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宁德模式三维价值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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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扶贫开发“宁德模式”,是在宁德主政期间提出“摆脱贫困”战略思想和具体实践的总结概括.“宁德模式”之所以被盛赞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根本原因在于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思想价值和时代价值,超越了那个时代,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如今,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全面收官阶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对“宁德模式”三维价值进行探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效用.
关键词：“宁德模式”;理论价值;思想价值;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F1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1-0078-08
宁德俗称闽东,属于老、少、边、岛、贫地区,既属于革命老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临海边疆区,有山区有海岛.受多种因素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已过去十年,宁德地区经济发展依然落后,成为我国沿海唯一的成片贫困地区,被称为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经济断裂带”.1988年至1990年,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提出一系列扶贫开发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和工作方法,不仅对闽东地区摆脱贫困产生了长远而积极的影响,也形成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宁德模式”,更為新时代中国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提供了有益镜鉴.
一、理论价值：提出了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思想观点
在宁德工作期间,围绕闽东落后地区如何摆脱贫困和发展致富提出了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思想观点,不仅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也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和符合实际的.时至今日,这些战略远见仍熠熠闪光,成为新时代精准扶贫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靠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生态扶贫脱贫长远效益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以来,靠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生态扶贫脱贫长远效益,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更重要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的奋斗目标.但也要看到,人类生态文明理念发展,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虽有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生态文明”思想,并呼吁保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和主客观条件影响,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议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和社会的共鸣,也谈不上进入绝大多数决策者的视野,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更是处于一种模糊认知状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并厘清保护生态环境与摆脱贫困之间关系,进而提出要摆脱贫困就要保护生态环境的新思想.具体来说：其一,从发展经济宏观视角论述生态环境作用.提出：“闽东山多,但林业基础差,覆盖率和蓄积量都比较低.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方针,把林业置于事关闽东脱贫致富的战略地位来制定政策.”[1]（P94）其二,从生态环境效益来强调对其保护意义.闽东地区山林资源是其重要资源优势,立足这一区情,提出：“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等.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这样说并不过分.”[1]（P110）进而提出：“要抓住机遇,把闽东林业推上一个更高层次,提高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种效益.”[1]（P111）其三,从二者关系谈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要协调统一.对此,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中举例提醒基层领导干部不要干破坏生态平衡的傻事,比如：“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道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了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1]（P19）在谈到当地畲族地区要进行经济综合开发时,再次强调“这种开发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不是单纯讲经济效益的,而是要达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效益的协调”.[1]（P109）可以说,在宁德主政期间,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并付出巨大努力,成为其早期扶贫开发思想的一大亮点.
总的来说,在宁德工作期间,围绕“摆脱贫困”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和生态环境保护,尽管是初步提出而未能全面展开,但这一科学认识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坚持、发展和完善.他后来任福建省省长期间,也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蓝图,福建也因此成为了全国第一批生态建设试点省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一思想和认识在不断升华,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
(二)靠重视发展教育为摆脱贫困进行超前式布局
扶贫发展到今天,全社会已经认识到,扶贫必先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实际上,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靠重视发展教育来摆脱贫困,才是根治贫困和抑制返贫的最有效举措.实践证明,要从根子上治理贫困,最终要落实到人,靠人的素质提高,其方法和路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展教育.但是,就教育特性及其发展规律来看,教育投资比较大,效益呈现周期比较长,尤其在扶贫开发初期,不少人认为在物资相对匮乏条件下,依托发展教育来摆脱贫困不现实,而且发展教育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当时宁德也面临着这种情况,指出：“对贫困地区来说,要强调科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但由于经济实力有限,科技教育又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局面,于是矛盾就出现了.”[1]（P99）该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呢?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一文中,专门提到要正确处理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提出：“第一,要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科技教育,要把科技教育作为闽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第二,在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要讲求办科技教育的效益;第三,要努力把科技教育的热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既强调科技教育的普及,又讲究科技教育的实效.就教育而言,要实行‘普及教育’与‘成人教育’并存的方针,要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和农村的扫盲工作,多渠道、多形式办学,抓紧各种培训.”[1]（P99-100）同时,强调,越是贫困地区越应该重视发展教育,并在《我们应这样办好教育》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应当承认,闽东的经济发展缓慢,致使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办教育,我们为此尝尽了办教育难的苦头;我们更应该看到,因为教育没有办好,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发展受人才制约的困扰.我们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思考教育问题.经济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真正把教育摆在先行官的位置,努力实现教育、科技、经济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1]（P173-174）可以说,在宁德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教育发展,使当地教育事业进入一个快车道,也为闽东地区扶贫开发事业注入了教育这一源源不断的清泉活水.
