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该文是董仲舒和儒家论文参考文献范文与董仲舒方面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摘要： 在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过程中,董仲舒可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吸收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结合,形成了一个崭新而系统化的思想体系.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理政的方略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赫赫有名的主张,如“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等,为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思想做了铺垫.除此之外,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德教”思想贯穿了全篇.
关键词： 董仲舒道德教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从西周礼乐文明时期的核心思想“德”到现在提出的“以道德力量铸就民族之魂”的“德”,一个兴盛的国家是始终离不开道德教化的风尚的.每个时代“德”的寓意有所同,又有所不同.董仲舒提出“德教”时期是一个社会矛盾激烈的时期,他提出的“德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上的安定及为社会控制所服务的,但其含义、价值仍值得我们分析与借鉴.笔者将从“德教”思想的来源、特点、具体举措、价值与局限性四个方面分享阅读《举贤良对策》后产生的思考.
一、“德教”思想的来源
通读《举贤良对策》后,笔者认为董仲舒的“德教”思想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其一,其继承了儒家“德治”的思想.孔子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董仲舒提出“刑主杀而德主生”“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隄防坏也”[1]等类似的言论,他们都认为以德来教化民众是从源头遏制不良风气.但与孔子不同的是,董仲舒虽然重德教,举了桀纣行暴、秦朝覆灭等例子,但只是为了说明滥用刑罚、只用刑罚的危害,并没有直接否定“刑”本身.他的观点是“阳为德,阴为刑”“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即德为主,刑为辅,但缺一不可.他在《春秋繁露》中更是直接提出可以用“刑”惩治反抗封建君主的农民.
其二,其受到了阴阳家、道家思想的影响,以此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举贤良对策》中不止一次出现了“道”.君主不遵守天道,上天便会降下惩罚来示警.殷纣时期,君王悖天道侵占财物,杀戮贤臣智士,残害无辜,所以王朝覆灭.他本人对道的解释是,“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是一种使用“德教”的治国之道.但是从他详举的例子来看,他的“道”又可以用“天人感应”来解释,与道家一些著作中的观点类似.除此之外,他还认真探索了《春秋》中“元”的含义,之所以“谓一为元”,是因为“元”是万物发端的本原,不由让人想到了《道德经》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元”与“道”作为两种宇宙本源的说法,又显得十分类似.至于阴阳家思想的影响,在他论“德与刑”关系时便有所体现.
其三,董仲舒本人的人性论决定了其“德教”的教育观.在儒家思想家中,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下来便有“仁义礼智”四端,这也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一切坏的品性都是因为环境“陷溺其心”,所以他的教育理念倾向于“发扬天性”的一面.荀子秉持“性恶论”,他的教育理念倾向于“克制与引导”方面,强调后天教育引人向善的重要性.董仲舒的教育观同样建立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上,他的人性论是孟子与荀子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举贤良对策》中,他提出：“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他认为天性上品之人不需要教育便已经非常完美了,一般人的性格中虽然有向善的一面,但是向善的一面不可能占据其性格的所有方面,所以还是需要教育来引导.在一个国家中,天性上品之人与天性极差之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所谓的“常玉”,即一般人,这个时候,“德教”便显得尤为重要.
董仲舒继承了前人思想,又受到了其他学说影响,造就了糅合儒、法、道、阴阳五行家独特的“德教”思想.
二、“德教”思想的特点
董仲舒的“德教”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同时受到了儒、法、道、阴阳等多家思想的影响,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我在此总结了三点：德主刑辅,自上而下,顺应自然但反对无为而治.“德主刑辅”在“来源”部分有所提及,便不作赘述.
董仲舒的“德教”是自上而下的.他秉承了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安定、叛乱、衰亡、兴盛其实都取决于君王自身.君王自身有道德,便能采取正确的方式治理国家,用道德教化民众.同时,君王自身也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这就是周朝用“乐”来辅助治理国家的原因.雅颂之乐宣传了君王的盛德,“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在潜移默化中使百姓的思想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这种自上而下的特点其实是由当时以君王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决定的.董仲舒崇尚天人感应、君权天授,认为君主的权利来源于天,那么君王就必须按照天道行事,即做有德之君,推行道德教化,否则上天将会降下惩罚.
