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中级职称论文范文参考 农业中级职称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农业中级职称论文范文参考：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2. 第二篇农业中级职称论文样文：变革下的本土化进程
3. 第三篇农业中级职称论文范文模板：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4. 第四篇农业中级职称论文范例：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研究
5. 第五篇农业中级职称论文范文格式：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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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农业中级职称论文范文参考：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云南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陆地边界线长约4061公里,在沿边线一带有16个少数民族跨界而居,这些民族中绝大部分民族属于直过民族,即由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或者属于少小民族,即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绝大部分都处于整体贫困和封闭状态.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边境沿线逐渐对外开放,贸易往来和人员流动频繁.加之代表国家意志的现代学校教育的引入,使边境地区民族群体已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可能会引发边境民族地区新的危机.而当地民族教育事业对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借鉴文化哲学、政治文化学和教育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边境地区民族群体现状与学校教育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与梳理,呈现边境民族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危机,并探寻一条边境民族教育发展的可行性道路.这不仅可以拓展边境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丰富边境民族教育研究成果,为边境民族教育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而且对于加快边境地区民族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维护国家边境的稳定和民族团结,有着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本研究共由六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导言,该部分主要涉及选题的背景,即研究问题的由来,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并在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透析、概括和评论的基础上,对本研究中涉及到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阐述和限定,同时交代了本研究中研究区域选择的依据,及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运用的客观标准.

第二部分为研究区域的民族志考察,具体内容是从研究区域的生态环境、历史沿革、民族人口分布状况、生活周期、当地的社会经济类型、产业结构类型、生活习俗的多样性,以及当地民族教育的基本状况和民族教育的属性特征入手,对边境地区的大致概括进行总览.

第三部分主要是从定量研究的视角出发,根据理论推导的方式,结合前期大量访谈所了解到的相关信息,编制了调查问卷,从数据分析的层面提炼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即国家安全的隐忧,文化安全的反思和教育安全的审视.

第四部分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面临困境的诸多因素,具体内容为边境民族地区特殊的生态人文环境,导致沿边线一带“黄赌毒”现象的泛滥,加之边境地区同宗同源的族群性和“无国籍”群体的现状引发了当地民族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加剧了当地教育文化气息的缺失,分析由此产生的国家安全隐患；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随着边境的开放和人员之间的流动交往,边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将受到冲击,边民过分强调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特别是随着主流文化的不断渗透,边境民族地区的传统民俗文化正在不断的被边缘化,使得民族群体的多元文化逐渐面临消亡或趋同化的境地,面临缺失的危机；以及随着现代性学校教育的介入,边境地区学校教育与边民的实际需求出现不适切态势,当地学校教育逐渐丧失与民族社区、家庭之间的互动,导致当地学校教育逐渐形成孤岛化的倾向,并由此引发的教育安全的危机.

第五部分主要是在对边境地区面临的诸多突出问题和现实困境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思考的角度提出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思路和可行性路径.以此确保在促进边境地区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又能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

第六部分为结语,主要交代本研究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篇农业中级职称论文样文：变革下的本土化进程

20世纪是中国职业教育发生发展的百年：1904年,晚清政府以日本实业教育制度为蓝本确立了实业教育制度,1913年的民国教育部沿袭了该制度；1922年“新学制”实行仿照美国的综合中学制度,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家一度梦想它能扩大职业教育的实施范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急剧的政治制度转变,引发职业教育制度走向苏联模式；“*”十年,职业教育几乎被毁灭；20世纪八十年代,职业教育重新开始恢复,打开国门后的职业教育实践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技文明,他们又一次启动学习的历程,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育模式都被介绍引入.每一次国家制度变革,引发教育制度变化,职业教育制度也随之改变.职业教育制度的每一次转变都彻底否定过去,但新的制度却未能如愿以偿,职业教育的命运在兴起与停滞之间循环往复.笔者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学制变革入手,以上海职业教育制度实施为主体,思考驱动职业教育制度数次重构的原因.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制度变革是一个努力探索职业教育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上海作为在中国近代迅速崛起的一个城市,其职业教育制度变迁基本遵从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现了区域服从*的精神.通过对不同阶段影响制度变革的原因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影响上海职业教育的主导因素是是外力作用,尤其是政府行为；而在职业教育内部缺乏足以影响制度变革的力量.职业教育的发展总限于规模的变化,而其质量的提高举步维艰.如何构建一个适合中国上海特点的职教制度体系,仍是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

专业设置是实施职业教育的起始环节,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是职业教育实现培养目标和实施教学活动的基础工作.职业学校师资队伍是按照专业进行配备.如何设置专业是实施职业教育的核心问题.自1843年上海被开放后,上海职业教育的专业发展和它的经济结构变迁有着重要关联.20世纪,上海职业教育的专业发展存在着数次转向：20世纪上半叶,商业教育占主导；五六十年代,因上海城市功能转型,工科教育大发展；*十年代,中国经济走向改革开放,上海重新恢复多元化城市功能,第三产业的专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受到政治制度变迁、城市功能转型、择业观变化以及校长的影响力等因素的制约,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也在调整,但由于专业设置缺乏科学性,其总滞后于经济发展,始终在“追赶”经济的步伐,而缺乏一定的前瞻性.