虽身处地方但登高望远,认为发展教育是百年大计,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只有重视发展教育,才能尽快摆脱贫困,从根本上实现脱贫致富.在宁德工作期间,大力发展教育,除了保证教育事业必要的速度和规模外,还坚持把数量发展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从而为闽东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这一重要思想也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扶贫重要作用提供了前期理论实践和宝贵历史经验.
(三)靠扶贫先扶志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
中国扶贫开发进入精准扶贫阶段,扶贫先扶志,发挥贫困主体主观能动性,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扶贫工作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这一思想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扶贫开发强调政府主导性扶贫,倡导外力“输血式”脱贫,希望借助经济增长来缓解贫困,忽视了贫困地区及贫困主体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的激发.实践证明,扶贫效果和效能偏低,也使贫困地区普遍存在“贫困地区意识”,对外依赖性强,等、靠、要思想严重,直到今天,一些贫困地区仍存在着脱贫而不愿“脱帽”现象.应该说,这种现象和这一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尤為普遍和严重.
鉴于此,主政宁德以后,首先,提出“扶贫先要扶志”理念：“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1]（P8-9）并进一步指出：“我提倡振奋精神,淡化‘贫困县意识’.一方面承认这里条件差,经济落后,不能同发达地区攀比,不能简单比项目,比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建国近40年来这里同全国各地一样,确确实实在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等看到成绩,看到自己的长处,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1]（P68-69）更重要的是,反复强调,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其次,提出“弱鸟可望先飞”理念：“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1]（P2）再次,对具体办法进行思考,相继提出“贫困地区要有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等崭新观念”“不要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硬’的我们缺少条件,可以多讲‘软’的,软功夫是贫困地区这只‘弱鸟’借以飞洋过海的高超艺术”等等,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当地干部群众摆脱贫困的信心.最后,强调要对摆脱贫困充满信心,指出：“对闽东,我是充满信心的,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弱鸟’在许多领域先飞的奇迹.”[1]（P9）并在离开宁德时给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赠言中再次提到：“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丧失信心.我们在看到存在问题和困难的同时,应该看到光明和希望,应该看到闽东的发展优势,看到解决困难和问题的有利条件.”[1]（P203）应该说,针对当时中国地方扶贫开发中,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以及自我脱贫积极性不高问题,千方百计调动当地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从而为闽东地区摆脱贫困走向正轨打下坚实基础.
总的来看,当时已超前认识到,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首要和关键的问题在于激发干部群众积极性和内生动力,唯有如此,摆脱贫困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脱贫致富这项艰巨历史任务才能拥有持久性活力和群众性基础.历史和实践也已证明,这种思想和做法是科学的、高瞻远瞩的、富有远见的.更值得肯定的是,扶贫先扶志来激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及内生动力思想,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思想价值：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分析
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扶贫开发“宁德模式”,就其指导思想的逻辑架构来说,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分析,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光芒,使“宁德模式”扶贫开发思想具有很强的哲学意蕴和思辨精神.
（一）把“现实的个人”和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逻辑起点
从哲学讲,每一个“现实的个人”,都具有社会人和自然人双重属性.社会人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但必须以自然人存在为前提,不能脱离特定的自然境界,尤其是不能脱离特定的自然物质基础.作为自然人,首先要解决人的自然属性,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P776）现实生活中的个人,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满足其各种需要和各种利益,维持自然人存在,才能成为社会人,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现实的个人”.我们党不仅在理论上对“现实的个人”有科学的认识,也在行动上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建党和执政首要目标,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成为世界上最先进和最有战斗力的政党.
