关经历,护理者校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所照顾的患者有无医疗保险、患者诊断分期、治疗史、患者生活质量他评、护理者生活质量自评、护理者当前主要问题、护理者当前情绪、护理者选择终末期医疗方案时首要考虑因素、护理者信仰和有无相关经历,以多元logit模型重新拟合,给出校正OR.两类被访者人群各48组模型,共96组模型.绝大部分情况下都选择概率上升,各因素影响力度不同.通过校正模型,我们对医疗相关、社会相关及精神心理相关的多因素进行了定量、定向分析死,也通过校正模型与非校正模型和常识的对比,发现了一些反直觉现象和公众常识的不准确认知,例如知情问题对终末期肿瘤患者选择医疗方案的影响等.

结论：对于恶性肿瘤终末期临终关怀决策,各考察影响因子中患者对病情是否知情、患者与家人的亲疏程度对最终决策影响力度很大；受访者对主管医生的依从性与医生意见和信任程度同时相关；主管医生的意见对最终选择倾向有较大影响,家人具体意见影响不大；相关经历对患者决策有一定影响,对护理者影响不明显；信仰有无对受访者决策未见明显影响.

第三篇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范文模板：癌症告知策略的研究

一、研究目的

癌症已经成为全球首要的疾病死亡原因,我国每年的发病率正逐年上升.由于癌症的治愈困难和预后差,使得向患者告知癌症诊断和病情不亚于向患者宣布“预期死亡”.这样,是否告知以及如何告知癌症病情一直是社会颇为争议的问题.在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临床医护人员通常是先将真实病情告知家属,再根据家属的意见决定是否告知患者.且家属普遍高估患者获知真实诊断的负性情绪,不主张将实情相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医疗坏消息的告知是可行的,且癌症患者对知情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国的这种告知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且,在癌症告知的过程中,人们对死亡有许多的不接受,达到或超过50％的治疗费用被用于延长晚期癌症患者痛苦的死亡过程.这些均不利于癌症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获得真正的舒适、尊严和满足,不利于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

本课题对此进行研究,为更好进行死亡教育和开展癌症告知奠定理论基础,让癌症患者理解生与死是人类自然生命的历程,既能善待生命,珍惜生命,又能勇敢正视疾病,坦然面对死亡；为更好尊重和满足癌症患者知情同意权,努力实现从“尊重家属的意见”到“尊重患者的权利”的转变提供科学依据；寻求最佳的告知人员、时间、内容、程度等,让癌症病情告知更温情、更人道、更科学、更理性,在“告诉事实”和“避免伤害”的冲突中取得最大的平衡；摸索出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让患者在不多的时间内达到一种生存的相对较高质量；为制定科学的医疗服务政策和制度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得卫生事业的发展更有利于满足癌症患者的需求,更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文献检索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和专题小组讨论法等,探讨我国死亡观以及癌症告知的相关理论,研制不同人群死亡态度和癌症告知的问卷调查表.对某*甲等医院医护人员634名、门诊患者307名、住院癌症患者302名、癌症患者家属305名,共计1548名不同人群进行现场调查；采用EpiData3．1软件,双录入法进行资料录入,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包括一般统计描述性分析、Wilcoxon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χ~2检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应性分析等.全部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值＜0．05时有统计学意义.

三、研究内容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专家小组讨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死亡观和现代的死亡观对我们现代医学的启示以及癌症告知策略的研究,从理论上探讨我国死亡观以及癌症告知策略的相关理论：探索不同人群(医护人员、普通患者、癌症患者和其家属)的死亡态度和癌症终末治疗态度,比较不同背景资料人群死亡态度和癌症终末治疗态度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更好开展癌症告知和进行死亡教育奠定理论基础；调查不同人群对癌症告知的态度,让医护人员和家属从“告知”与“不告知”的两难处境中解脱出来,为制定科学的医疗服务政策和制度奠定基础.比较不同背景资料人群对癌症告知策略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探索适合癌症告知的人员、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和程度等,寻求科学的癌症病情告知策略；研究癌症患者和其家属在获知癌症诊断后心理变化,为科学开展护理干预提供依据；分析死亡态度和癌症告知态度之间的关联,摸索增进和完善癌症告知策略的途径.

