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医生论文范文参考 妇产科医生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妇产科医生论文范文参考：北京协和医院员工绝经过渡期状态和绝经激素治疗使用调查
2. 第二篇妇产科医生论文样文：广东省地中海贫血流行及防控现状评价
3. 第三篇妇产科医生论文范文模板：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关系的模型研究
4. 第四篇妇产科医生论文范例：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研究
5. 第五篇妇产科医生论文范文格式：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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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妇产科医生论文范文参考：北京协和医院员工绝经过渡期状态和绝经激素治疗使用调查

目的了解北京协和医院职工绝经过渡期状态,对绝经的认识,对绝经激素治疗(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以下简称MHT)的知晓率、使用情况,及妇产科医师对绝经激素治疗的态度.

方法对北京协和医院45～75岁职工及妇产科医师进行关于绝经过渡期及MHT的问卷调查,建立Excel数据库,用SPSS17.0软件进行t检验、卡方检验、双向无序分类资料关联性检验.

结果691名职工及99名妇产科医生完成问卷调查.平均绝经年龄49.32岁.绝经过渡期情况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大致相仿,潮热及性生活障碍影响程度较重,χ2检验有明显的职业差异(P<,0.001).调查人群对绝经期是否应当就诊持较积极的态度,就诊科室的选择大部分为妇产科,就诊原因主要为潮热、骨骼疼痛及失眠.未就诊率仍较高(43.30%).职工了解MHT的主要途径为院内了解和咨询相应科室医生,对血栓形成、肥胖、子宫内膜癌等不同MHT风险认识有一定误区.50.24%的调查对象会向他人推荐MHT,36.32%的人表示愿意用药,实际使用率为22.29%.MHT提升患者健康评分较明显.将近51.51%妇产科医师本人或家人在使用MHT,经皮雌激素在协和医院院妇产科医师中使用率较低(23.3%).

讨论北京协和医院职工对绝经过渡期、MHT知晓率相对较高,MHT的使用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对性生活健康,MHT使用风险仍存在错误的认识.MHT的使用可明显提高女性健康状态.妇产科医师本人及家属使用MHT水平远高于院内平均水平,大部分妇产科医师对经皮雌激素的使用存在顾虑.

