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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故宫学研究所最主要的任务,是构建故宫学学科体系,推动故宫学有序、健康发展,使故宫学能够早日立于学术之林,因而研究所最大的责任就是潜心学术研究,拿出像样的学术成果来.毕竟学术是靠成果来说话的.研究所也负有宣传、推广、组织故宫学的责任,因而在鼓励大家潜心学术研究之外,研究所每年总要做几件事,但也不宜在事务性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一、制订《故宫学研究所五年科研规划》
故宫学研究所作为故宫博物院唯一一个实体性的学术研究机构,理应以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致力于故宫学学科建设与体系构建,为促进故宫学学术成果的产生,扩大故宫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遗余力.故宫学研究所有别于我院其它业务部门,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在故宫学研究中抢占制高点,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奠定地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为此,研究所召开了五年科研规划动员会,我作会议动员,要求全所同仁在自己的学术背景、学术兴趣和在研课题的基础上,围绕研究所的学术目标、发展方向献计献策,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故宫学研究所五年规划动员会上的讲话
（2012年4月18日）
(一)为什么要制定研究所五年科研规划
虽然我一直说,到研究所后是闲云野鹤一个,轻松悠闲,但心里很着急,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研究所成立一年多了,虽然说搞科研急不得,但总要让东西来说话.要用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成果来证明故宫学研究所不是可有可无的,有这个研究所和没有这个研究所就是不一样.作为所长,我要考虑研究所的发展,研究所的位置,要考虑大家,特别是年轻人的前途.我们不只是考虑研究所的存在,既然成立了,就不会被撤销.但在全院三十多个部处中,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全国故宫学研究中,我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我经常考虑,并让我着急的问题.
（2）在故宫博物院,所有的业务部门都在研究,而且他们在具体的学科面上,既有丰富的资源,又有故宫的传统师承,因而说故宫文物研究,无疑谁都越不过他们.故宫学研究所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在故宫学研究中抢占制高点,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奠定地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院里,我们目前还不可能走到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的中心去,在其他业务部门,如古器物部、古书画部、宫廷部、古建部、图书馆,大家做的都是学问,但在那些部门因为资料的独占性,使他们有着一种天然的优势,是其他单位的学者难以企及的.我们做的,在北大、人大、艺研院,都能做出来.那么,院里还要成立我们研究所干什么?我们要靠我们的努力,奠定我们的学术位置,奠定我们研究所的学术位置.
（3）我们培养的竞争队伍.全国高校在我们动员组织下,已经有一批教师开始关注、参与甚至投身故宫学研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的参与,为故宫学研究增加了生力军,这支队伍还会不断壮大.故宫学在高校的发展超过我们的预期,响应者越来越多,三所高校已招收故宫学方向研究生.为了使故宫学能在高校生根开花,我们准备办一期“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为高校开设故宫学课程培养教师队伍.请这些教师到故宫博物院来,尽可能地向他们开放故宫,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故宫.还有故宫学访问学者.相信在不久的时间后,就会有较多的成果出来.这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支队伍是我们的有力竞争者,如果我们做的成绩不突出,他们就会淹没我们,有可能出现“故宫学在故宫博物院外”的情况.我们研究所不能只是做组织工作的,我们应该在故宫学研究中占有中心的位置.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是故宫博物院的,就具有故宫学研究中心的位置,这需要我们拿东西来说话.
因此,说心里话,我是有些着急.别看我们研究所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很少开会.当然,做科研要的是静心,我是想尽可能给大家自己的空间,而且科研也急不得,急是急不出来的.对于所里的工作,我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只要大家想做,无论做什么,我都支持.自己能干的,自己干去,需要我们协助的,找我就是.事是做不完的,课题也是做不完的,何况故宫的资源,不是我们几个人,我们这代人能做完的.就是做同一个题目,也会因人不同,而各有所长.因此,我还是重申那句话,尽可能做你们想做的事,需要我帮助,需要我协调的,尽管来找我.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分出主次的话,那么,主要工作应该是研究,要搞课题,出论文,出著作.组织会议,不过是个手段,编本刊物也是,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而不是雪中送炭的东西.我这样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理解?这不是贬低大家的工作,而是在当前刚起步的时候,千万不能把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到编刊上,那样很危险,会掩盖了我们努力的方向.去年年终总结时,我特意没有说两刊,其用心就在这里.这不是说两刊不重要,而是在当前,我们更需要别的东西,以证明研究所成立的必要.不然,两刊在研究所成立前早就存在了,如果还是停留在编刊上,还有必要成立研究所吗?
当然,搞科研也不是说我们一想就能怎么样的,我们就这么九个人,一个人就是每天码字,又能写出多少字,更何况术业有专攻,需要我们日积月累.事在人为.大家都很努力,这是必须的,从研究所创办开始,我和志和所长就说,要采取“养士”的精神来治所,尊重支持潜心学术研究,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干工作,效果明显,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但怎么汇聚大家的努力,形成一份合力,这份合力应该大于各力之和.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科学的学术组织活动,它可能会对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研究所,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决论文范文订研究所科研五年规划.
(二)制订科研规划的原则
故宫学研究所从成立时就确立,应在促进故宫学学术成果的产生,扩大故宫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展示故宫学研究的进展,提升故宫学研究的水平方面不遗余力.这是理应承担历史的责任和学术的使命.
（1）制订规划是贯彻研究所的方针任务.《故宫学研究所章程》明确了研究所的工作职责和任务,我头脑中还一直有一个用五六年时间将“故宫学”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的大目标.我是学历史的,但我希望研究所尽可能走出历史学的框框,致力于沟通文史、艺术、科技与博物馆等不同学科的交流与融合,努力推动世界视野中的故宫学研究.研究所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个总目标去想去做的.规划是一种长期的设想,是一种体现方向的具体设想,是经过一个时期认真的努力,有可能实现的、较为有系统的项目系列.
（2）规划不仅是我们个人研究的方向,也是研究所工作的重点.比如会议是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平台,规划确定后,今后研究所举办的学术会议就会跟着我们的规划走,希望每次会议都有我们的学者唱主角,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扩大我院的学术影响,提升故宫学研究的水平.研究所应成为对社会有影响的文化学术单位,推动故宫学学术研究,把院内的学术力量组织起来,与社会力量结合,建设以我所为核心的研究队伍,提高科研水平,办出我们的特色.规划要体现出我们研究所在故宫学研究中的龙头、核心地位.
（3）规划要体现出我们所有别于故宫其他业务部门、专家,要做出我们的特色来.但我更希望我们能与故宫其他业务部门结合,共同做特色明显的课题.研究所成立时,我们曾考虑研究所的队伍,可以吸纳院内的科研人员到所来完成课题.现在我们是否可以换个思路,我们到业务部门去,参加他们的工作.