出任宁德地委书记伊始,就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当时闽东地区许多老百姓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甚至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温饱问题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大问题.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把当时宁德工作主线定位为“摆脱贫困”,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低生存需求为主要目标,以满足作为“现实的个人”最基本的吃、喝、住、穿等自然需要为第一要务,进而带领干部群众冲破藩篱、积极作为,最终形成了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扶贫开发“宁德模式”,在他身上彰显出奋斗者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同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思考,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是社会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也是人民群众创造活动的历史,因而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在具体实践中,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力量.在《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文中,提出：“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1]（P13）并在不同场合强调,摆脱贫困关键在于激发闽东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才能真正改变贫困的命运.在离开宁德时给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赠言中,重申：“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1]（P208）
总之,在宁德扶贫开发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现实的个人”,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其思想和行动的逻辑起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不仅得到了宁德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为闽东地区扶贫开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为当地最终摆脱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了“领路人”和“开拓者”作用.
（二）把“抓主要矛盾”和群众摆脱贫困作为逻辑中心
在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的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它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当然,也不能忽视次要矛盾,次要矛盾的妥善处理有利于推动主要矛盾的解决,并且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任何事物都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复合体,例如摆脱贫困,其中就有诸多矛盾并存,唯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事半功倍、尽快摆脱贫困.只有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让人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才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到宁德后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强调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经十年了,可当地许多同志一碰到具体问题,顷刻主次颠倒.一些乡政府的墙壁上挂了不少锦旗,不是“优秀”就是“第一”,但都不是经济建设方面的“优秀”和“第一”.为了纠正这种偏离主要矛盾亦即忽视经济建设的错误做法,要求宁德地区各级干部把工作中心聚焦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再强调要搞“经济大合唱”,强调经济建设才是我们的主旋律,并指出：“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不能搞‘政治、经济’两张皮.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我认为必须迅速杜绝这类状况.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时间只能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1]（P3）就基层工作唯独缺少经济建设这面锦旗问题,明确指出：“挂了那么多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说得客气些,有苦劳,没有功劳.干工作,主次不分,不抓住根本,那就是‘瞎忙乎’.”[1]（P10）在离开宁德时给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赠言中,再次强调：“经济是基础是中心.经济稳定发展是社会稳定、人心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我们要牢牢地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1]（P208）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序幕,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十年过去了,但宁德许多基层领导干部并没有树立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经济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工作所干扰.正是来到宁德以“抓主要矛盾”和群众摆脱贫困作为其思想行动逻辑中心,及时提出要搞“经济大合唱”,强调经济建设才是我们的主旋律,才使闽东地区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三）把“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逻辑终点
马克思把人的发展概括为三大阶段,即以“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和以“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歷史阶段.可见,“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终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唯物史观认为,人与社会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是人的集合体,离开社会进步谈人的发展没有意义,人的发展也必须放在社会进步的基础上才是现实的.简言之,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社会进步做前提和保障,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一环.我们党不仅把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价值理想,也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作为自己永恒的奋斗目标.
在宁德主政期间,在立足于满足“现实的个人”最基本生存需要和紧紧“抓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紧紧围绕推动社会进步来为“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做铺垫,并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摆脱贫困最终目标来努力,从而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其一,高度重视科技教育发展,在宁德处于极为贫困阶段之时,就已认识到“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我们不能等经济发展了再来办教育.要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科技教育,要把科技教育作为闽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1]（P10）其二,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认为精神文明建设意义重大,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是实施脱贫致富战略的重大内容之一.我们已经在贫困地区兴起了精神文明建设之风,我们还应继续探索建设好闽东精神文明的路子”.[1]（P148）其三,高度重视闽东文化建设,认为搞好文化建设有利于增强摆脱贫困的信心和勇气,指出“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就是一种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认识到自身的光彩,才有自信心、自尊心,才有蓬勃奋进的动力”.[1]（P21-22）并进一步指出：“闽东的文化建设方方面面,我们可以先办几件条件比较成熟、有代表性的实事.我建议,一是办一个畲族文化节,第二件事搞一个电视音乐片.”[1]（P24）其四,重视其他方面工作,譬如,要念好人才经,加强领导者修养,“四下基层”,摆脱贫困与对外开放结合,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等等,其目的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
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基层地方政府能够抓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偏离扶贫开发的正确方向已属不易,但高瞻远瞩,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分析,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福祉留于百姓”的初心,从多层面、全方位和各领域出发,为闽东地区摆脱贫困打基础、做准备.虽然在宁德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为宁德扶贫开发工作走向正轨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
三、时代价值：科学回答了扶贫开发几个关键问题
“宁德模式”是在宁德主政期间提出的“摆脱贫困”战略思想结出的硕果,其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就在于,这一模式科学回答了关于扶贫开发的几个关键问题,或者说对当时扶贫开发中几个关键问题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践证明,“宁德模式”不仅是科学正确的,时至今天,也极具时代价值.