第二篇妇产科医生论文样文：广东省地中海贫血流行及防控现状评价

1、研究背景1.1地贫是广东的多发病和常见病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是全球分布最广、累及人群最多的一种单基因病,而中国属于地贫高发国家之一.我国长江以南各省发病率高、影响大,其中广东、广西的发病率最高.广东全省各地均有较多地贫基因携带者,其中以梅州、韶关、清远、肇庆、云浮等地市更为高发,粤东地区相对低发.既往一些抽样调查显示,全省人群地贫基因携带率约11%,一些高发地区5人中就有1人携带地贫基因.我国成人中常见的地贫分为α和β两种类型,常见地贫基因型有23种,其中α地贫基因型6种,β地贫基因型17种.1.2地贫是广东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高发地区中重型地贫是危害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重型α地贫多数在围产期因重度胎儿水肿死亡,少数出生后数小时便死亡,会增加产科并发症风险.重型β地贫则在胎儿期和出生后3个月内无任何症状,出生后3-6个月会出现进行性加重的贫血症状,需要终生输血治疗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不治疗者多在5岁以内死亡.由于我国目前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水平有限,很多重型患儿不能接受到及时正规的治疗,患儿平均存活年龄只有约10岁.同时,由于1例重型β地贫的规范治疗每年需要花费约10万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给患儿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根据遗传规律测算,广东省每年出生8000余例重型α地贫和1000余例重型β地贫,每年由此造成的直接疾病治疗负担超过10个亿.中间型α和β地贫患儿的临床表现个体差异巨大,部分贫血症状很轻,部分则需要定期输血.1.3地贫可防可控,但作为公共卫生层面的地贫防控还不足由于地贫是常染色体隐形遗传病,多数携带地贫基因的夫妇虽然自身没有任何临床或自觉症状,但同型地贫夫妇可以通过遗传对子代造成巨大健康影响.根据遗传规律,携带同型地贫基因的夫妇,每次妊娠子代均有1/4的几率会发生重型地贫,有1/2的几率为地贫基因携带者,有1/4的几率不携带地贫基因.国内外的经验均表明,重型地贫患儿重点是防控其出生,防控措施重要是通过婚前、孕前或产前夫妇地贫筛查、基因检测和产前诊断等联合措施,发现重型地贫患儿并及时人工终止妊娠.因此,广东省政府准备自2012年开始由省财政拨付专项资金开展全省地贫产前防控项目.广东省地贫防控工作虽然已有近30年的历史,但是既往的地贫防控并未上升为公共卫生层面,只有少数医疗保健机构开展地贫产前筛查工作.全省各地市地贫基因流行状况、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地贫防控服务的能力和服务提供状况、人们对地贫的知晓情况和防控服务的依从性等重要的基础数据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既往广东相关的地贫流行病学资料范围较局限,无法满足科学决策需要.因此,政府和相关专家如何科学制定各地适宜的地贫公共卫生防控策略和方案、如何确定工作重点、如何预算经费投入等,均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持.2、研究目的和意义2.1目的了解广东省各地市育龄人群地贫患病和基因型分布以及地贫产前防控状况.2.2意义为实施全省地贫防控公共卫生项目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3、研究内容3.1广东地贫基因携带和患病现状：通过基因检测分析全省21个地市户籍育龄人群地贫基因携带率、患病率和地贫基因型分布.3.2评价常用地贫筛查指标和技术方案：评价广东常用地贫筛查指标以及联合筛查方案开展人群地贫筛查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ROC曲线以及成本效益.3.3广东省地贫防控服务现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不同级别服务机构提供地贫防控服务的能力和存在主要问题；了解服务对象对地贫防控服务的认识和参与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4、研究方法和过程4.1研究对象和地点4.1.1抽样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广东省21个地市中每个地市随机抽取1个县或区,每县或区选取年分娩量大于1000例的助产服务机构3-5间,每县(区)共调查750个住院分娩家庭.4.1.2研究对象4.1.2.1地贫现状和筛查指标评价：被抽助产服务机构2012年6-12月住院分娩的孕妇及其丈夫和胎儿.根据11%的地贫携带率,利用公式计算每个抽样点所需样本量,每个抽样县或区共750例孕妇及其丈夫和所生胎儿.每个机构的样本量根据其年分娩量的构成进行分配.纳入条件：(1)夫妇双方之一为广东户籍；(2)在被抽机构住院分娩.排除条件：拒绝接受调查者.4.1.2.2地贫防控服务能力调查：被抽机构的相关管理者和医务人员,每县或区共调查80人.4.1.2.3服务对象调查：被抽机构接受婚检服务的准夫妇或者产科门诊就诊或住院分娩的夫妇,每抽样县或区200对.4.2实验室检测4.2.1取样.住院分娩期间,知情同意后,分别先后采集孕妇、丈夫外周静脉血和脐带静脉血各2-3m1,EDTA抗凝,4℃冰箱保存.然后3日内运送至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遗传与代谢病实验室进行血红蛋白电泳分析和地贫基因检测.4.2.2 MCV、MCH检测.由所在助产服务机构为夫妇和脐血进行血常规(MCV、MCH)检测,采血后30分钟内采用通过血细胞自动分析仪进行.4.2.3血红蛋白电泳：1周内通过血红蛋白组份电泳分析采用法国Sebia公司生产的Capillarys2 Flex Piercing仪检测.4.2.4地贫基因检测.采用液相芯片技术检测广东常见23类地贫基因,包括3种缺失型和3种点突变α-地贫基因：-SEA、-α37α、-α4.2α, αcsα, αQSα, αwsα,17种p-地贫基因:codons 41/42(-TCTT),654,-29 (A>,G),-28 (A>,G), codons 71/72 (+A), codon 17 (A>,T), codon 43 (G>,T), Hb E [β26(B8) Glu→Lys, GAG>,AAG or codon 26 (G>,A)], codons27/28 (+C), codon31 (-C),-32 (C>,A),-30(T>,C), codons14/15 (+G), IVS-I-1 (G>,T), IVS-I-5 (G>,T), Int and Cap.采用Lab-Aid 820自动分析系统(厦门致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取血标本DNA.然后使用Luminex 200液相芯片试验系统(美国R&,D系统公司)检测珠蛋白基因突变,包括探针设计、聚合酶链反应扩增、探针附着微球、杂交和分析等过程.4.3问卷调查.对医院管理者和医护人员通过自填问卷的方式调查,对于服务对象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4.4统计方法使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采用R 3.0.1统计软件(May 16,2013, copyright 2013, 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Vienna, Austria)的‘",vcd",、",car",、 ",psych",、",genetics",、",pROC",、",multcomp",、",gplots",、",MASS",、",nnet",和“reshape",程序包进行统计分析.