（4）规划要有战略眼光.要有时代气息,要有创新精神,要开拓新的道路.课题在内容、方法上要有前瞻性,希冀能够引领一时之风,至少在一个方面独树一帜.像现在史学界的走向有眼光朝下,走向田野和社会的倾向,我们能否让学界的目光转回到宫廷来.
（5）规划不要忘记自己的特点,要发扬自己的优势,要既结合个人的兴趣、爱好、基础,也要考虑研究所整体的发展；既要着眼当下,更要面向未来.规划要注意可行性、将来的延续性.规划必须体现出这个时期以及更长时期内我们的重任,要有目标.科研课题很多,最好在一个时期里我们能集中精力,重点攻关,在一个或几个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取得比较明显的成绩.确立在这个学术领域的学术地位,也是今后继续发展,申请课题的基础.研究所的科研规划不同于院里的规划,院规划是粗线条的,研究所的规划必须是能落实到人的,而且我们规划做好了,应该纳入院规划.
(三)研究所五年科研规划可能涉及的课题
故宫学理论研究.期望对故宫学进行学理的探讨和学科阐述.学科建设是研究所的首要任务,也是基础工作.要致力于故宫学学科建设与体系构建,努力将故宫学纳入高校课程体系.
“故宫学”数据库及网络平台建设.作为我们全所的合作项目,通过做项目培养人,并在故宫网站开辟一个故宫学的专栏,对既往的故宫学研究成果作全面介绍,对最新的故宫学研究作及时报道,希望通过一个时期的积累,网站能成为故宫学的信息中心、资料基地.前天我们和科研处召开的关于《科研简报》改版之事,我想我们重点应放在故宫学方面.毕竟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我们应围绕故宫学数据库来开展这项工作.
《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这项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初见成效,2012年至2016年的五年间是明代宫廷史研究项目的关键五年,20个项目中尚有16个项目需要落实,下阶段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上面,把这套丛书尽量早日完成.
明代诏令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这是我想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室万明先生联手做的一个课题.20世纪明清“大内档案”的发现、整理、开掘、利用,极大地推动了明清史研究的发展.档案一般是指论文范文文书,诏令是“王言”,是王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发布的诏书文告,是论文范文文书中最重要的一种.明代诏令文书是明王朝276年间,各代帝王处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外交等有关国家大政的原始政务文书,内容涉及有明一代重大史事和典章制度,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是研究明史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现留存于世的明清档案中,明代档案遗失严重,“大内档案”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3000多件.保存在内地档案馆中的明代档案,近年已出版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只有101册,其中的门类很不齐全,明代诏令文书的阙失相当严重.明人所编辑的《明实录》,虽然保存了不少诏令文书,但是经过史官的编纂,并非都是诏令原貌,《实录》不实,为第二手资料,业已日益为学界所认识.明人所辑《皇明诏令》、《皇明诏制》一类史籍,仅为诏令类文书选编,远非全面系统的汇编.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地方民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如火如荼般展开,现已颇具规模,整理出版了大量文书汇编,可谓硕果累累.相对各地的地方性档案文书和民间文书的大规模发掘整理,明代论文范文论文范文档案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的严重不足已经凸显.时至今日,关于皇帝诏令文书,已有《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大金诏令译注》,却没有一部《明大诏令集》,说明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有对明代诏令文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明代诏令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亟待展开.故宫是明代的皇宫,权力的中心所在,是诏令的发源地.故宫现藏文物中,有明代皇帝的御笔诏令.收集、整理和研究明代诏令文书,理应成为故宫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形成故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示着故宫学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对明代现存档案的重要补充,推动故宫学和明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故宫博物院院史.这应该是我所近几年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婉玲博士论文就做的这个,陈瑞博士论文实际上也可说是这个方向,我也在这里花时间,《沦陷时期的故宫》、《故宫博物院图史》、《民国故宫人物传》.我已请婉玲编《故宫博物院史论文选》、《两岸故宫学人回忆录选辑》,陈瑞编《民国故宫学人文选》.婉玲还在编《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长编》.以档案文献为基础,以专题研究为形式,有步骤地推进故宫博物院院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力争每一项史料皆有其内在逻辑,自成体系,可以独立成册出版.婉玲的博士论文《博物馆与认同之建构——以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为中心》还可继续修改.陈瑞的博士论文从古建筑遗产保护的专业化功能与博物馆的社会化职能两者关系着眼,以皇家宫殿古建筑群为依托的博物馆类型研究,从档案、文献中梳理故宫博物院的古建筑保护历程,构建一部建筑遗产保护史.都是院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晓姗的功底在学术史,从院学术史个案研究入手,逐步进入院史研究领域.应该是适应长年学术史的学习背景,可能对既有学术理论基础加以利用,可以较快寻摸到研究路径.可以从梳理本院某一专家学者的学术历程入手,分析其不同时段的学术研究内容、归纳出其研究的特点,并对其所取得的成就作出适当的评价,可以作为学术史个案研究方法之一.学术史个案研究可以反映故宫博物院学术史发展的概况,是其丰富内涵的基本构成.这也可以做成院史研究的一部分.
《故宫学术史》.
《故宫百科全书》.
以故宫为中心的明清皇家园林楹联、匾额及装饰书法作品搜集整理研究.这是郑欣淼院长牵头,志和所长负责的一个大项目,是故宫博物院重大科研课题.志和所长拟题“宫苑文华”,预计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收集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明清两朝紫禁城以及皇家园林中使用和现存的装饰性文字,即楹联、匾额、碑刻及室内贴落以及石刻文字等.最终成果形式将以专著出版.
清宫老照片研究.这是远波多年积累.远波关注历史照片有年,搜集了许多宫廷老照片及其相关的研究资料.对于宫廷老照片的研究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应尽量细致地考证老照片的拍摄背景,并把这些形象的资料串联起来,最大限度地还原特定的历史往事.如“溥仪照片档案”.
《郑珉中传》.祝勇为郑珉中先生撰写传记《一个人的故宫》,通过郑先生自1946年进入我院工作至今长达66年的工作历程,将他的个人史与故宫博物院的院史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展现一代学人为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及故宫学的深厚内涵.这也是院史的一个内容.祝勇还将致力于东西方历史的对照研究,写《1840：宫廷里的西方》,写《1895：宫廷里的东洋》,都是在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于自身的故宫学研究的路子.包括想写一部从身体政治的角度对紫禁城进行研究的文化学专著《紫禁城与身体政治》,对紫禁城进行文化学层面的解读和分析,试图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它的庄严、华丽、宏大,用现代视角,对这座权力建筑背后所奉行的身体原则进行反思和批判.都是很好的题目,值得花功夫去完成.