“德教”的第三个特点是顺应自然,但是反对无为而治.“德”字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只眼睛正在看著木桩的影子运行,本意是站在天文观象太中心看七曜运行的轨迹[2]（11-13）.从“德”一字诞生以来,便带上了顺应自然天道的神秘色彩.在董仲舒受阴阳家、道家影响后,他的“德教”中顺应自然的特点表现得更显著.他将“仁”“德”“刑”与“春”“夏”“霜”相联系,上天用春使万物萌发,君王用仁使百姓相爱;夏使万物生长,德使百姓修身;霜是肃杀的,是上天降下的警示,刑则是君王用来惩戒有罪之人的.在董仲舒看来,君王应当做的事可以和自然界中的现象一一对应.但是按照自然之道施政,并不代表他支持“无为而治”.他在文章中运用了孔子所说的“亡为而治者,其舜乎”,只有舜才真正做到了无为而治.在大部分情况下,君王必须根据时代与国家的需要,对制度方针进行调整,而不是一味沿袭先代君王的制度,这就不算无为而治.董仲舒认为,正确的方式应该是“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根据继承的是安定之世或乱世而采取不同的措施.汉代是在推翻秦暴政的基础上建立的,是“继乱世者”,自然不能采用无为而治的政治措施.虽然在汉代建立初期,黄老思想受到重视,一直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管理国家,实现轻行薄赋,但是当汉武帝即位时,“无为而治”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愈发明显,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集权制度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董仲舒认为“临渊羡鱼,不如而结网”,汉朝建立大统七十多年,与其维持原有旧的制度,不如建立新的制度,进行变革.
三、“德教”的具体举措
董仲舒的“德教”是自上而下的,核心自然是君王,所以在《举贤良对策》中,他对君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第一点,君王需要率先做到遵守五常.孟子首先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端,董仲舒在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信”,扩充为五常.“五常”是人应该拥有的基本品格与德行,贤明的君主自然也当遵守.为了劝说君主守五常,他又引入了“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守五常的君主可以得到上天的庇佑,享有鬼神一般的灵感,德政可以推行到方外,让天下苍生都受到君王的恩泽.第二点,君王需言行谨慎,谨慎地对待每一件微小的事情.积累一件善行或者一件恶行,外人是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只有长期坚持,与行为品质紧密相连的名声才能逐渐显现,善名恶名都是如此.很多后来名声赫赫之人,一开始都出身微末.第三点,君主做百姓“德”的榜样应当是真心实意的,而不是装模作样.如同曾子所说,“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3],真心实意地去做,才能真正做到高明光大、问心无愧.当君主是真心想为百姓做些什么,并根据实际情况去制定政策时,那么便可以达到三代圣王的高度.第四点,君主应建立推举制度,推举贤良之人,并兴办太学,培养有识之士.在汉初,朝廷重臣多来源于郎中、中郎这一级的官吏,郎吏从岁禄二千石的大臣的子弟中选拔,这些官员都出身富贵,门庭煊赫,但是未必有真才实学,所以从下级的官吏与平民中推举有才之人是非常必要的,想必这也是察举制的初步构想.但是在郡国并行制之下,政策的推行非常有难度,不可能做到完全贯彻,征求贤良的诏书不一定能在每个郡、诸侯国中得到响应,得到的贤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兴办太学就显得尤为重要.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的教师被选派至太学,将有潜力的学子培养成有识之士,并监督、检查他们的课业,毕竟玉石原料经历打磨才能成材,人也是如此.召集贤才是寻才的方式,兴办太学则是培养人才的方式,双管齐下,才能得到尽可能多的人才.