对于计量资料,描述均数、标准差,绘制散点图、线图等,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于计数资料,描述构成、率或比,绘制饼图、柱状图等,采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检验.绘制ROC曲线分析筛查指标.采用Bootstrap的方法计算基因频率的95%可信区间,并采用人口数校正计算95%可信区间.对于不同地贫筛查指标和筛查方案的比较采用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漏诊率、误诊率等进行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不同检测方法与金标准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对地贫等位基因频率进行遗传平衡检验(Hardy-Weinberg-Equilibrium).5、质量控制5.1调查表和血样条码统一编码和印制；5.2所有参与项目调研的人员均进行统一标准的培训,5.3每个抽样地区妇幼保健院设立项目基线调研负责人,对所有调查表的质量进行审核,省级抽取10%的调查表审核；每张调查表缺项和错项应低于3%；5.4使用统一配发的血样采集管和标本转运箱,建立转运登记,保障标本能在3日内转运,7日内进行血红蛋白电泳和地贫基因检测；5.5所有抽样机构血常规检测均需通过卫生部或省级临床检验质控；5.6对于不合格血样,需重新采集,或替换同一地区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重新调查和采样；5.7数据录入由省级统一进行双录入.6、主要结果6.1广东省育龄夫妇及新生儿地贫基因携带率高,防控形势严峻广东省育龄夫妇和子代中地贫基因携带率和患病率均较高,地贫基因携带率存在不同地区间、不同户籍人口间的差异；非广东户籍育龄夫妇地贫基因携带率虽然相对广东户籍育龄夫妇较低,但仍然需要纳入地贫防控对象.结果显示：在受检的14249孕妇、14230配偶和14254胎儿中,a地贫基因携带率分别为12.76%(1816/14230)、11.31%(1611/14249)和11.61%(1655/14254),β地贫基因携带率分别为3.91%(557/14230)、3.68%(524/14249)和3.74%(533/14254),α合并β地贫基因携带率分别为0.75%(107/14230)、0.50%(71/14249)和0.61%(259/14254)；中间型α地贫的患病率分别为0.28%(40/14230)、0.13%(18/14249)和0.18%(25/14254),中间型p地贫的患病率为0.01%(1/14230)、0.02%(3/14249)和0.03%(4/14254),孕妇和配偶中均无重型a地贫和重型p地贫,胎儿中重型α地贫患病率为0.04%(5/14254)、重型p地贫患病率为0.01%(1/14254)13284对受检夫妇中,同时携带α地贫基因的夫妇占1.66%(221/13284),同时携带地贫基因的夫妇占0.20%(27/13284).所有42733例检测对象中,前5位α-地贫基因型分别为6.33%(2707)αα/--SEA、 3.29%(1407) αα/α37α、1.15%(493) αα/α42α、0.90%(386) αα/αwsα和0.31%(134) αα/αcsα,占95.99%(5127/5341)；前5位p-地贫基因型的患病率分别为1.74%(744) βA/β41-42、1.12%(479) βA/β654、0.61%(262) βA/β-28、 0.36%(154) βA/P17和0.11%(46)βA/βE,占89.96%(1873/1873).东翼地区α、β和α合并β地贫基因携带率分别为7.75%(603/7781)、1.89%(147/7781)和0.19%(15/7781),西翼地区分别为13.99%(6439/6439)、4.75%(306/6439)和0.87%(56/6439),山区分别为14.46%(1441/9964)、4.60%(458/9964)和0.99%(99/9964),珠三角地区分别为11.52%(2137/18549)、3.79%(703/18549)和0.48%(2929/18549)；21个抽样县区总的地贫基因携带率分别为阳江阳春23.73%、云浮罗定23.34%、梅州兴宁20.41%、河源城区19.75%、清远英德19.49%、肇庆四会19.47%、茂名化州18.14%、江门新会17.66%、韶关城区17.04%、珠海斗门16.81%、惠州城区16.70%、湛江廉江16.50%、佛山南海15.82%、深圳宝安15.51%、东莞14.41%、广州番禺13.09%、中山12.49%、汕尾海丰10.80%、潮州饶平10.20%、揭阳普宁10.16%和汕头金平8.47%.广东本市户籍、广东非本市户籍和非广东户籍孕妇和配偶中,地贫基因携带率17.16%(3491/20349)、16.04%(906/5647)和11.64(289/2483).6.2不同地贫筛查指标和联合筛查方案的效果评价6.2.1MCV/MCH或Hb A2作为单一指标产前筛查地贫均有较好效果,但漏诊风险较高MCV和MCH筛查孕妇和配偶地贫均有较好效果,但其筛查不同类型地贫的效果有差异,现行MCV和MCH筛查地贫的切值的效果未达最佳效果,孕妇和配偶应该分别设置不同的切值.MCV/MCH筛查地贫基因携带者、α地贫基因携带者、β地贫基因携带者、中间型α地贫、标准型及以上a地贫、中间型p地贫的ROC曲线下面积,在受检孕妇中分别为0.87/0.88、0.83/0.84、0.91/0.91、0.92/0.97、0.92/0.93和0.94/0.98,在受检配偶中分别为0.88/0.92,0.83/0.88,0.93/0.93,0.98/0.93,0.94/0.95和0.96/0.97.MCV/MCH筛查地贫的最佳切值,孕妇为79.45fL/25.15pg,配偶为83.75 fL/28.05pg,现行方案采用的切值为82fL/27pg.MCV/MCH筛查新生儿地贫的效果较差,ROC曲线下面积为0.79/0.84,切值为101.95fL/25.65pg.HbA2(血红蛋白A2)筛查孕妇和配偶地贫的效果不同类型间差别较大,对于p型地贫和中间型a地贫具有较好效果,新生儿地贫筛查则需要综合考虑Hb A、HbA2、Hb Bar',s和Hb F,并且对于新生儿p地贫的效果更好.HbA2筛查α地贫基因携带者、p地贫基因携带者、中间型α地贫、标准型及以上α地贫和中间型β地贫的ROC曲线下面积,在受检孕妇中分别为0.72、0.98、0.86、0.74和1.00,在受检配偶中分别为0.82、0.97、0.94、0.91和0.97.Hb A2筛查α地贫的最佳切值,孕妇为小于2.45和大于3.75,配偶为小于2.55和大于3.45；HbA2筛查β地贫的最佳切值,孕妇为大于3.25,配偶为大于3.45.Hb A、Hb A2和Hb Bar',s筛查新生儿α地贫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35、0.54和0.35,HbA.Hb A2和Hb F筛查新生儿p地贫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1、0.52和0.10.6.2.2并联筛查和夫妇同时筛查均具有更好效果,但成本相对较高结果显示单一筛查指标均存在不足,地贫筛查需要多指标联合筛查,基于孕妇的MCV/MCH和Hb A2串联筛查(简称“方案一”)、基于孕妇的MCV/MCH和Hb A2并联筛查(简称“方案二”)和基于孕妇夫妇双方的MCV/MCH和Hb A2的串联筛查(简称“方案三”)均具有较好的产前地贫筛查效果.