两岸故宫青铜器铭文研究.海外流散中国青铜器集成.心滢专长在于先秦史、甲骨文与金文、青铜器研究方面.准备做的“殷长篇金文通释”研究,拟以两岸故宫所藏商代青铜器长篇铭文为基础,全面收集考古发掘出土或其他传世已著录的商代青铜器长篇铭文,对每篇铭文作深入分析、解读,充分吸收并反映当前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与考证器铭中的难点与争议较多的问题,以期对铭文的内涵有更深入的阐释.藉由释读商金文的同时,不仅能深化对商代历史的研究,同时亦对商代青铜器研究有所推进.该研究对两岸故宫所藏殷长篇金文作通释的研究过程中,所收集到的全部相关资料、图像暨研究成果,也可作为本院故宫学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制订《故宫学研究所五年科研规划》,主要想通过《科研规划》的制订来形成研究所的科研合力.科研规划体现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同时用来统领每个人的科研课题.最后研究所根据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整体发展目标,初步拟定了《故宫学研究所五年科研规划》,确定故宫学理论、故宫博物院史是研究所要集中力量的主攻方向.对于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将以档案文献为基础,以专题研究为形式,有步骤地推进故宫博物院院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从皇宫到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大学、故宫文物南迁、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李煜瀛、易培基、陈垣、马衡等民国故宫人物,以及故宫学术史、故宫博物院建筑遗产保护史等,展开充分的研究,每年召开一次院史学术研讨会,同时编选《故宫博物院史论文选》、《民国时期故宫学人文选》、《两岸故宫学人回忆录选辑》等,希望能有一批集中性的成果,并在90年院庆时推出《故宫博物院史》.《故宫学研究所五年科研规划》准备进一步征求意见后修改定稿,付诸实施.
二、搭建故宫学研究平台,拓展故宫的学术影响力
单霁翔院长在年初到研究所走访的座谈会上,对故宫学的学科建设和与高校共建的发展思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强调故宫作为“世界遗产”和“博物馆”的二合一双重身份决定了故宫研究领域的广阔性与包容性.特别指出,故宫学研究所应承担起凝聚全院研究力量,将零散、孤立的研究进行统领与整合的重任.同时提出,研究所应成为拓展故宫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组织社会力量,吸引学者对于故宫的学术关注,进一步推动故宫的文化传播.
故宫学研究所按照单院长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研究平台的搭建工作.
(一)与高校合作,培养故宫学研究生
2012年,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北师范大学都已招收了故宫学方向的研究生.其中,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招收故宫学方向硕士研究生11名.研究所将与这些学校一起做好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各招了一位学生,都在我的名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的学生后来通过双向选择,有两位学生来到了我的门下.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方向,结合各位同学的实际情况,先后为他们确定了主攻的方向.浙江大学的学生是在艺术学院,因而确定她的题目为“清代宫廷戏剧的图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两位研究生分别做“紫禁城的火灾与消防”、“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则让他研究“清代内务府”.
(二)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于12月22日举行成立仪式
继2011年在浙江大学成立故宫学研究中心,今年又在南开大学成立“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高校故宫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将加速推动故宫学的学科发展.
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明清史尤其是明清皇帝、宫廷研究享誉学术界,研究人才济济,实力强大,是目前国内的研究重镇,与故宫学的宫廷史研究关系最为密切.加强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在南开大学设立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对于发展和提高南开的明清史研究水平,为历史学科发掘出新的故宫学学科增长点,把学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故宫学”走出故宫,与具有深厚研究基础的高校合作,为故宫学研究的更好开展搭建平台,对推动故宫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2011年8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提出合作意向,南开大学就给予积极回应.2012 年1月4日,经学校批准,成立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为非实体研究机构,挂靠历史学院.中心成立后,将加强故宫学与明清宫廷史研究,招收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方向博士生,探索与故宫博物院在人才培养、合作研究、学科发展、开放展览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力争用三五年时间,把中心建设成为科研教学成果丰硕、在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研究机构.中心整合南开历史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南开学报》等单位明清史、博物馆、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力量,并吸纳故宫博物院相关学者为*研究人员.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2人,都是南开各相关领域研究的佼佼者.这样一个科研群体,实力突出,在故宫学研究领域独占鳌头.中心由薛进文、郑欣淼任名誉主任,南炳文、杜家骥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孝荣、章宏伟任主任.
2012年12月22日,南开大学举行了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揭牌暨单霁翔等*教授致聘仪式.仪式由南开大学朱光磊副校长主持,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门莲凤介绍了聘任教授单霁翔、李文儒、余辉、赵中男的学术简历及南开大学成立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的相关情况.
(三)举办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
为进一步扩大故宫文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拓展故宫学强强联合高校的学科发展思路,使故宫的文化价值和故宫学学术理念在高校落地生花,研究所于7月20日至8月3日举办了首届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讲习班学者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大学等16所高校,基本覆盖了国内大部分知名高校.学员都是博士,一半以上具有教授职称、并担任博导、院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研究领域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文学、艺术学、美术学、建筑学、传播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工学等,在故宫文化的感召与故宫学的吸引之下,走进故宫、了解故宫、研究故宫学,从而面向高校推广故宫文化.
讲习班以专题授课、参观考察和交流讨论的形式展开.专题授课以故宫学为主线,由故宫博物院17位专家开设18场专题讲座,每场历时两个半小时.内容覆盖故宫学及相关学科（古书画、陶瓷、宫廷史、博物馆学等）.讲座也吸引了大批故宫博物院同仁到场聆听.讲习班学者们表示,虽然授课教师的讲课方式各不相同,但各有专业和特色,都以强大的学术视角使他们看到了很多之前没有关注到的“故宫”.通过参加此次讲习班,实现了从旁观者的身份转变到真正走进故宫、接受故宫学专业培训的学者身份,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动力感.作为此次讲习班的成果,讲习班要求每位学者结合授课内容,撰写故宫学相关论文一篇.日本关西大学中日文化交流学会创会会长陶德民教授等旁听并参加相关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四)招收故宫学访问学者
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故宫博物院已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平台建设造就了一批业界顶级的专家学者和深具潜力的中青年学者.同时,也正在、并将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襟和完善的制度期盼并鼓励更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对故宫的学术关注,为故宫博物院学术发展出谋划策、添砖加瓦.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一批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故宫学,并积极参与到故宫研究当中.这批研究者正逐渐成为推动故宫学术研究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招收访问学者是吸引国内外优秀研究人才“为我所用”的有效方式.访问学者不是一般性的进修,而是在其专长领域与我院展开高水平的合作研究.故宫博物院拥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资源和配套的实验室、研究中心等优势,为愿意并有能力到故宫从事学术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良好的研究机会和学术环境,搭建学者之间深层交流的平台,正是展现故宫博物院国际化视野和前瞻气魄的明智之举.借助于访问学者的学术造诣,将进一步加快故宫资源优势转化为研究成果优势的步伐.此外,鉴于其在专业领域的成就,访问学者通常具有较强的学术宣传力度和扩散性的带动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建立于文化自信基础上所开展的故宫学访问学者项目,可以作为传播故宫文化的种子,让其遍布全球,进而巩固故宫在国际博物馆领域的突出地位.