（一）科学回答了扶贫开发“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生产利润（准确说是剩余价值）最大化,广大人民群众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生产的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截然不同,社会主义生产直接目的和根本任务,就是为了满足人（具体指广大人民群众）及其需要,包括基本物质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等一系列需要.同时,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和具体国情,决定了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生产的目的、拥有者和最终享有人,也是我国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主力军和主要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我国扶贫事业大致经历五个发展阶段：1978—1985年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86—1993年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阶段,1994—2000年有针对性扶贫攻坚阶段,2001—2012年综合扶贫开发阶段,2013年至今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发阶段.1988年至1990年,在宁德重点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扶贫开发为了谁的问题,是为了老百姓切实利益和站在长远发展着眼,还是为了扶贫眼前利益和自己政绩;二是扶贫开发依靠谁的问题,是依靠政府力量和“等、靠、要”来摆脱贫困,还是依靠当地干部群众自身力量和艰苦奋斗脱贫致富.当时中国扶贫开发处于探索阶段,对此存在诸多争论,在地方干部群众心中,也存在着认识不统一或者思想扭曲的情况.
主政宁德以后,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超越时代的扶贫开发基本原则：扶贫开发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及人民过上富裕生活,扶贫开发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及坚持自力更生.就扶贫开发“为了谁”的问题,进行多维视角阐释：其一,从为政一方角度,提出“为官一场、造福一方”最朴素的做官为民思想.1989年在接受《安徽日报》采访时,指出：“当干部的宗旨就是奉献,就是服务,要立足于理想,不要光图自己实惠.‘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对党政干部的起码要求.当然,单是廉政还不够,还要有政绩,要能改变当地面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所以,我提倡‘为官一场,造福一方’.”[1]（P79）其二,从民族平等角度,提出：“民族工作的立足点在于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有可能谈民族的真正平等.要制定一些扶持少数民族乡村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给他们以更好的帮助.”[1]（P8）并结合闽东少数民族主要是畲族的情况,强调考虑闽东的脱贫问题不能不考虑畲族问题.其三,从实际工作角度,把当时工作主线定位在“摆脱贫困”最初始层面,以解决当地群众最低的生存需求为当务之急,同时他提倡发扬“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树立“弱鸟先飞”的追赶意识,倡导“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强调“经济大合唱”,大念“山海经”、发展大农业、搞商品经济等等,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实现闽东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困.
就扶贫开发“依靠谁”的问题,明确指出,要依靠宁德人民自力更生,靠乡亲们的内生动力,并多次强調,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回望宁德的扶贫开发工作历程,每一项扶贫措施都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中得到不断深化、结出丰硕成果,扶贫开发工作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最终受益的也是人民群众.”[3]
（二）科学回答了扶贫开发“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
扶贫开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如果说“为了谁、依靠谁”决定着扶贫开发的方向和灵魂,“干什么、怎么干”则决定着扶贫开发的成效和成败.实践证明,“宁德模式”在确立了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科学回答了当时宁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
1988年5月,初到宁德,面对的是“老、少、边、岛、穷”的贫困落后面貌,是全区70多万人均收入不足160元、人均口粮不足320斤的贫困现实.没有脱离实际,一味强调跨越式发展,而是大力倡导“滴水穿石”的精神,制定了“扶持特困、巩固温饱、开放致富、增强后劲”的脱贫致富工作方针,统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避免在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上走进“欲速则不达”的误区[4],从而为扶贫开发“干什么、怎么干”明确了大方向.当时中国正处于扶贫开发探索阶段,“干什么、怎么干”因主客观条件差异存在着诸多争论.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确立了契合当时宁德实际情况的扶贫开发思想和工作思路,“宁德模式”得到历史肯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干什么”问题,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并立足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进行了总体谋划和科学布局.具体来说：首先,提出闽东是一只“弱鸟”,要树立“先飞”意识,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即首要淡化“贫困县意识”.对此,指出：“人穷不能志短,不能因为定为贫困县、贫困地区,就习惯于讲我们县如何贫困,久而久之,见人矮一截,提不起精神,由自卑感而产生‘贫困县意识’等要看到成绩,看到自己长处,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1]（P69）其次,提出要使弱鸟先飞并且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对此,指出：“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在农业上,我们要抓大农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调整好农村产业结构,使更多农民走上致富道路;在工业上,主要是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以及重视乡镇企业发展.”[1]（P6-7）第三,提出要把扶贫开发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要有飞洋过海的艺术,抓好“软功夫”（比如简化手续、降低费用、改善服务质量等）是关键,同时树立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等等,进而一步一个脚印来逐步摆脱贫困.第四,提出其他方面要求,诸如密切联系群众、搞好廉政建设、做好信访工作、大力发展教育、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建设好农村党组织等等,来为闽东“摆脱贫困”奠定基础.