四、研究结果

1．大部分患者既赞同无痛苦、有尊严地安乐死亡,又表现强烈对生的留念,希望医护人员和家属进行积极救治；能够接受死亡,但同时存在否认或侥幸心理.年龄、家庭住地、重病接触经历、丧礼经历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癌症患者的终末治疗和死亡态度的评分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2．癌症患者家属赞成终末期淡化治疗,但对安乐死态度模糊；能够平静接受生命终结,但对死亡仍显忌讳.性别、婚姻、文化程度、丧亲经历、重病接触经历和宗教信仰等对癌症患者家属癌症终末治疗和死亡态度问题的评分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3．医护人员对癌症终末期患者的治疗存在矛盾心理,对死亡持有回避和拒绝的态度；有危重患者接触史、丧亲经历者更倾向于不赞同“患者应坚强活下来”；有处置死亡经历者更倾向于赞同“减轻痛苦和提供尊严”、“建立治疗遗愿”(P＜0．01或P＜0．05).

4．“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等生命*学观念已经能够被相对部分的人群所认可和接受；住地、年龄、性格、性别、家庭收入和住院经历等因素对普通门诊患者的终末治疗和死亡态度的评分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5．医护人员较其他人群更倾向于不介意谈论死亡和对终末治疗更理性,家庭人均月收入是谈论死亡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是理性治疗的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

6．癌症患者非常希望了解真实病情,他们认为保护性医疗会导致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让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心理关怀；男性、既往有住院经历和丧礼经历的患者对待重症疾病的告知态度更积极.获知疾病时间≤1月者比＞1月者更倾向于对医护人员的欺骗产生不信任感；已婚者、男性比未婚者和女性更倾向于对隐瞒重症病情十分不满.

7．大多数家属主张在征求他们同意后,将真实病情告知癌症患者；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获知亲人患癌时间、文化程度、重病接触史、丧亲经历等因素对家属的癌症病情告知态度的评分具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8．医务人员对癌症病情告知所持的态度较慎重,不十分赞同将真情完全告知患者,其告知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知情愿望,他们比较认同家属拥有决策权,且普遍认为患者不是充分知晓病情；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科室、职业、职称、文化程度、重病经历、住院经历、重病接触史、处理死亡经历是影响医护人员对癌症病情告知态度的主要因素(P＜0．01或P＜0．05).

9．普通患者对癌症告知的态度比较模糊,对待癌症告知过程中医护人员、癌症患者和癌患家属三者之间的冲突,仍有相对部分的人群将矛头指向医护人员；住地和住院经历对普通患者的癌症病情告知态度的评分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10．背景资料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充满矛盾,仅不同角色人群的态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癌症患者告知态度和知情愿望最积极,知情程度自评最高；家属并非告知主要障碍,普通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告知态度最为保守.

11．大部分癌症患者主张在确诊时,有家人陪伴,由肿瘤专科医生面对面地直接将真实病情完全告知,并让患者获得治疗的希望.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已婚、性格外向和介意谈论死亡者更支持家属参与告知；有既往住院经历和自觉病情较轻者更主张及时告知；文化程度高者更赞同医生直接告知.

12．癌症患者家属首要重视对患者的心理承受力的评估、十分强调自身在告知过程中的作用、特别讲求医护人员的告知艺术、比较赞同采取选择性部分告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住地、职业、重病接触史、知情时间、丧亲经历、丧礼经历、宗教信仰以及谈论死亡的态度等因素对家属选择癌症告知策略具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13．医护人员对癌症告知前准备的评分较高,比较赞同确诊时,在家属的情感支持下,在一个安静的私密环境中,由医护人员和家属组成的告知小组,共同商讨,进行有计划分步多次告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院经历、重病经历、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丧礼经历、危重病人接触史、处置死亡经历、职称和工作科室是医护人员癌症病情告知各项策略评价与选择的影响因素(P＜0．01或P＜0．05).

14．普通公众对告知时家属的同意与参与较为认同.有危重病接触史者比无重病接触史者更赞同癌症告知时“有家属陪伴”以及“面对面直接口头交流”.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更加主张癌症告知时“避免让与疾病不相关的人知道病情”.

15．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适应期,大多数患者和家属都可以平静地接受患癌现实；获知癌症诊断后,绝大多数癌症患者及其家属都存在不良情绪,且无论是癌症告知当时,还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家属组均较患者组倾向于拥有更多的“不良情绪”；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性别、丧礼经历等是癌症患者及其家属产生不良情绪的影响因素(P＜0．01或P＜0．05).