2012年,研究所启动招收故宫学访问学者的工作,在中英双语招收通告于论文范文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多次咨询电话,最终收到八份完整申请材料.申请者有来自于中国、美国、英国、奥地利等地的大学教职或博物馆研究者.最终,在综合考虑访问课题、研究计划和访问时间等因素的基础上,招收了一位从事明代宫廷祭祀礼仪空间布局的学者来所访学.
(五)启动“故宫学”数据库与网络平台建设工作
自“故宫学”2003年提出以来,多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以明清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为主要研究对象,具有多学科性、交叉性的一门学科.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海量信息资源的存储、更加安全的数据库等,日益显现出其对于学科建设所具有的推动意义.建立故宫学数据库及网络平台已成为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与方法来推进故宫学研究的重要渠道.数据库和网络平台的建立,有助于形成故宫学资源网,使资料信息共享,研究信息得以沟通,方便研究者迅速了解与掌握故宫学研究的动态.
目前,在故宫学的资料整理、研究史回顾等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都为故宫学数据库建设,特别为建成一个整合式的知识库做了准备.但就总体而言,在故宫学研究的整体领域内,尚未有系统的数据库平台.资料利用、信息沟通与成果互享等方面相对落后,妨碍了故宫学研究的前沿性与先进性.根据故宫学自身交叉、互补的学科特点,鉴于各分支学科间信息沟通及共同合作的迫切需要,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一个综合全面并具有权威性的故宫学资料及研究成果的数据库,开创建立于数据库之上的网络平台,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十分必要.
建设故宫学资料库,对既往的故宫学研究成果作全面介绍,对最新的故宫学研究作及时报道,并不断推出故宫学研究资料,希望通过一个时期的积累,能成为故宫学的信息中心、资料基地.并在故宫网站开辟一个故宫学专栏,分期开放整理成果,随时更新递增信息以供学界及大众查询使用.
鉴于此,我所启动了“故宫学”数据库与网络平台建设工作,开展前期课题论证,与资料信息中心宋玲平主任、清华同方论文范文的相关人员座谈等工作,开始“故宫学”数据库及网络平台建设项目筹建工作.
(六)举办了三次学术研讨会
1. 明代宫廷生活史学术研讨会
8月23日至24日,研究所组织召开了明代宫廷生活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陈丽华副院长主持开幕式.单霁翔院长致开幕词,指出故宫博物院对于明代宫廷生活史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是故宫留有明代宫廷生活的大部分空间遗迹,包括今天的景山北海、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乃至中南海,都是当年明代宫廷生活的领域；其二是故宫藏有许多件明代宫廷生活的文物,有些文物还绘有明宫生活的直观图画,是研究明宫生活不可缺少的图像资料；其三是故宫拥有一批研究明宫生活文物的专家.因此,故宫博物院在明宫生活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2.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学术研讨会
11月3日至4日研究所举办“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60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陈丽华副院长主持了开幕式.单霁翔院长在开幕式上发表《秉持求真与致用 不断推进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研究》的讲话,指出：“研究和探讨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有助于我们了解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价值和史学意义,有助于我们明确故宫博物院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有助于我们传承故宫学人的治学传统和典守精神.”并表达他对该项学术研究的期望,“只要秉持‘求真’和‘致用’的史学传统,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研究将会拥有更强大的发展动力和更远大的发展目标”.会议对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的多方面议题展开了细致的研究和探讨,挖掘了故宫博物院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承载的价值和意义.
3. 宫廷与江南学术研讨会
11月23至27日,研究所与苏州大学联合主办了“宫廷与江南”学术研讨会.陈丽华副院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在明清宫廷研究中,“江南”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议题.大到皇帝出行南巡、礼制建筑的营建构造,小到日常生活的器具服饰和饮食娱乐等等,处处可见江南的“影子”.而宫廷对于江南不仅有政治辐射作用,而且以强烈的皇家喜好和国家需求影响了江南各类产业的发展,关涉到各阶层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关联.从物质到精神、从技术到思想,江南在与宫廷的互动中构建了自身的文化特质,形成一幅立体的江南社会图景.可以说,从“宫廷与江南”互动的这一视角来分别观察两者,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视域,带给我们新的研究活力.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吸引,也是物质、技术沟通交融的必然.与会学者来自故宫博物院、复旦大学、苏州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提交了50多篇题材新颖的学术论文.
三、组织编纂故宫学著作
（一）《故宫学研究丛书》
自郑欣淼提出故宫学概念以来,众多的学者专家投身这片沃土.几年时间,故宫学发展很快,研究机构设立,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领域不断拓展,深度不断推进.研究所成立以后,我们就意识到作为故宫学发源地和发展重镇的故宫博物院学者,要自觉担负起故宫学研究所的历史使命,奉献我们探索故宫学的学术成果.研究所成败的关键在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为扩大故宫学在学界的影响力,展示故宫学研究进展,拓展故宫学学术视野,提升故宫学研究水平,出版研究成果是必须的任务.这是《故宫学研究丛书》的动因.
本丛书不问“家法”,也不谈“门户”,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要求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著作.能够代表故宫学研究水准的著作,应是在开阔视野下关注社会与人文,或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证中取得成果的著作.希望作品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这套“故宫学研究丛书”强调原创性,期望在故宫学的范畴、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内进行学理的探讨和学科阐述,倡导基础扎实的学术创新,总结学术历程与经典、关注研究薄弱与空白,推动故宫学的学术探讨更上一层楼.第一批“故宫学研究丛书”包括有郑欣淼《故宫学概论》、李文儒《故宫学释义》、王素《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章宏伟《故宫学的视野》、武斌《故宫学与沈阳故宫》、魏奕雄《故宫国宝南迁纪事》、周乾《紫禁城古建筑：构造与力学》.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组织选题不可能是一次到位的,以后一定会不断有新的选题加入进来.期望能在明年看到第一批故宫学研究丛书的出版物成果.
（二）《故宫学研究报告（2003—2012）》、《故宫学十年（2003—2012）》
自2003年“故宫学”提出后,至今走过的十年历程是非常值得回顾与总结的.我设计了《故宫学研究报告（2003-2012）》和《故宫学十年（2003-2012）》两书的框架结构和编纂体例,并约请各方专家参与撰稿.