职业教育课程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主要载体,在学校教育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职业学校的类别很多,每类的具体分科更多.不同的类别与分科需要设定相应的课程,职业学校课程纷繁复杂在所难免.最初各校多根据自己需要,参考日本及欧美的成例,自行拟定.1934年,教育部开始规划各科课程标准.职业学校的课程从学校各自为政逐渐走向标准化、统一化.1953年,职业教育课程确立苏联的技术教育课程模式,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20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教育领域逐步重视课程理论.职业教育界也开始学习和模仿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学模式,又引发职业教育课程新变革.其在长期实践中纠结于针对性与普适性、升学目标与就业目标、理论内容与实践技能之间的矛盾.不管学制如何变迁,教学模式怎样转变,普通文化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技能课之间比例是课程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永恒的难题.

教师是影响职业教育课程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20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逐渐壮大的发展过程.教师的来源渠道和培训形式问题一直是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的两个基本问题.而师资培养制度的长期缺失,其运行机制远远滞后于职业教育发展,这是制约职业教育再发展的瓶颈.建立完善的职业师资养成制度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是变革与探索的百年,在移植西方先进职业教育经验的进程中,尽管遭遇到“水土不服”曾踯躅不前,但是有志于职业教育探索的先行者不断进行本土化实践.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又是构建与发展的百年,在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自身需要的职业教育制度,尽管遇到挫折会重构体系,但每一次构建都推动职业教育向前发展.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既要遵循*法律法规,又要立足工商业大都会的经济特点,寻求部章规定与地方需要之间的变通,在实际运行中逐步形成地方特色.上海职业教育界在数次学制变革的引领下努力进行本土化探索,试图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职业教育制度,但至今尚未形成一条具有中国元素、上海特色的独特路径.

第三篇农业中级职称论文范文模板：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立意要与中国特定的工业化过程相联系,而具体工人的生产与不同管理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工厂制度相结合.中国农民工向新产业工人转换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但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相比较也具有共同点,都是符合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有着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这一客观规律.自工业革命起,工厂制度作为资本积累方式和劳动生产组织在国家干预、市场力量、劳动过程共同作用之下发生着变迁,根本目的在于控制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鲍尔斯与金蒂斯归纳了美国历史上工厂制度变迁与教育制度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联系教育过程与劳动过程的“符应原则”.狭义上的“符应原则”指学校教育的社会关系与工厂劳动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对应性,而广义的“符应原则”指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将潜在劳动力统合至社会经济结构中去.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是为工业化提供产业工人的教育机构,近年来农村户籍的学生逐渐成为中职教育的主体,毕业之后成为企业一线用工的主体.但鉴于工业社会中教育层次与职业层次的联系,中等职业教育一直存在“阶层再制还是劳动力提升?”的争论.学校和工厂都已成为培养产业工人的地方,本文应用“符应原则”运行机制从知识技术、个性品质、阶层意识三个方面对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职校工（生）在中职学校、制造业工厂接受的训导进行分析,应用“符应原则”传送机制对这一潜在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过程进行区分,从中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工厂制度的强制与同意因素.