16．死亡态度和告知态度关系紧密：能够接受死亡的人更倾向于对癌症告知持积极态度,对接受死亡处于模糊态度者更倾向于癌症告知的含糊态度；持不接受死亡的态度者更倾向于不主张癌症告知.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向癌症患者及其家属告知真实病情是可行的；医护人员要特别注意让男性、已婚、有住院经历和丧礼经历的患者或家属享有充分的知情同意权,充分认识和理解癌症患者的矛盾心理,咨询他们对终末治疗的遗愿,护送他们在舒适、尊严和满足中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2．对初期确诊的癌症患者,一定要遵循“不欺骗”原则；人性化癌症告知策略需要考虑患者的个人背景、个性特征、患病史和对待死亡的态度等；需要评估癌症患者的知情愿望,明确告知的对象；建立单独的谈话室,确保不被干扰的告知环境；需要家人的陪伴,提供情感的支持；需要医生充分履行告知的职责,及时告知病情诊断和变化；需要计划、分步、多次告知,并留下余地和希望；告知真实病情后,需要注意观察和疏导患者的不良情绪.

3．避免与家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构建和谐的医疗关系,医护人员应该重视家属的人文关怀,因人而异地对他们实施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充分认识和理解癌患家属对癌症终末治疗和癌症告知的矛盾心理,征询家属的意见,尤其是对学历高、阅历深的家属,与他们或协商合作、或教育引导,且最好在家属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适应期之后,再向患者告知癌症真实病情,同时鼓励家属与患者沟通,为患者提供充分的心理和社会支持.

4．医护人员要努力克服在癌症告知认识上的误区,以优化生命全程为己任,积极开展癌症告知策略的研究,自觉加强与医疗有关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际交往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加强同行交流与沟通,注重自身人生经历和工作经历的丰富和积累,努力培养对生死的自然达观态度,不断提高癌症的告知技巧；开展病人角色扮演等方式的教育,建立临终关怀病房和重症监护病房的常规培训制度等是增强医护人员对生命死亡认识和癌症告知责任感的可探索途径.

5．实现从“尊重家属的意见”到“尊重患者的权利”的转变,实现治疗向照料的转变,需要营造一个对死亡和癌症告知更加开明的氛围,需要早期针对性死亡教育的干预,需要城乡差别的不断缩小,需要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和提高,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需要广大医护人员的积极引导.采用大众传媒多渠道地进行生命死亡教育能够改变人们对待癌症告知态度,改善患者对癌症的知情现状.人生经历少的、年轻的、农村的等特点的癌症患者医护人员进行死亡教育的重点人员.

6．“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等生命*学观念正逐步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已

第四篇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范例：宫颈癌治疗后患者生活质量与性生活状况的研究

目的

1.调查我国宫颈癌治疗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性生活状况.

2.探讨宫颈癌治疗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性生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3.探讨在宫颈癌治疗基础上,宫颈癌患者性生活状况的改变和经历,以及对性的认知和态度.

方法

1.采用多点横断面研究设计,从湖南省会长沙市随机抽取4所设有妇科肿瘤专科的省级三甲医院,作为研究现场；应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每所医院近三年完成治疗后出院的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宫颈癌治疗功能评价量表(FACT-Cx)调查宫颈癌治疗后患者的生活质量,采用慢性病功能评价量表精神信仰分量表(FACIT-Sp)测量如意义、宁静、内在力量以及舒适等与精神信仰有关的观点,采用女性性功能测量量表(F*I),测量宫颈癌治疗后患者的性功能状态.

2.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宫颈癌治疗后患者进行访谈.以湖南省肿瘤医院为研究场所,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选择信息丰富的宫颈癌治疗后患者作为访谈对象,调查的参与者将被问及癌症治疗对性生活影响以及自身感受的问题,访谈内容包括：癌症的治疗对性生活的影响；对自我感知及身体形象的影响；对与伴侣交流方式的影响；对发生亲密行为能力的影响等.资料收集方法包括：个人深入访谈、观察、笔记法等,访谈的内容将被录音继而转录为文字,资料的收集、转录与资料分析同时进行,以现有资料的分析结果指导下一步访谈对象的纳入及访谈的形式和内容.当访谈对象的类别和信息达到饱和时停止纳入新的访谈对象.共选取21名访谈者.

结果

1.横断面调查的结果

(1)宫颈癌治疗功能评价量表(FACT-Cx)总得分为124.45分(70-157).癌症治疗功能评价量表(FACT-G)与慢性病功能评价量表精神信仰分量表(FACIT-Sp)得分的总和为112.39分(49-150).