《故宫学研究报告》是十年故宫学各专题研究述评,对从2003年到2012年底故宫学研究成果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总结,予以综合报道,门类、专题不求面面俱到,也不要求各专题在逻辑上处于一个层面,尽量全面,做到基本反映故宫学的研究状况,对论著的学术见解有所评论.实事求是,力求准确,不讲空话、套话.各专题字数长短不拘,万字为宜,题目自拟.报告应突出其学术性、理论性以及在“故宫学”提出后相关工作的创新性,应以突出故宫学的特点与重点为主要任务.希望《故宫学研究报告》、《故宫学十年》两书,为故宫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线索,为今后故宫学的研究积累资料.
四、个人的学术探索
2012年我发表论文14篇,参加学术会议19次,做了10场学术讲座或演讲.《毛晋与〈嘉兴藏〉关系考辨》(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获故宫博物院2009——2011年度最佳科研论著奖；《故宫博物院清朝宫廷戏剧文献*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舞台艺术》2012年第1期转载；《秦浙江郡考》,《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历史学文摘》2012年第3期摘登4000余字.择要总结如下：
1. 《龙年说龙》
2012年1月5日,在中国集邮总公司“龙”邮票首发式上作的演讲.
2. 《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
刊《浙江学刊》2012年第1期.
对于明代杭州刻书,学界认为明代杭州虽不失为全国刻书重地之一,但丧失了全国的领导地位.笔者统计明代杭州府的私人刻书机构至少在229家以上,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繁盛不能低估.这里既有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又有纸张等刻书材料充足、刻书成本低廉等论文范文的刻书条件,特别是浙江省识字人口多,科举考试人口众,进士人数居各省之首,为书商刊刻科考用书提供了消费市场,杭州的科考用书更是远销华北各地,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使民间社会有余力消费书籍商品,江浙两省藏书家多,都助长了杭州书籍商品的大量生产,使得杭州成为明代书籍商品的生产中心,在全国书籍流通市场上占首要地位.因此,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
3. 《毛晋父子校刻佛典书目考》
与郑伟章、胡艳杰合作,刊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3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1月.
4. 《紫禁城：从皇宫到博物院》
北京工业大学故宫学名家讲坛,2012年4月5日；南开大学讲座,2012年4月25日.
5. 《故宫学研究的空间》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讲座,2012年5月18日.
6. 《缅怀中国编辑史研究的开创者戴文葆》
2012年5月19日,中国编辑学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民国多元出版文化学术研讨会,笔者应邀在大会作主旨发言《缅怀中国编辑史研究的开创者戴文葆》,后又作报告《民国出版的奇葩——故宫博物院出版活动考述》.
戴文葆（1923-200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编辑家,从15岁无意中与编辑结缘,一生都孜孜于我国的编辑事业.先是编辑报纸,新中国成立后,到了出版系统,先后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工作,编辑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中国出版界第一次专业职务评定时被评为编审,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首届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戴文葆视野开阔,学问渊博,思维敏捷,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研究刚起步,他就积极投身编辑学理论研究,针对“编辑有学无学”的讨论,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多次为编辑培训班授课,到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讲学,培养编辑出版人才.
本文主要指出研究与编辑合而为一是戴文葆编辑实践活动的显著特点.戴文葆开创了编辑史研究,揭示、唤醒了中国编辑的主体意识；他撰著的《历代编辑评传》是第一部以人物为主线的中国古代编辑史,使编辑史成为学界认知中编辑学范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编辑史的探讨,丰富了编辑学的研究,对新兴的编辑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成绩是不应低估和磨灭的.
7. 《从故宫学研究所看学术管理》
2012年5月26日,《云梦学刊》、《社会科学论坛》联合在石家庄举办“学术管理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笔者作《强化学术管理 促进学科建设——以故宫学研究所为例》发言,后以《从故宫学研究所看学术管理》为题,发表在《云梦学刊》2012年第4期.
8. 《故宫学与紫禁城学》
2012年6月,在《中国紫禁城学会会刊》总30期发表.2012年9月,以该文参加在武当山召开的中国紫禁城学会第八届学术研讨会,会议安排在大会发言,因飞机延误晚到会场,没能在大会上宣读.
故宫学与紫禁城学都是研究明清紫禁城的学问.“紫禁城学”的概念提得早,但迄今没有明晰自己的定义与研究范围,“故宫学”概念提得晚,但故宫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对象正在逐渐明朗.故宫学与紫禁城学的关系如何,是故宫学与紫禁城学研究者必须讨论的问题.本文试从梳理紫禁城学概念的发生、发展,全面清理紫禁城学学术史,而后给出学界认可的关于紫禁城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再来与故宫学作一比较,希冀弄清故宫学与紫禁城学的关系.
无论是紫禁城学的提出,还是故宫学的提出,都是必然的,至于谁提出,则具有偶然性.紫禁城学和故宫学,作为同是研究以故宫为中心的学问,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最终只能以一个名称来指称.“紫禁城学”的概念尽管提得早,但由于一直没有明晰自己的定义与研究范围,尽管单士元也为“紫禁城学”表述过类似后来“故宫学”那样宏阔的研究范围,但由于中国紫禁城学会的任务是联络国内中国古建筑及有关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对故宫进行深入研究和加强保护,学者们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古建筑方面.故宫学的概念虽然提得晚,但故宫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明确故宫学是一门学科,学科体系和研究对象正在逐渐明朗.故宫研究的材料十分丰富,故宫学则要求把以前在不同领域中进行的研究整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是故宫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要求.郑欣淼提出并确立故宫学,将使故宫学研究进入自觉阶段,从整体上提高研究水平.
9. 《五台山方册藏刊刻缘起及其社会各阶层的财力捐助》
“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2012年6月16—17日.
佛教信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都不是仅凭信仰而存在,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前提.经济是佛教信仰及其活动的基础,刊刻《大藏经》就需要巨额的资金,需要信教群众的捐赠,争取布施也就是争取信徒.刊刻《大藏经》是僧众弘法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捐刻方册藏是晚明居士佛教注重实践修持的功德化与信仰化所表现出的现实倾向.通过对五台山刻藏施主的地域空间分布研究,可以了解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佛教信仰状况,以见佛教信仰在不同地区发展的差异.一个地区民众信仰佛教与否、信仰程度的高低,可以通过捐刻《大藏经》的数量反映出来.据此来探讨佛教流行的空间差异.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有长久的佛教传统,在江南这样文化发达之地,佛教容易与文化水平高的士人发生联系,从而促进佛教的传播.官僚贵族经济条件论文范文,但害怕仕途风险,忧虑人生无常,纷纷信佛,热心于功德,散财布施、舍宅为寺、捐财建寺、度人为僧,蔚然成风.加上家族的影响,江南的交通条件对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交通便利之地,人物辐辏,常有僧侣来往,佛教易于兴盛,而同时也成为佛法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根据地；交通方便还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佛教的隆盛提供物质上的保障.现存五台山刻经46种579卷的施主绝大多数是南方人,北方施主寥若星辰,且施资微薄.北方筹集刻资不易,资金绝大部分要仰仗江南,加上五台山刻经的自然条件恶劣,本来刻场设于五台山就是因为南方连年水灾不得已而定,此时南方环境已经转变,南迁径山自在情理之中.