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劳动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化的工业劳动.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对农村劳动力采取封闭措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才使得农村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一员.与这段历史相似的是,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一开始只招收少量农村家庭的精英子女,1992年之后开始对农村人口放开,但之前的分配工作、落户等政策不再具备,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生存教育.工业生产体系内部是多元化的,即使是在制造业工厂,工作岗位也分若干层次,而教育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在所有工业社会中本质都是一样的,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符应原则”的传送机制就是要将社会身份不同的潜在劳动力分配到分层化的教育格局和劳动格局中去.中国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应着不同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并通过教育分流进行分配.农村家庭子女由于受限于各种资本,客观的结果是其进入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逐年扩大,而其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层次有降低的趋势,难免引起教育再生产的讨论.工业化带来的另一相似影响是企业与工人之间是资本--劳动力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在国际分工领域,中国位于产业链的中后段,国际资本强调的是弹性的积累,在劳动领域表现为低层次工人工作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中国制造业需要在竞争中壮大,提升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成为转型的关键,这也对中职校工（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代工厂往往通过劳动分工和等级区分对企业进行复杂控制.统治阶级在教育政策有两大目标：一是劳动力的再生；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符应原则”在学校层面的运行机制在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也显示了它的作用：在知识技术训导方面,中职学生由于性别、家庭经济条件、个人喜好等因素,选择的专业也不尽相同,这对其进入制造业一线生产岗位产生了影响；在个性品质训导方面,中职学生特别强调纪律约束和规范内化,这与之后的工作要求是对应的；在成层意识训导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宣传的是蓝领文化,通过隐性课程来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中职学生在此训导之下分化为积极、消极制造两类群体.进入工厂之后,极大多数中职校工（特别是流水线生产上的用工）被安排在劳动等级制分工的较低层次,工厂对等级制分工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个性品质有着更为明确的要求,中职校工（生）必须接受工厂的再次训导,职业教育再次发挥了作用.与学校教育的相对公平而言,工厂的训导更带有技术、官僚控制的意图.在结构的限制之下,部分上进的中职校工（生）寻求工厂外部的职业教育资源,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达到符合职业层次提高所需要的条件.

工厂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发达国家的工厂制度的变迁相比,中国沿海开发区的制造业工厂在劳动分工、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方面呈现趋同性,当然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下沙开发区的制造业有四大行业,每个行业的一线生产的工种基本上可以分为普工和技工.“符应原则”的传送机制在中职校工（生）被分配至东部沿海开发区时出现了新的内容,与制造业专业关系不大的中职校工（生）主要通过劳务派遣形式来工厂充当普通操作工人,地区差异成为异地工作制造同意的基础.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在工厂内部转换为劳动,光靠强制手段是不行的,必须结合同意才能达到有效生产的目的.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成为下沙制造业工厂普遍采用的控制方式,这一控制方式的合法性来自于工业社会普遍适用的技术决定论--选优任能论.工厂对处于劳动等级制分工不同位置的中职校工（生）进行再次整合,并促使其形成与工作相联系的阶层意识.而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分化的过程,中职校工（生）发挥个人主动性追求个人的利益时也在维护着工厂的利益.由于企业职级的金字塔结构是既定的,中职校工（生）最终成为一线生产的主体,部分中职校工（生）经过时间磨砺成为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者,从而实现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的目的和“符应原则”所反映的劳动等级制分工的再生产.

农村户籍的中职校工（生）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需要一系列稳定性因素的保障.受葛兰西思想的影响,鲍尔斯、布洛维从教育过程与劳动过程两方面探讨阶级结构稳定化的作用机制,强调国家干预导致霸权制度的出现.将青年人统合到社会经济结构中去是“符应原则”传送机制的功能,而这一功能的发挥与工厂制度的变迁紧密联系.下沙开发区的工厂制度正发生着重构,这一案例体现了政府、资方、劳工各自的变化情况.总体上说,开发区的工厂制度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若干问题.职业是工业社会中进行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教育--职业--阶层是分层与流动的逻辑.调查数据显示：中职校工（生）在下沙开发区制造业初步形成了稳定的职业群体,标志着这一群体向产业工人进一步的转化,从而说明中等职业教育的有效性.整个工业社会都力图将工人变为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而不是阶级的一员来建构,但“符应原则”最终揭示的是“少数人控制着大部分生产资料,大多数人只有劳动力”的社会现象,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解必须重返

第四篇农业中级职称论文范例：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策重点和发展特征.然而,虽然政府积极倡导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产业部门也亟需中等职业教育提供大量的技术人才,但从1985年中等职业教育开始成为政府推进的重点至今,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不平坦,其中尤其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最为跌宕起伏.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与在校生数持续下滑,关于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价值争议近年来也从未停止过.一方面是产业部门不断出现“用工荒”,亟需大量技术人才补充,政府部门不断出台鼓励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所面向的主要潜在教育群体——农户子女对中职教育的反应却并不如预期的强烈.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呢针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这个与实践联系紧密的问题,近年来关注的文献不断增多,但从研究范式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还主要停留于经验的汇编和描述性的归因,很少有研究从农户的微观层面来关注决策主体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决策行为.因此,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的决策行为态度如何农户中职教育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农户选择或不选择中等职业教育的原因是什么农户中职教育决策的行为机制如何等影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很少被系统地涉及,更缺乏基于大量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因此,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从农户的微观层面入手,清晰把握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通过对理论和实际的考查构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理论模型,并在大量农户问卷调查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logistic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影响农户中等职业教育决策的主要因素和农户中等职业教育决策的作用机制,尝试回答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社会期待反差的原因,并为今后农村中职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政策效果的更好实现提供实证依据.