(2)是否出现消化道症状、有无医疗保险、年龄、是否出现睡眠障碍、以及发生并发症的个数,与患者宫颈癌治疗后整体生活质量相关；发生并发症的个数、有无医疗保险、是否出现性功能下降、年龄、以及是否接受过化疗,与评判结果指数,即宫颈癌治疗对患者躯体症状和功能的影响相关.

(3)女性性功能量表(F*I),总得分为13.9分(2-33.6).根据F*I对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判断点,本调查中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的比例达78%.是否接受过放疗、年龄、接受的手术类型、是否出现睡眠障碍、职业类型被发现与患者性功能状况相关.

2.定性研究的结果

(1)宫颈癌患者自明确宫颈癌诊断后,性生活处于停止状态,完成治疗后,患者重新开始性生活,大部分的患者可以通过与性伴侣的相互适应,达到稳定的性生活状态；但有少部分的患者及其性伴侣,在重新开始性生活的过程中,难以相互适应并达到稳定的状态,而处于冲突和矛盾之中.宫颈癌治疗后患者性生活经历中的核心要素包括：对与性相关信息的处理；性生理的改变；性心理的变化；性生活改变的应对；性的重要性.

(2)在宫颈癌治疗结束后,患者将接收到各种有关性的信息,其中患者最关心的问题是作为宫颈癌的患者究竟能不能发生性生活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性生活.患者接收的与性相关的信息,按照信息来源可以主要被分为两个类型,即客观来源的性知识和主观来源的性信息.对于了解了各种信息的宫颈癌患者及其性伴侣而言,他们将对信息进行吸收和处理,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生活状态及需求,在彼此达成一致的基础上,采取自己的性生活方式.

(3)宫颈癌的各项治疗,将使患者的生理状态发生改变,这些生理上的改变给患者性生活带来的影响包括：性功能各方面的下降和性生活中的异常感觉.在经历疾病引起的生理变化后,宫颈癌患者的性心理也随之改变,这些改变包括：女性特征减弱引起焦虑情绪,与性生活相关的恐惧心理,对伴侣的忠诚度妥协、受负性经历影响的性心理.

(4)患者及其性伴侣在重新开始性生活的过程中,要经历应对疾病所造成的性生活改变的过程.处于稳定婚姻关系的伴侣往往能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而处于不稳定*关系的伴侣,这些改变则可能引起*关系的破裂或原有的情感裂痕加深.对于长期处于稳定婚姻关系中的夫妻而言,性生活在婚姻生活里的重要性已经逐渐下降了；但在不稳定的*关系中,性生活对维持伴侣关系有重要作用,其表现包括：患者担心无法满足伴侣性需求、以及反思当初治疗方式的选择和决策.

结论

1.我国宫颈癌治疗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整体水平上与选择相同人群的同类研究报道的结果相似,在某些维度上的得分低于同类研究报道的水平.

2.出现与治疗相关的多种并发症与患者生活质量的降低有关,患者的年龄和购买了医疗保险对其生活质量有正面影响,同时性功能下降和化疗亦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负面影响.

3.宫颈癌治疗后患者的性功能水平较低,出现性功能障碍的比例较同类研究报道的比例高.

4.接受放疗和宫颈癌根治术对患者的性功能有负面影响,同时随着年龄增长患者的性功能也降低,并且患者的职业与其性功能相关,可能与不同职业人群认知和沟通能力不同有关.

5.宫颈癌治疗后患者在接受宫颈癌诊断后,性生活处于停止状态,经历并完成宫颈癌的各项治疗后,患者逐渐重新开始性生活,大部分的患者及其性伴侣可以达到稳定的相互适应状态；但有少部分的宫颈癌患者及其性伴侣,处于冲突和矛盾之中.

6.宫颈癌治疗后患者性生活经历中的核心要素包括：对与性相关信息的处理；性生理的改变；性心理的变化；性生活改变的应对；性的重要性.与性相关的信息包括了客观来源的知识和主观来源的信息,患者将对信息进行处理并形成自己的性生活方式；患者性生理的改变包括了性功能各方面的下降,以及出现异常的躯体感受；患者表现出女性特征减弱相关的焦虑情绪、与性生活相关的恐惧心理、对伴侣的忠诚度妥协、受负性经历影响的性心理；处于稳定婚姻关系中的患者及其伴侣与处于不稳定*关系中的患者及其伴侣,在对性生活改变的应对以及性生活对*关系的重要性上呈现出不同的表现.