在13284对夫妇MCV/MCH、Hb A2和地贫基因检测结果齐全者中：筛查同时携带α地贫夫妇的漏诊率、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方案一分别为50.68%、49.32%、98.77%、40.37%和99.14%,方案二分别为11.76%、88.24%、85.13%、9.12%和99.77%,方案三分别为11.31%、88.69%、59.86%、3.60%和99.68%；筛查同时携带α0地中海贫血或血红蛋白H病夫妇的漏诊率、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方案一分别为17.46%、82.54%、98.35%、19.26%和99.92%；方案二分别为4.76%、95.24%、88.18%、3.70%和99.97%：方案三分别为3.17%、96.83%、59.31%、1.12%和9.99%；对于漏诊率,方案一和方案二间(χ2等于3.938,P等于0.0472<,0.05)、方案一和方案三间(χ2等于5.489,P等于0.0191<,0.05)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方案二和方案三间(χ2等于0.0,P等于1.0>,0.05)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方案一平均每发现1对同时携带α0地中海贫血或血红蛋白H病的夫妇需要37049.23元,方案二则需要50836.00元、方案三则需要40321.64元.筛查同时携带β地贫夫妇的漏诊率、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方案一分别是11.11%、88.89%、100.0%、100.00%和99.98%；方案二分别是0.00%、100.00%、95.55%、4.38%和100.00%；方案三分别是0.00%、100.00%、91.69%、2.39%和100.00%.方案一平均每发现1对同时携带β地中海贫血基因夫妇需要27166.40元,方案二则需要49837.86元、方案三则需要45429.29元.6.3广东省基层医疗保健机构提供地贫防控服务的能力普遍存在不足,地贫防控服务可及性不够6.3.1广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存在提供地贫防控服务不足的现象,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地贫防控服务的状况和能力差别较大.共调查104家机构,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区的被调查机构中,开展遗传咨询、血红蛋白电泳筛查分析、地贫基因检测的分别占51.92%和28.85%、69.23%和57.69%、53.85%和44.23%.医疗卫生机构是否开展遗传咨询服务主要与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妇产科门诊数相关,而妇产科门诊量是决定是否开展地贫筛查和诊断服务的关键.6.3.2广东省基层医务人员普遍缺乏地贫防控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医务人员对地贫防控的认识不足,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区.1833例被调查医务人员中,3年内接受过地贫防治相关培训的,妇产科人员31.71%、儿科专业人员26.33%、实验室人员16.19%、超声人员12.50%.被调查者中,知道血常规(MCH/MCH)可筛查地贫的只有51.94%、知道血红蛋白电泳可筛查地贫的只有45.50%、认为同型地贫夫妇胎儿需要产前诊断的只有55.65%、6.71%的认为不能有效预防重型地贫新生儿出生、10.09%则不知道是否可预防重型地贫新生儿出生、92.80%的认为地贫重在预防重型病例出生、54.12%的不知道广东人群地贫基因携带率.557位产科医生中,只有32.32%(180)回答孕11-14周经腹绒毛活检术,37.88%(211)回答孕16周以上羊膜腔穿刺抽取羊水术,35.73%(199)回答孕23周以上脐静脉穿刺术.6.3.3婚检和产检对象对地贫知识的知晓度较低,掌握正确地贫防控知识的比例较低,从而影响了接受地贫防控服务的态度和依从性.5790例被调查者中,27.69%的被调查对象不知道地贫,而知道地贫的被调查者中,只有75.93%的认为地贫是遗传病、33.25%的认为地贫可有效治愈、67.44%的认为可预防地贫患儿出生(这些人中14.37%的认为预防地贫出生的方法是预防用药、8.54%的人认为是注射疫苗)、只有31.23%的认为夫妇携带同型地贫基因则胎儿需要产前诊断、18.15%的不知道预防地贫患儿出生的时机、通过医生获得地贫知识的只有26.70%；被调查者中,有21.00%的认为没有必要在孕前或孕期进行地贫筛查、婚检产检时接受医生建议进行地贫筛查的只有68.44%、28.01%的不愿意接受免费地贫筛查、只有68.64%的认为重型地贫胎儿需要人工终止妊娠、高达15.53%的认为重型地贫胎儿应该出生由政府和社会抚养.听说过和没听说过地贫的被调查者中,认为没有必要筛查地贫的分别占13.06%和41.73%、接受医生建议筛查地贫的分别占70.72%和58.64%.来自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的被调查者中,知道地贫的分别占82.62%、51.02%、71.63%和66.78%.另外,婚检和产检男女双方对地贫防控认识不一致时也会影响接受地贫防控服务的依从性.7、主要结论7.1地贫是广东省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人群地贫基因携带率较高且较稳定的时代遗传,地贫防控需要纳入政府长期公共卫生策略和预算.7.2 MCV/MCH或Hb A2产前筛查地贫具有较好的成本效果,各指标并联筛查或者夫妇同时接受筛查进行产前地贫防控效果更好,应该作为广东全省推广的地贫筛查方案.7.3广东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及医务人员提供地贫防控服务的能力不足,进一步加强基层地贫筛查诊断实验室建设和普及地贫防控知识技能培训是产期地贫防控取得成功的重要技术保障.7.4服务对象的地贫的了解不够,接受地贫防控服务的意识较低,开展广泛的地贫防控社会教育是地贫防控工作重要基础性环节.8、防控策略根据广东省地贫基因携带率、遗传规律和出生数预测,全省每年因地贫导致的直接疾病治疗负担超过10亿元,防控形势严峻但防控能力和投入不足,建议实施以下地贫产前综合防控策略：8.1政府财政每年预算2-3亿元专项资金为婚检、孕前和产前检查对象开展免费地贫筛查、诊断、产前诊断和干预.筛查方案应采用夫妇同时进行MCV/MCH和Hb A2串联筛查.逐步为新生儿和育龄夫妇建立地贫基因电子健康档案.8.2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广泛开展地贫防控社会教育,提高公众地贫防控意识和选择权.8.3对广东省医护人员开展地贫防控全员培训,纳入公需培训课程.8.4政府资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地贫相关检测分级实验室体系.8.5建立覆盖全省的地贫产前诊断转诊网络.9、本研究具有的特色和创新之处9.1按地市抽样,样本量较大,既能反映全省地贫发生状况,又能反映各地市地贫发生状况.9.2能够全面评估血常规(MCV、MCH)联合血红蛋白组份分析进行地贫产前的成本效果.9.3从地贫防控服务提供者角度和接受者角度综合评估地贫防控服务现状.10、存在不足10.1本研究推荐的优化地贫产前筛查方案的可行性和效果还需要更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实证研究.10.2本研究重点是现状的调查和评价,