10. 《上海开埠与中国出版格局的变化》
“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海市社科联主办,《学术月刊》编辑部承办,2012年7月2—4日.
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不久,即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成为输入西方文化的窗口.外国在上海租界的经营,提供了近代工业、商业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如技术、设备、资金、电力、交通、通讯、保险等）,使上海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逐渐成为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出版中心,百年时间里出现了近千家出版机构,书籍的出版量几有垄断全国之势,1936年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三家,就占全国当年出书总量的71%,杂志的数量上海也占全国的半壁江山,延续千年的中国出版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一开始就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错综复杂的纠缠在一起,外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海出版业的近代化,但上海城市的迅速近代化,人口结构的改变,特别是租界的形成与先进印刷技术的引进,上海港的崛起以及以它为主要中转点的规模不小的国内埠际贸易,是上海出版业在近代中国独占鳌头的原因.
11. 《上海开埠与中国近代报业中心的确立》
第四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安徽大学,2012年8月18—19日.
12. 《径山在〈嘉兴藏〉刊刻中的地位》
慧焰薪传——纪念径山禅寺开山1270周年暨径山与中国禅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2012年8月20—21日.
《嘉兴藏》是我国明末清初民间佛教大藏经出版的一大工程.它有诸多别称,《方册藏》、《万历藏》、《密藏本》、《径山藏》、《支那藏》、《明藏》、《嘉兴藏》、《楞严寺藏》等,别名之多,实为诸藏之冠.目前学界一般称作《嘉兴藏》.
对于《嘉兴藏》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开始阶段,研究远谈不上深入,比如对于万历二十一年藏经从山西五台山移至江南继续雕刻的情况,虽然已有几位先生依据《嘉兴藏》的刊刻牌记,指出这部大藏经刊刻的地点及其雕板时间为：
径山寂照庵,万历二十一至崇祯四年
径山兴圣万寿寺,万历二十一至天启七年
径山寺,万历二十一至二十五年
休宁大寺华严堂,万历三十七年
金沙东禅青莲社,万历四十至天启七年
径山化城寺,万历四十至天启七年
金沙顾龙山,天启年
吴江接待寺,天启四年至崇祯年
吴郡寒山化城庵,崇祯年
金坛紫柏庵,崇祯年
径山化城院,崇祯四年至顺治十二年
松江抱香庵弘法会,崇祯十六年
虞山华严阁,崇祯十五至十七年
径山古梅庵,顺治年
德藏寺藏经阁,顺治十三年
嘉兴楞严寺般若堂,崇祯末年至清康熙四十六年
但研究工作显然处于粗放阶段,结论也是不可全信的.对于此时期径山在刻藏中的地位,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本文即以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施刻文为第一手资料,并用台北、日本等处藏《嘉兴藏》目录作补充,首先理清《嘉兴藏》在江南刊刻的事实,对《嘉兴藏》在径山的刊刻按年排比,基本做到精确到月,由此得出结论,《嘉兴藏》的主体是在径山刊刻的.《嘉兴藏》称为《径山藏》或许更符合历史实际.
13. 《永乐前期宫廷藏书考——以〈永乐大典〉为中心》
“明代宫廷生活”学术研讨会,故宫学研究所,2012年8月23—24日.
本文以《永乐大典》为中心,探讨永乐前期宫廷的藏书.
首先从文献记载梳理永乐前期宫廷藏书的来源及其规模.明初通过收集前元宫廷藏书,集中了宋、金、元宫廷旧藏,又接收了前元地方官府的藏书,而为行政、军事的需要,曾征收有关地理图籍、方志,各地编修的方志成稿后要送至礼部检查,入藏于朝廷者为数不少.而为了不同目的的编书,洪武、永乐年间都进行了广泛的征书.特别是为《永乐大典》的编修,广泛地征书,“召礼部尚书郑赐,命以访求遗书(圣旨：恁部家差人将缺少的书数去天下访求,若是该载不尽,但有奇异的书籍,都一般访求将来.有的愿自进来的,与他赏赐,书籍抄写了还与他),乃遣庶吉士秦政学及进士刘浚等四出搜讨.凡天文地理释道医卜以及稗官野语之书,靡不收者”.此外,个人的进献,御制、官修图书的入藏,使得以文渊阁、大本堂为主的宫廷藏书日益丰富.
其次,通过现存《永乐大典》残卷,来尽力复原《大典》所收的具体书目.尽管《大典》十不存一,但从中还是能够重现当时的藏书面貌,如对《永乐大典》中的方志进行辑考,能检得宋、元、明初方志900余种,由此对《永乐大典》征录地方志的数量当有具体的认识.通过《永乐大典》残卷具体书目的辑考,对于考察永乐朝前期的宫廷藏书有着别样的意义.
最后对永乐前期宫廷藏书规模提出一得之见.
14. 《故宫学研究的对象与体系》
《辽宁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邀我组织了一辑“故宫学研究”专题论文,其中就有拙文.另外,我还写了一段《主持人的话》：
故宫学在中国当代学界还属于相当陌生的领域,它并不株守固有的研究领域,而是在不断地生成和确立自己的知识领域.故宫是个资源大宝库,领域异常宽泛,内容无限丰富,其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社会、宗教、建筑、物理、化学、工艺技术等多重因素,已经远远超出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范畴.故宫学正在对传统的学科理念和学科建制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推动新的学科理念的形成.
学科是一门经过分类的知识,而这种分类方法同时也成为这门学科的规范和要求.在现代社会中,学科主要寄植于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之中,通过标准化、科层化的区分体系而形成.作为“现代性”成分的“学科”的正当性,已受到一些学者（尤其是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学科的划分也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现代”产物,因而提出了“反学科”的观念；也出现了针对近代学术专科化趋势的某些弊端和弱点,但又接受或至少不挑战既存“学科”正当性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学”应运而生.故宫学的崛起不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而是确实存在一个难以抗拒的众多学术的联合体.故宫学其实是一门真正的跨学科.故宫学研究既继承传统的诸如考据学、类型学等研究方法,同时也不排斥后现代的知识考古学、知识系谱学、解构理论的吸引力.“故宫学”要成为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问,必须确定学科性质,建立扎实基础,开拓研究领域.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紫禁城,之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就开始了自发的故宫学研究.在故宫学研究的80多年时间里,学者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探索故宫学的意识,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程,2003年郑欣淼先生提出“故宫学”的学术概念,使故宫学研究跃上了自觉的阶梯.