董仲舒不仅对君王提出了要求,对官员也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官员不与百姓争利才能够做到“德”.在他看来,上天对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分配,不可能让一个人占尽所有的利益.官员已经得到了国家的俸禄,不用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工商业养家糊口,这已经是上天的恩赐.如果他们还不满足自己所得到的,和百姓争利益,那么上天原先的分配就会被打破,必定有一部分人得不到原先可以得到的东西.他将“公仪子拔葵”与“卿大夫急于利至周室衰”进行对比,认为官员如果只依靠国家俸禄,不去争夺百姓的就业之路,那么是品德高尚的体现,可以推动国家政治清明,走向繁盛.利,不应当是一个官员的追求.修养仁爱之心,用道德去教化百姓,才是官员正确的追求.
除了对君王、官员的要求之外,董仲舒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这个举措也奠定了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思想的基础,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个问题上,他很大程度地受到了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中“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认为万物归一是天地间永恒不变的法则.当人们追求不同学派的学说时,国家统一下达的政令就难以施行.如果将人们可以信奉的学说学派限制在《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科与孔子流派内,“偏离正途”的邪说便不会存在,百姓会知道怎样做是对的,政令的推行也会更加容易.
四、“德教”思想的价值与局限性
董仲舒“德教”思想中“以德教化”“兴办太学”等思想与建议具有隽永的价值,但是本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对象是统治阶级,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仍存在历史局限性.首先,他的“德教”是不平等的.“德教”运行顺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中上下尊卑有序,对社会不同阶级在出行的车马数量、服饰规制等日常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规定,并没有突破孔子在“礼”的等级制上的思想局限性,核心“仁”始终是分等级的.不过这种不平等的局限是由时代所决定的,一直到明末清初才有思想家开始批判这种上下尊卑分明的等级社会.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德治”“人治”与“专制”的距离非常接近,但是董仲舒其实是有提出一些限制君权的建议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就是一种很好的规范措施.当“天”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做出一些主观反应,人便会心存敬畏.作为君权受命于天的君主更是如此,不敢滥用权力遭来“天谴”.其次,在“德教”思想中引入“刑”的辅助,为国家的运行提供了一些公平的因素,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君王的主观判断.他所提出的“养贤”“纳贤”,在为君王献上治国良策的同时,不失为一种监督君王权力的良好方式.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五常”,在《春秋繁露》中进一步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与“五常”在当时起到了一定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当封建统治发展到一定时期,其压抑人天性、禁锢人言行的特点就凸显了,特别是在压制女性权力与地位上,它被歪曲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枷锁.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抛弃“阶级化”“极端化”后,“三纲五常”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从单纯意义来说,“仁、义、礼、智、信”五常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拥有的.“三纲”中提到的上级与下级、长辈与晚辈及夫妻之间三对关系是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需要探究和处理的问题,只不过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三对关系都应该多些协商,少些命令,多些思考,少些盲从.
除了人与人的关系之外,其“德教”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值得探究.在人的发展历程中,人对自然的态度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从畏惧自然到认识自然,再到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最后做到在利用自然的同時尊重自然.董仲舒对自然的态度显然处于“畏惧自然”与“认识自然”之间,他试图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用“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顺应自然即可做到德.今天的社会可以说正处于从“征服自然”转型为“利用自然的同时尊重自然”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探索与尝试用高效低耗的方式利用自然.董仲舒对自然的认识固然不够正确,带有一些神学色彩与迷信色彩,但是他倡导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值得思想观念处于转变期的我们借鉴参考.“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4],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水与鱼的关系,密切而无法分离,正是提醒我们要尊敬自然.
从历史角度看,人的理论与观点总因为种种原因存在某种局限,今天,也有很多人批判董仲舒“一无是处”“大而无当”.但是一个人肯定是不可能做到完美的,同理推断,人的理论也很难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董仲舒并非完人,理论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但至少能为今天社会的教育提供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1]肖朗.中外教育名著选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窦立春.《道德经》之形上解读[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
[3]刘红霞.曾子及其学派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
[4]李荣亮.董仲舒的德政思想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8.
总结：本文结论:上文是关于董仲舒和儒家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董仲舒相关董仲舒和儒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董仲舒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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