第三篇妇产科医生论文范文模板：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关系的模型研究

目的：我国公立医疗机构是维护卫生事业公益性的主要依托力量.有效调动医务人员工作士气是增强公立医疗机构主体地位,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其中对医生的激励更是尤为关键.但是,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及体制失范,当前医生群体的工作与情感状态及流失动态却令人担忧,如工作不满意程度上升、心理倦怠现象日趋严重、离职甚至弃医形势严峻等,这对医生本人的身心健康、服务质量和医患关系都产生了消极影响.目前,国内已有关于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或离职的研究大多属于理论论述或典型调查,专门针对公立医疗机构临床医生的大规模实证研究较少,而关于这三个工作态度概念之间整体结构关系的系统化研究更是处于空白.此外,现有研究多半直接采纳国外相关成熟量表作为工具,缺少中国医生的特色元素；在研究方法上以统计描述、简单推断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为主,对混杂因素和测量误差的控制不足.

鉴于此,我们开展本项调查研究,目的是立足于医方视角,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自行编制更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了解医改进程中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态度的流行现状、分布差异与存在的问题,检验医生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之间的影响路径关系,致力于构建三者综合潜在结构模型,同时挖掘有关作用因素的深层次原因与机制,并预测未来医生工作态度的情景发展模式,最终提出增强医生工作士气和稳定性的对策建议,为相关部门或机构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以期改善医生工作环境,提高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

方法：本课题采用理论逻辑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描述性分析与解释性研究相结合,以定量研究为主、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现状分析与未来情景预测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具体研究.首先采用文献归纳方法构建指导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模型,再根据研究目标将该架构演绎成具体假设,进行理论检验.

定量问卷调查：在参考相关文献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访谈、专家咨询及预调查等程序,自行编制《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问卷》作为工具,以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为对象开展横断面现况调查.选择综合经济实力和医疗事业发展处于国内中等水平的湖北省为调查现场,根据测算所需样本量(1445人),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技术,于2010年3-4月在武汉、十堰、荆门三样本市67家公立医疗机构(9家*、18家二级、40家一级)中发放调查问卷1600份,由被抽中医生自填后回收问卷1497份(93.56%),有效问卷1451份(96.93%).借助SPSS16.0及AMOS7.0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探索性与验证性因素分析、描述性分析(均数、标准差、构成比)、单因素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非参数检验)、多因素分析(混合线性模型、一般线性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

定性访谈调查：个人深入访谈对象包括医生、机构管理者、卫生行政部门人员三方.根据不同对象分别制定相应的访谈提纲,运用一定的访谈技巧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一共深入访谈了24位临床医生(每个样本市中每级医疗机构2-3位)、14位医疗机构管理者和7位卫生行政部门官员.专题小组讨论主要针对医生进行,在每个样本地区各级机构中进行1组讨论,共完成9次小组讨论,并注重对访谈过程的质量控制.通过阅读过录文本、编码、属性(主题)归类等步骤整理和解读访谈资料,为进一步解释定量研究结果关系及探寻有关影响因素的深层次原因及未来情景预测提供信息.定性访谈调查开展时间为2010年10-11月.

情景预测(政策)分析：根据定量与定性的研究结果,识别出影响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态度的关键事件,结合知情人访谈对这些关键权变要素的变化作政策分析与趋势判断,基于一定的组合方式构建出未来(5年)医生工作态度的情景发展模式,并选择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状态.

结果：(1)调查人群基本特征：男性占多数(66.2%),平均年龄35.3岁,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77.7%),受教育水平以本科居多(54.2%),76.3%的医生职称为主治医师及以下,其中无职称者占11.3%,内外科医生共占54.7%,妇产科与儿科医生分别占9.1%和3.4%,医技科室医生占11.2%,医生收入在1001-2000元最多(37.0%),其次为2001-3000元(29.6%),82.2%的医生为正式在编.*机构594.人,二级机构489人,一级机构368人.

(2)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医生工作本身满意度包含工作匹配、职业特征和工作自主权3个要素(58.79%),医生工作内部环境满意度包含人际关系、工作条件和支持系统3个要素(60.38%),医生工作回报满意度包含薪酬奖励和内在发展2个要素(61.83%),医生组织管理满意度包含制度建设和领导行为2个要素(63.86%),医生社会执业环境满意度包含宏观政策、社会舆论和医患关系3个要素(62.79%)；医生职业倦怠包含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3个要素(57.33%)；医生离职意向包含离职意向1个要素(65.17%).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医生工作满意度简化五因素模型Model A2',(13个指标)能够被样本数据支持(GFI等于0.933, RMSEA等于0.075, RMR等于0.024),二阶测量模型Model A3拟合效果并未显著变差(⊿CMIN等于10.163,⊿DF等于5,P>,0.05),医生职业倦怠调整三因素模型Model B2 (11个指标)达到拟合标准(GFI等于0.965,RMSEA等于0.068, RMR等于0.047),二阶测量模型Model B3与之为等值模型.医生离职意向单因素测量模型ModelC(3个指标)为饱和模型.

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医生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10、0.848、0.766,医生工作满意度各维度的Cronbach',sα位于0.798.～0.924之间,医生职业倦怠各维度的Cronbach',sα都在0.75以上