故宫的复杂性、综合性,迫切需要建构“故宫学”的学科边界,需要从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文物学、建筑学、艺术学、档案学、博物馆学等诸多学科角度出发,对故宫学及其问题进行交叉性研究,探索诸多研究向度,建构故宫学的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故宫学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明确把握自己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确定故宫学的学科范围和研究对象,努力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应该是故宫学努力的方向.故宫学研究能够将文物、典籍、档案、事件发生地紧密结合,做到多重证据研究.我们乐观地相信,只要我们把视野放开,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加强国际合作,兼容并包,不断取长补短,思考新问题,利用新方法,故宫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范围必将逐渐明朗,随着高质量研究成果的积累,终将建立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故宫学,并蓬勃发展、丰富更新,开拓出一方学术的新天地.
15. 《丁云鹏供奉内廷辨》
“云林宗脉——新安画派书画学术研讨会”,澳门艺术博物馆,2012年9月5—6日.
丁云鹏(1547-1628?),是明后期的一位重要画家.安徽休宁人,丁瓒之子,詹景凤门人.书法钟、王.工诗.画善白描人物、山水、佛像,无不精妙.白描取法李公麟,有评“丝发之间而眉睫意态毕具,非笔端有神通者不能也”.明末画家多以山水或花鸟来寄情托兴,丁云鹏却常以人物画来传其情,寓其意.其画以人物、佛道最负盛名.早年人物画工整秀雅,晚期趋于沉着古朴.山水画也有一定造诣,在师法宋元基础上,自具风格.丁云鹏生活于雕板、制墨业发达的徽州,还为书籍画了不少插画,曾为名墨工程君房、方于鲁画墨模.《程氏墨苑》、《方氏墨谱》中的图绘,大半出其手笔.对于新安木刻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于丁云鹏,学界一直少有关注.相较于其他晚明画家,近人对丁氏似乎缺乏兴趣,有关的研究少之又少.专门的研究现在刚刚开始.因为缺少研究的缘故,学界对丁云鹏的生平活动所知极为有限,甚至连他的生卒年都莫衷一是.这些都说明对于丁云鹏的不了解,有待深入研究.
现在对丁云鹏的讨论虽然不多,但大家几无例外地都说丁云鹏“供奉内廷十馀年”.如,《新安画派史论》说：丁云鹏四十岁左右曾奉召内廷,做了十多年宫廷画家.《中国绘画全集》、李湜、《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吴美凤等都称丁云鹏曾“供奉内廷十馀年”.
但丁云鹏“供奉内廷”最早的记载距丁云鹏谢世有二百年,不可轻信,有必要对丁云鹏“供奉内廷”加以辨证.
16. 《晚明江南琴坛的繁盛》
2012第四届“古琴、音乐美学与人文精神”跨领域、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台湾朝阳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云南大学联合主办,云南大学,2012年9月15—16日.
本文通过对现存明代琴学文献资料的考察,梳理晚明江南的琴人、琴派、琴乐、琴谱、琴论,及其对古琴的传承与发展,力求客观地恢复晚明江南古琴音乐发展的历史概貌.晚明江南地区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琴人,并形成琴派,琴派的形成是由地域因素、师承渊源、琴谱传承等几方面促成的.明代的主要琴派（江派、浙派、虞山派、绍兴派）都在江南地区.琴乐作品的创作繁荣,琴谱刊印取得的巨论文范文绩,虞山派“清、微、淡、远”琴学观点的影响,以及《谿山琴况》在古琴音乐美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都表明晚明江南是古琴艺术发展的高峰期,集历代琴乐之论文范文,在古琴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17. 《万历年间五台山刻藏施主的地域分布》
“华北历史地理与中国社会变迁”——2012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天津师范大学,2012年9月22—23日.
18.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三论》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学术研讨会”,北京,2012年11月3—4日.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近现代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文化史上无疑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故宫博物院在民国时期引人注目、勾人心弦,中间夹杂着封建与论文范文、帝制与共和、私有与公有、国家与团体、政争与文人种种历史的客观现象,给后人留下了无数有待分析、论定的课题.但与此不太相称的是,故宫博物院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像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其他课题那样掀起过热潮,受到较多人的青睐.这一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一种进行迟缓的状态,专著一本都没有,只出版有类似的著作如《紫禁城的黎明》、《故宫沧桑》、《故宫博物院历程》、《故宫博物院80年》,《故宫志》的院史部分也可算做类似著作；建国以来有关故宫博物院史研究的论文也很少,故宫博物院史研究领域的田园荒芜急待耕耘！这既有长期以来史学界基本处于“革命史观”的认知范畴内来讨论历史问题,使得故宫博物院的历史被学界所忽略的因素,也有学界对博物馆文化事业关注不够、人们对于故宫博物院的价值认识不到位的原因.当然故宫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相关档案资料秘而不宣,史源犹待开发,无米、少米,巧妇难于为炊也是一个原因.于是自然而然使这一课题成为一片荒漠,很少有人问津,既乏旧著,又鲜新作,故宫博物院史成为史学研究中被忽略的领域,无论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还是中国文化史,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都没有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偶尔有那么一星半点的记述,但始终没有进入学界的视野,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憾.
故宫博物院史是一门专史.故宫博物院史作为一家机构的历史,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博物院的发展与此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政治军事集团的兴亡,民族国家的危难,国民党对全国统治权的控制以及后来失去这一统治权,都影响、甚至决定着故宫博物院的走向,当时社会的政治态势、民族矛盾、西学中用、国际关系、派系斗争、公共意识,都在故宫博物院的身上得到直接的反映.本文拟按照故宫博物院在民国时期的发展脉络,就研究中的一些全局性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思考.
19. 《〈（乾隆）京城全图〉对于北京文化街区保护的意义》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2012北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应用文理学院、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加拿论文范文格拉斯学院,2012年11月20日.
《（乾隆）京城全图》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我国现存古代城市地图中绝无仅有的杰作.该图由51帧拼合而成,总高约14米、宽约13. 26米,系据实地测绘,按1比650的比例以墨绘渲染而成,绘艺精湛,图中标注地名3800余个,历史信息量极其丰富,翔实而精确地反映了乾隆前期北京城的整体格局.
《（乾隆）京城全图》以内外城数千条大街小巷为主体框架,对城墙、城门楼、宫殿、苑囿、寺庙、王府、衙署、仓场、街衢、民宅、河湖水系、桥闸津梁,都是依照实在的建筑状况据实测绘而成,是第一幅按照严格的比例尺度绘制而成的巨幅北京城区实测图,各种地理要素几无遗漏.建筑群体和单体的结构形式、每座院落的进深、房屋的体量与间数、街衢道路的宽窄和规整等,都按缩尺详细绘出,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十分吻合.一些坛庙寺观和衙署府第在图面上借助了建筑效果图的绘图技术,平立面相结合,在平面位置上绘制立面形象,既表现了建筑物的位置所在和开间尺度,也表现了建筑物的结构形式与立面状态,使图面兼具地图与鸟瞰图的特色.全图层次分明、清晰美观,充分展现了乾隆前期北京城宏伟壮观的景象.