第五篇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论文范文格式：乳腺癌个案管理护理实践模式的建构与实施：一项行动研究

背景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乳腺癌患者在患病过程中所接受的综合性治疗,会引起患者各种生理不适；同时疾病带来的生命威胁、治疗引起的不良反应以及手术造成的女性特征改变等,也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这些问题贯穿于乳腺癌患者的康复过程中,并持续影响着患者的生活与工作.而我国目前的乳腺专科护理仍然停留在院内阶段,患者出院后的照护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个案管理模式能够改善乳腺癌患者的生理功能,减轻患者的不良情绪,协助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提高患者对治疗及照护的满意度,促进乳腺癌患者的整体康复,使癌症患者在复杂的治疗中,得到连续性及整体性的护理服务,这一模式在国内乳腺癌护理领域尚未有应用的先例.因此,本研究旨在行动研究方法的指导下,以Brown高级护理实践为理论框架,并结合我国医疗卫生保健的现状,构建以护士为主导的乳腺癌个案管理模式并进行初步实施与评价,探索乳腺专科护理实践的新模式.目的探索乳腺专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建构乳腺癌个案管理实践模式；实施乳腺癌个案管理实践模式并不断修正；评价该模式对于改善乳腺癌患者整体康复的作用；探讨该模式对促进乳腺癌专科护理实践的作用.方法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方法,研究分为诊断、计划、实施、评价、反思5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知情人访谈、个人深入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对研究现场的乳腺癌护理实践进行现状研究,明确乳腺专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阶段,通过文献检索、理论研究与小组讨论建构乳腺癌个案管理护理实践的初步模式；第三阶段,实施个案管理护理实践模式,并通过参与性观察、访谈与讨论对模式进行动态评价与修正；第四阶段,通过为期6个月的临床对照试验,从患者的肢体功能与心理社会功能两个角度评价个案管理护理实践对促进乳腺癌患者整体康复的作用；第五阶段,通过行动小组讨论、反思并对相关人群的访谈,从实践者、病人、护理专业等多个角度评价个案管理护理实践的作用及影响,并为今后更广泛更深入的实践提出参考建议.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了2010年1月到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接受治疗的乳腺癌患者以及她们的护士.研究的行动小组包括来自复旦大学护理学院的教授及其博士生、肿瘤医院护理部的2位管理者、乳腺外科的1位医生管理者、1位康复顾问、2位护士长以及4名护士共计12人组成.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了个人深入访谈、焦点组访谈、知情人访谈、参与式观察与现场干预实验.分析资料的方法包括对质性资料进行归纳、分类与主题提炼,对量性资料进行多元方差分析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等.结果乳腺癌患者的治疗与康复是一个长期过程,乳腺癌患者对及时规范的治疗与护理、信息、情感与社会支持有着持续的需求；乳腺癌专科护理仍停留在患者住院期间,对于患者出院后所面临的康复相关问题,缺乏个体化、持续性的随访与支持.乳腺癌个案管理护理实践的工作核心为以专有的知识与技能,在正确的时间为乳腺癌患者提供连续性的健康照护、信息支持与心理支持；个案管理护士应为具有5年以上乳腺外科工作经验及2年以上责任护士工作经历、接受过系统的护理教育与专科培训、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的注册护士；个案管理的干预关键点为诊断期、术前期、术后期、术后1至2周、术后8至12周与术后20至24周；个案管理的工作内容包括直接护理、健康教育与信息支持、心理护理与社会支持、咨询与转介建议4个方面；随访方式包括病房访视、门诊访视、电话随访,并随时接受患者的电话咨询.个案管理护理实践能够促进乳腺癌患者的患肢功能恢复；降低乳腺癌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尤其在不明确性、复杂性与信息缺乏3个维度；提高乳腺癌患者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尤其在生理、心理社会、与医务人员关系和性功能4个维度.个案管理护理实践促进了乳腺癌患者的肢体康复,降低了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提高了患者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提高了实践者的能力、专业价值感与工作自主性,激励护士不断学习,并为护士自身发展提供了新的努力方向；个案管理护理实践拓展了护理专业的广度与深度,提高了护理服务的完整性与全面性,是护理向专业化发展的实践形式.结论个案管理护理实践是以乳腺癌多学科治疗团队为基础的护理工作模式,是高级护理实践的形式之一.个案管理护士以专有的知识与技能,为乳腺癌患者提供个体化的、连续性的健康照护、信息支持与心理支持,促进了乳腺癌患者整体康复,是一种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形式.但如何使个案管理护理实践成为现有乳腺专科护理工作内容的常规部分,尚需政策法规、医院制度、人力资源管理、资质认证等多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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