(3)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态度现状：医生工作总体满意度均分为2.98,工作本身满意度(3.61)得分较高,社会执业环境满意度(2.62)与工作回报满意度(2.64)得分较低,而对职业特征与领导行为要素的满意度也较低.来自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医生在工作本身满意度、组织管理满意度及执业环境满意度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不同级别机构的医生在工作内部环境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度、社会执业环境满意度和工作总体满意度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医生情感耗竭(3.45)和人格解体(3.56)得分较高,而在成就感低落(2.18)上心理体验较小,在这三个维度上倦怠检出率分别为67.0%、68.6%和5.8%.医生职业整体倦怠的分布为：重度倦怠(3.2%)、中度倦怠(48.2%)、轻度倦怠(35.4%)和零度倦怠(13.2%).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不同级别机构的医生之间在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职业整体倦怠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一级机构医生成就感低落相对较高.医生离职意向的均分略超过中值强度(3.18),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医生在离职意向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不同级别机构的医生之间离职意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4)人口社会学因素简单效应分析：性别因素在社会执业环境满意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年龄因素在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及总体满意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趋势；受教育水平因素在工作内部环境和社会执业环境满意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职称因素在工作本身、工作内部环境、工作回报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主治医师的工作满意度最低；科室因素在工作本身和社会执业环境满意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月平均收入因素在工作回报、社会执业环境和总体满意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除了工作本身满意度外,聘用形式因素在其它维度和总体满意度上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非正式编制医生高于正式编者.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称、科室及聘用形式的医生在情感耗竭与人格解体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除婚姻状况以外,在其它人口社会学因素上医生成就感低落差异也都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此外,不同性别、年龄及月平均收入的医生之间离职意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5)在控制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年龄、职称、月平均收入、聘用形式变量的情况下,领导行为(0.310)、工作匹配(0.231)、薪酬奖励(0.196)、制度建设(0.183)、医患关系(0.144)、工作条件(0.092)、宏观政策(0.085)和工作自主(0.084)是医生工作总体满意度的显著决定因素,但这4项人口社会学因素均不再显著.混合模型随机效应中代表机构差异的估计值(即uoi方差)为0.0013(P等于0.571),显示不存在数据聚集性.

在固定了人口社会学变量的情况下,工作本身满意度(-0.166)、工作回报满意度(-0.084)和执业环境满意度(-0.096)对医生情感耗竭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R2等于0.350),职称、科室变量仍显著；工作本身满意度(-0.056)、工作回报满意度(-0.150)和执业环境满意度(-0.319)对医生人格解体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R2等于0.511),年龄、受教育水平、职称、科室变量仍显著；工作本身满意度(-0.355)对医生成就感低落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R2等于0.398),婚姻状况、职称变量仍显著.逐步Logistic回归模型Model H3显示：工作本身满意度(OR等于0.687)、工作回报满意度(OR等于0.709)和执业环境满意度(OR等于0.475)对医生整体职业倦怠具有显著影响,科室变量仍显著,聘用形式则变为不显著；此外,科室与工作总体满意度之间对职业整体倦怠存在交互作用(Model H4).

在控制了人口社会学变量的情况下,工作本身满意度(-0.060)、工作内部环境满意度(-0.075)、工作回报满意度(-0.084)与组织管理满意度(-0.142)对医生离职意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R2等于0.297)；当纳入职业倦怠后(R2等于0.412),情感耗竭(0.135)对医生离职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年龄变量仍显著,但工作本身满意度不再显著(P等于0.055),工作回报满意度(-0.073)的参数估计值变小.此外,模型Model K4结果显示(R2等于0.456)：工作总体满意度(-0.193)、工作易获性(-0.642,高易获为对照)对医生离职意向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进一步由Model K6(R2等于0.468)得出这二者之间及年龄与工作总体满意度之间还存在交互作用,医生职业整体倦怠对离职意向则存在显著正向影响(0.189).

(6)结构方程潜在模型Model R表明：医生工作满意度(γ11等于-0.70)对职业倦怠具有显著直接效应(*C等于0.62),工作满意度(γ21等于-0.32)和职业倦怠(β21等于0.18)对离职意向具有显著直接效应(*C等于0.47),而工作满意度通过职业倦怠还对离职意向产生一定的间接效应(-0.70×,0.18等于-0.13,P<,0.01).无论在总样本、还是不同地区的单个样本上,模型整体拟合度都基本达到可接受水平且差异较小(总样本：GFI等于0.908, RMR等于0.053, RMSEA等于0.087).由多样本恒等性模型检验显示,三个不同地区的样本在因素载荷参数(△x2等于21.528,ADF等于16,P>,0.05)与结构路径系数(△x2等于14.207,△DF等于6,P>,0.05)上满足等同性,但在结构协方差、解释误差协方差与测量误差协方差上不恒等(P<,0.05).

(7)医生离职与留职原因的定性调查：共13位(13/69等于18.84%)医生回答表示“曾经有过离开想法或正在考虑”,其中10位(76.92%)医生提到医院管理制度及领导方面,9位(69.23%)医生提到机构薪酬、福利待遇方面较差,其次是职业上升发展空间受限(7,53.85%).关于“目前仍留在本机构工作”的原因：有41位(41/69等于59.42%)医生认为工作比较有保障,27位(39.13%)表示单位收入和工作条件还可以,24位(34.78%)提到当前新工作不好找的因素.

(8)医生工作态度情景预测分析：机构领导的管理能力、收入水平与分配合理性、工作属性优化与职业发展、政府责任承担及执业环境改善是影响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态度的4项关键事件.在政策分析基础上进行情景模式构建：乐观情景(其余不变、至少2项趋好)；缓慢改善情景(其余不变、1项趋好；或2项趋好、1项趋差)；维持现状情景(4项均不变；或1项趋好、1项趋差)；悲观情景(3项不变、1项趋差；或2项趋差).经专家综合预测,这四类情景的发生概率分别为0.17、0.42、0.31、0.10.