对《（乾隆）京城全图》绘制年代的考订,经过曹宗儒、今西春秋,特别是杨乃济精细的考辨,他们通过内务府档案的记载,准确地解决了该图绘成的时间是乾隆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海望持进斋宫呈览,而乾隆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乾隆帝对海望等人的任命,则是《（乾隆）京城全图》测绘工程开始之日.该图图面上反映的是乾隆十年末到乾隆十五年中期的北京城状况.
关于《（乾隆）京城全图》的作者,杨乃济也在内务府档案中找到一条记载,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海望负总责,郎世宁任技术指导,沈源负责技术培训.至于那些具体从事丈尺绘线的“外边画图人”,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记录.
清代的档案中,有很多关于古建筑兴修、改建的详细记载,个别奏折中还附有随折的建筑图.杨乃济选用乾隆朝初期的档案,依皇家建筑、王公府第、街衢道路、庙宇寺观与民宅五个方面,与《（乾隆）京城全图》所绘一一对照,来检验该图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从而肯定了《（乾隆）京城全图》是一张实测图,图中的宫殿、苑囿、寺庙、王府、街衢、民宅,都是依照实在的建筑状况据实测绘而成.以《（乾隆）京城全图》与北京其他历史文献相印证,大多数都能吻合,证实了《（乾隆）京城全图》的严密与可靠性.
《（乾隆）京城全图》的绘制时间介于康熙、乾隆二朝两次绘制全国大地图之间,因之该图的绘制不仅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测量技术和仪器设备,并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为完成这张具有空前水平的、严格按比例尺绘制的城市地图提供了所必须的技术条件与物质保证.《（乾隆）京城全图》体现了18世纪中叶舆图学的新成就,不失为第一张以科学测量术绘成的、完整的、大比尺的北京城区实测图.
《（乾隆）京城全图》是了解18世纪中叶北京城市面貌的最具权威的形象资料,也是旧北京城最可靠的一份历史资料,可用为北京史地考证的重要依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有着特殊的意义.北京旧城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史中的典范,虽然古老京城中诸多空间要素如寺庙、栅栏、水井等已荡然无存,但余留下的街巷胡同仍记载和传递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北京历史古建筑遗址的发现和复原修复、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需要通过提取《（乾隆）京城全图》中的信息,来研究北京城市的规划布局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从而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北京城市建设提供智慧.研究要转移到地图内容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上来.
《（乾隆）京城全图》对北京清代王公府第的制度、位置、历史沿革的研究,北京历史街巷地名的意义和沿革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要素里坊和合院式建筑,在北京被称为胡同和四合院住宅.在北京城内,除大型建筑以外,元明两代保留至今的遗址不多,普通宅院又少有图像和文字资料可资凭借,《乾隆京城全图》的绘制综合运用了测量学、舆图学、投影几何学、建筑工程绘画等多种技术手段,以平面与立剖面相结合的方法,精确表现了乾隆时期北京城的城市布局和建筑形式.尤其是图中对于大街小巷中紧密排列的合院建筑在院落进深和房屋开间数量方面的详细绘制,弥补了古代地图只绘有街道和大型建筑而忽略街坊内部宅院表达的缺点,为深入研究北京城的宅院形式提供了便利条件.以《乾隆京城全图》为背景,通过对北京旧城历史文献和历史地图的进一步挖掘,继续充实北京城的丰富历史内涵,在北京旧城区改造中,探索以院落和胡同为依托、以邻里社区为基础、以保护与更新的“可持续人居环境”为理念,在整体保护北京旧城思想的指导下,最终形成一套适用于旧城空间形态尺度的量化体系和对历史遗存因子的整体保护对策.吴良镛的菊儿胡同改造,及其所著《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就是一个成功典范.
当然,我们还要发掘《（乾隆）京城全图》背后广袤的社会文化空间,加强《（乾隆）京城全图》背后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历史、地理、文化、科技等相关内容的研究,使《（乾隆）京城全图》在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乾隆）京城全图》本身还有诸多未解之谜,该图的渊源何在,该图绘制的目的如何,都有待研究继续展开,逐渐深入.
20．《故宫学的成立及其展开》
苏州大学聘任教授仪式上的学术演讲,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12年11月23日.
21．《江南民众佛教信仰与五台山方册藏刊刻——以〈嘉兴藏〉施刻文为中心的考察》
“宫廷与江南”学术研讨会,苏州,2012年11月24日.
22．《明代木刻书籍版画艺术》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画稿、雕版、印刷由一人完成的木刻版画,中国传统版画实质上是一种“复制木刻版画”,是对国画中线描和水墨的复制.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大多是以书籍插图的形式出现.明代是中国古代版画插图史中承前启后的时代,木刻版画大量出现,题材广泛,刻印精湛,文人画家和刻工亲密合作,达到了中国传统木刻艺术的巅峰.对于明代木刻版画,20论文范文范文十年代以来,学界关注以梓行地来分区域性的版画风格,并特别强调徽派艺术风格在晚明的大一统格局,使得几乎全部晚明江浙地区的版画,无论是怎样的面貌,都可以被认定是徽派版画.而版画风格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无论是绘图者所师承的风格,还是雕版者在雕刻时所创出的风格,都可能对版画的呈现有所影响.作为版画创作者的画师与刻工,在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绘画者的画风决定着版画风格.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以艺术特征将晚明版画插图归类为质朴派、雄劲派、婉约派的新方法,有利于中国古版画插图史的梳理与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版画的构图是在*方法上沿用散点*法,与西方的铜版画在形式风格和绘刻技艺方面都不一样.晚明时期,一些画家开始学习表现远近和阴影的方法,掌握了*和明暗画法,于是在中国古代传统版画领域也出现了*和投影的技巧,可能是用中国古代木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而留下的.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要分发大量的圣像、纪念章和带有插图的书籍,因为从欧洲运来的数量不多,只能找当地刻工用木版印制圣像,但当时用于传教的木版画印刷品已不可得见,只留存下为数极少的用中国传统木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的作品,对于其影响还有待继续研究.
故宫学研究所:故宫中国书法研究所 将来可为中小学校编教材 特别关注 160506
23. 《故宫博物院与故宫学》
《河北电大学报》2012年6期.
[责任编辑 余三定；责任校对 杨年保]
总结：本论文可用于故宫研究所论文范文写作参考研究。
故宫学研究所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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