为实现研究目标,本研究综合运用了经济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做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主要内容涉及以下4个方面:(1)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从宏观层面描绘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轮廓,为理论分析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原因奠定基础.主要包括第二、三章.(2)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理论模型框架,在文献综述和实际考查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影响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研究假设.主要内容为第四章.(3)应用问卷调查法、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设计调查问卷,采用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收集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logistic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定量研究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决策机制.主要内容为第五章.(4)围绕研究结论展开政策讨论,提出政策建议,主要内容为第六章.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当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功能主要为生存教育.虽然福建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结构已趋合理,但专任教师数量无法满足需求,各个地市中职学校发展不均衡现象明显,城乡差距仍然较大.(2)不同特征的农户在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态度上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男性、年龄在40-50岁、居住地在村庄或乡镇所在地、职业为农业劳动者或农民工人、年人均纯收入较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40%以上的家庭选择中等职业教育的行为态度愈积极,为子女做出中等职业教育决策的可能性越大.(3)对执行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能力和物质基础的感知是影响农户做出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的最主要激励因素,农户对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能力的认知是影响其是否做出积极决策的主要因素,而这种决策能力的认知主要建立在对其子女能否顺利完成学业和顺利实现预期收益判断的基础上,综合反映了农户对自身的决策能力及社会环境对其实现决策和实现预期收益的能力的认知.(4)农户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不是唯一的经济理性行为,而是包含了社会压力、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的多重理性行为.从实证结果看,经济理性在农户的中职教育决策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它并不是农户中等职业教育决策的唯一理性行为.相对而言,社会组织或个人对农户在做出中等职业教育决策时所体现出的压力影响更大.(5)农户子女学业成绩和家庭资源禀赋反向调节了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农户子女学业成绩和家庭资源禀赋对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具有反向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1)应注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内涵提升,从师资队伍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和完善继续教育机制等方面增强中职学校的吸引力.(2)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应进一步体现教育公平性,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3)增强农户中等职业教育决策的行为知觉感知,强化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利用率机制.(4)引导社会正视中等职业教育,实现农户中等职业教育决策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5)由“发展需要”驱动,增强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同感.

本研究首次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在中职教育领域构建农户中职教育决策行为理论模型,在数据来源上展开大规模的农户调查获得了一手资料,并针对农户子女中职教育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得出了实证结果.但由于经费、时间、自身水平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的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的数据收集范围主要集中于福建省,未能在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机制中考虑行为态度对其它内外生变量的传导机制,也未能定量衡量农户做出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过程中的目标效用值.因此,本课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跟踪和研究.

第五篇农业中级职称论文范文格式：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研究

到“十一五”末,山西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51%以上,但由于受农业自身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差等不利因素的困扰,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农民增收滞缓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必将显著增加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依赖.而目前山西省农业科技管理体制落后,关键性的农业新技术缺少突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发展的机制障碍较多,其中最关键的是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因此,如何驱动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构建有效的农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及其模式,是当前农业科技创新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综合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在农业科技创新理论、技术创新动力理论、协同论、激励理论等理论基础上,以山西省为样本进行农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对我国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有效补充,为山西省有关部门制定农业科技创新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首先,系统阐述和总结了国内外农业科技创新动力相关理论的研究动态,界定了农业科技创新及其动力机制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知识,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揭示了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动力系统构成因素及其作用,探索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的深层机理,明确研究的方向.第三,通过对推动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人力、财力和物力、政策制度资源等影响因素与农业科技创新产出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揭示了农业科技创新各影响因素变动的作用程度,并且强调农业科学R&,D经费内部支出、农业科技人力资源投入、市场化进程以及财政支农政策支持等因素推动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为构建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以及正确选择政策途径提供了客观依据.第四,通过实地调研,从微观角度探索农民农业科技需求以及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创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民整体上有比较强烈的农业科技需求意愿,但有效需求不足；农民的农业科技需求主要受到农民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是否参加农业科技培训、家庭收入水平、耕地面积、农业技术是否复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2)农业科研人员的农业科技创新意愿整体较高,农业科研人员受教育水平、职称、对创新的认知方面与其创新的意愿之间整体上成正向的关系.山西省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创新的意愿主要受到年龄、职称、受教育水平、对农业技术研究的选择、对创新信息的关注度、奖励晋升制度的调动作用、创新自由度、团队合作氛围和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对参与创新意愿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第五,从实践的角度看,通过对比研究农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一般模式,构建了多元协同农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的理想模式；但转轨期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适宜实施市场化方法下的政府主导计划推动与市场需求诱导拉动联合动力机制模式.第六,在对策措施方面,提出了在农业科技研发机制、农业科研投入机制、市场机制、政府支持与引导、激励机制、技术推广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创新风险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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