结论：

①经多样本交叉检验,本研究编制的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与离职意向问卷信度、效度符合心理学的测量要求,经修订后具备在医生群体中推广使用的价值,

②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士气有待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并不乐观；工作稳定性不足,但没有预期那么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不同级别机构的医生工作态度存在一定差异,但分布不具有完全一致性,且不足以解释相互关系,

③与个体属性因素相比,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总体满意度主要受外部情景属性要素的决定作用,31～40岁年龄段、中级职称的医生是最不满意群体.相对而言,医生对组织管理的满意度与工作总体满意度的关系最为密切,

④妇产科、儿科与急诊科医生产生职业倦怠的风险相对较高,工作本身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度与社会执业环境满意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医生职业倦怠,且科室因素对医生工作总体满意度与职业整体倦怠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⑤医生离职意向受个体因素、对工作与组织的态度因素和外部市场条件因素的共同影响.男性、31-40岁的医生离职意向较高,医生情感耗竭作为工作本身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度与离职意向之间的*变量而存在,年龄、工作的易获性对医生工作总体满意度与离职意向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⑥作为综合性的潜在概念,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职业倦怠对工作满意度与离职意向之间的关系产生部分的*效应,结合结论⑤,本研究认为该效应很可能主要来源于其情感耗竭维度,且该模型关系敏感性较低,

⑦机构领导的管理能力及政策水平、收入水平与分配合理性、工作属性优化与职业发展、政府责任的承担及执业环境改善是影响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工作态度的关键性事件,属应优先解决的问题,未来可能出现4类情景模式,在现有制度安排下,预测以缓慢改善或维持现状可能性较大,需加大政策干预力度.

政策建议：①政府宏观层面：科学核准技术劳务价值,整体提高医生收入待遇标准；优化医疗执业环境,减轻医生职业风险的压力；提高公立医疗

第四篇妇产科医生论文范例：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研究

研究背景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卫生工作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虽然我国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村居民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健全,但是,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农村卫生资源远远无法满足农村居民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需要,农村居民疾病负担比较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然困扰着相当地区的农村居民,如何提高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如何切实改善农村地区医疗环境,让农民能够踏实地用得上经济有效的卫生技术和诊疗手段是解决当下农村卫生问题的关键.因此,为农村地区提供符合当地需求、安全、有效、可接受性强、经济适用、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卫生适宜技术日益受到社会关注.2008年《卫生部关于加强适宜卫生技术推广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依靠卫生科学技术进步,研究农村卫生技术需求,加强面向农村的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工作,是全面贯彻我国卫生和科技工作方针,促进卫生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农村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是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的重要措施”.2009年我国新医改方案再次强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使用适宜技术、适宜设备和基本药物,大力推广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为城乡居民提供安全有效和低成本的服务”.

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研制了一大批卫生技术,并加入到了卫生部“面向农村和基层推广医药卫生适宜技术十年百项计划”的清单,如何在众多的卫生适宜技术中选择出适合于不同地区的技术,使之切实服务于我国农村居民、真正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环境,是该计划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需求性是卫生适宜技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和筛选的重要依据,也是影响后继技术推广效果的主要因素.因此,评估和筛选适合于我国农村基层推广应用的卫生技术,首先必须了解项目推广地区的卫生需求情况,这是保证筛选出农村地区真正急需、可行、适宜、有效的卫生技术的必要和首要步骤.由此,课题组首先进行了农村基层卫生需求调查研究,为卫生技术的进一步评估提供理论依据和方向参考.在充分了解农村基层卫生需求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对各项卫生适宜技术进行科学评估是确保筛选结果准确的必要步骤.本研究在选择卫生适宜技术评价方法时,首先选用了国际上公认的“金标准”—循证医学系统综述评价的方法,对各项卫生适宜技术逐一进行系统综述评价,以期形成完整的系统综述.基于我国农村基层医疗环境和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特点,我们发现单纯依靠“金标准”-系统综述评价的方法不适用于我国现有的全部卫生适宜技术,因此,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选择综合评分法进行卫生技术评估,选用的指标体系为应用较为成熟的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现有的卫生适宜技术中包括相当一部分疾病综合防治策略类技术,由于这一类技术主要是通过防治网络的建立或健康宣传等手段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其技术特性等指标不易量化,因此,不适用于依据指标体系的评价方式,目前,对于这一类技术缺乏可参照的评价方法,通过理论考证和专家咨询,本研究设计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对这一类疾病综合防治策略类技术进行全面评估.最后,在充分考虑地方卫生需求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卫生技术评估结果,拟定适合于各项目的推广应用的卫生适宜技术清单.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为根据需求研制综合性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方法,遴选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清单,为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服务.具体的研究目的包括：明确农村卫生适宜技术需求；研制综合性的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方法；提出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清单；形成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政策建议.

研究方法

在对农村基层卫生适宜技术需求展开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卫生技术评估的具体方法对我国农村适宜技术进行一系列评估筛选综合研究.主要研究范围为河南省、宁夏地区和山东省,主要研究对象为卫生部面向农村基层推广适宜技术“十年百项计划”第二轮第5至7批卫生适宜技术.

(1)农村卫生需求调查

本研究参考2005年各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7个项目省中抽取项目实施较好的宁夏、河南两省为调查范围,在每个省中抽取两个示范县.基线资料由总课题组统一提供,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县乡村*医疗机构随机抽取基层医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工具主要为基线调查表和卫生适宜技术需求调查表,采取提前通知医院组织医生,调研员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中对符合条件的医生统一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资料的分析主要为描述性分析和单因素统计推断,建立Microsoft Access2003数据库,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软件.根据研究目的,依据国际疾病分类编码ICD-10对诊疗困难的疾病进行分类.

(2)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的循证医学系统综述评价

本部分研究主要采用系统综述评价的方法具体评价第5至7批共20项适合做系统评估的卫生适宜技术,通过专家咨询和文献查阅等方法确定文献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制定检索策略和证据质量评价标准.数据分析方法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和Meta分析,诊断性试验使用Meta-disc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应用灵敏度、特异性、阴阳性预测值以及拟合sROC曲线等指标合并统计量；干预性试验采用RevMan4.2软件进行Meta分析,数值变量和分类变量资料在进行合并统计量时,分别采用加权均数差和相对危险度、比值比.