关于“怎么干”问题,集中体现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一文中,提出在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基础上,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即“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与沿海的关系、改革开放与扶贫的关系、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1]（P90-100）可以说,关于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思想,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当时扶贫开发思想“怎么干”这一重大问题.
（三）科学回答了扶贫开发“积累量、质变化”的问题
在中国扶贫开发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只有不断地“积累量”,才能达到“质变化”.同时,对二者之间关系认识及是否准确意义重大,如果忽视“积累量”而过于追求“质变化”,就容易急功近利和盲目冒进,最终欲速则不达;如果忽视“质变化”而一味强调“积累量”,就易导致悲观主义和失败情绪,最终影响扶贫脱贫信心和效果.“宁德模式”一个最大亮点和重要贡献,就是正确处理量变与质变的关系,科学回答了扶贫开发“积累量”与“质变化”问题.
从发达地区厦门来到宁德任地委书记,当时干部群众翘首期盼这位地方主官会利用自己人脉资源和关系争取到大量的资金和项目,来改善当地贫困状况,甚至是迅速摆脱贫困,实现脱贫致富.对此,没有立即回应,而是走遍闽东各县,了解人民群众具体实际.通过调查发现,许多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宁德现有基础和实力也不具备跨越式发展条件,进而认为应该根据当地实际,首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不能为了超常规发展而忽略老百姓的基本温饱问题.针对当时干部群众存在的不切实际尽快脱贫致富和心存幻想一下子抱个“金娃娃”的错误思想,保持了政治清醒,科学回答了“积累量”和“质变化”的问题,确保闽東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在稳步推进中取得成效.
首先,肯定了“质变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闽东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闽东的变化,不是短时间内发生的令人眩目的变化,而是凝聚着全区人民心血的渐进、累积式的变化,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1]（P90）其次,强调要注重“积累量”,提出：“贫困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决定了它的发展变化只能是渐进的过程.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1]（P13）并进一步指出：“改变闽东落后面貌不能靠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有一股韧劲.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不愿付出艰辛于他人数倍的努力,不靠一点一滴的积累,涓滴成流,聚沙成塔,是不能做成事业的.[1]（P34）最后,就二者之间辩证关系,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长期目标与近期规划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三对重要关系,其核心要义或者根本目的,就是强调虽然经历改革开放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但总体来看,闽东地区依然处于“摆脱贫困”最初始阶段,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程度仍比较低,甚至说比较落后,要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和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在宁德主政期间,对扶贫开发中“积累量”与“质变化”问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并且用朴实语言反复强调这一问题.在接受《安徽日报》采访时,提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下的第一步要抓那些近期能做到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路.我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脚踏实地干出成效来.”[1]（P77）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再次强调：“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早日改变面貌,脱贫致富,这种愿望是好的,热情也非常可贵,但寄希望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个‘金娃娃’,想法不切合实际.”[1]（P69）简言之,在看来,唯有久久为功“积累量”,方能实现脱贫致富“质变化”.
总的来看,时至今日,在宁德主政期间关于摆脱贫困和应对贫困的深邃的理论思考没有过时,他在实践中通过艰辛探索创立的“宁德模式”没有过时.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全面收官阶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宁德模式”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其富有前瞻性的、科学的战略构想,仍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思想价值和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李宪建.“宁德模式”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 [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3）.
[4] 林鸿.浅谈扶贫开发的“宁德模式”[N].闽东日报, 2016-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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