(3)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综合评分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山东、河南和宁夏地区作为具体研究范围,每个项目省根据经济发展条件抽取2-3个县(或县级市),选取当地卫生医疗机构选取工作经验较丰富的业务骨干和专家,原则上是相应科室的全部资深专家(从医年限5年以上.主要调查工具包括专家基本情况表及卫生适宜技术综合评价表,选取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作为本研究的指标体系,将本次待评价的卫生适宜技术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和公共卫生技术六个具体类别,具体赋值办法为集中组织专家、单独直接赋值.将录入的卫生技术单个指标评分数据库由Epidate数据格式转变为Visual FoxPro格式,同时建立卫生技术评分和评价指标数据库表,编写相应的Visual FoxPro程序,获得每一个专家对各项卫生技术间的综合评价,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各类技术的综合评价值,逐一计算各项技术的综合平均得分,按照各项技术的综合得分值对卫生技术按照类别进行统一排序.

(4)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定性评价

专家的选择采取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由抽取的访谈人员推举对该研究有经验的其他专家加入访谈.访谈方式主要采取调查人员与指定专家一对一地进行个人深入访谈的具体模式.访谈内容和访谈提纲均提前通过专家咨询或小组讨论一致通过.访谈具体内容由各组访谈人员整理成册,统一编码,小组讨论和专家咨询结合对访谈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

主要研究结果

1)充分了解农村卫生适宜技术需求

通过调查明确了县乡村主要健康问题、供方卫生技术需求和常见病技术需求,

通过有技术需求疾病和纳入本研究的卫生适宜技术做归类对比,发现本次评估筛选的技术能够满农村常见病卫生需求,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方向正确,能够在需求性的基础上评估筛选卫生适宜技术,

部分地区存在潜在的、未得到满足的卫生技术需求,如职业病、精神类疾病.

2)通过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系统综述、综合评分和定性评价的综合性评估方法,对待评卫生技术进行了全面评估,并结合卫生需求调查结果和各地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提出各项目地拟推广应用的卫生适宜技术清单.

3)形成了以卫生需求为基础,以系统综述、综合评分和定性评价为具体步骤的综合性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方法,并提出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政策建议.

4)各种评估方法研究结果：

①本研究所涉及的二十项卫生适宜技术的系统综述评价结果总体情况不佳,能够最终用Meta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的技术共计3项；能进入Meta分析具体实施环节分析得出部分关于效果等方面结论但是无法完成全部步骤的技术共计5项；经文献检索和文献质量评分无法进入Meta分析程序,但是能够得出部分结论的技术为7项；因无文献支持而无法进行分析的技术为5项.可见由于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的自身特点和Meta分析的具体要求,仅应用Meta分析一种方法无法对所有项目进行评估,必须寻找其他评估方法互为补充、互为参考.

②各项技术分值相差不大,三个项目省分值较高或较低的技术具有共性(诊疗疾病的患病率较高或较低)；综合各地区评分结果,内、外科技术的赋值结果分布最为接近(准确度较高)；综合分值较高的技术与卫生需求调查中诊治常见病技术或急需的技术类别高度一致.

③针对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技术受认可程度高；部分卫生技术所包含的治疗方案较陈旧、所需药物基层难以获得、技术要求操作水平高于基层医疗机构所能达到的水平,不宜推广；大多数技术推广存在困难,最主要为人员配置和资金不足；获得每项定性评价技术的推广结论和建议.

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综合性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方法适用于我国农村地区卫生技术的筛选

本研究建立了以卫生需求为基础的综合性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方法,针对不同特征、不同类型的卫生适宜技术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估,主要包括循证医学系统综述评价法、综合评分法和定性访谈法,几种方法互为补充,经实践证明,该方法科学可行、系统全面,能够为我国农村真正筛选出适宜的卫生技术.

2.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基本能够满足农村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技术均能在本次评估的技术清单中找到,而本次评估筛选出来适合推广的技术基本上涵盖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范围,说明目前我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基本能够满足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要求.

3.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项目存在的不足

本研究通过农村卫生需求调查,以及对卫生部面向农村基层推广适宜技术“十年百项计划”第二轮计划第五至七批共37项西医范围的卫生适宜技术进行系统综述评价、综合评分和访谈研究,发现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的筛选和推广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

(1)部分卫生适宜技术本身存在不足

(2)现有技术适用范围区分有待明确

(3)卫生适宜技术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基层卫生需求

(4)部分适宜技术在基层医疗机构的适宜性差

(5)政府投入相对不足

建议

(1)重视和增加卫生适宜技术理论研究,提高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文献质量鼓励基层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县级医疗机构的医生展开对适宜技术的理论研究,着重对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等具体指标进行临床观察,并整理成高质量的文章,提高卫生适宜技术的文献质量,为科学地评价技术特点,以及技术的开展和终止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2)建立健全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制定标准

建立卫生适宜技术制定标准,根据农村卫生需求,制定适用于我国农村的卫生适宜技术.需要注意尽量使用农村地区可及的设备和药品.

(3)完善技术对于适用范围规定,根据需求增加技术种类

针对不同基层卫生机构的特点和技术需求,将适宜技术明确区分为适于县级医疗机构、适于乡镇卫生院和适于村卫生室等级别,因地制宜,不但有利于完善筛选体系,也提高推广应用的效率.

同时,根据农村地区卫生需求,增加针对如职业病、精神疾病等病种的诊疗新技术,同时增加慢性肺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技术.

(4)政府增加支持力度

增加政府或上级部门的支持力度,从经济、人员和组织协调三个方面分别给予适宜技术推广应用的支持和便利,才能真正保证卫生适宜技术真正适用于农村基层,保证技术

第五篇妇产科医生论文范文格式：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研究背景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我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内容也随之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加突出基本医疗和初级卫生保健任务,以满足基层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而执行这些任务的主要力量是全科医生.因此,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质量与全科医生队伍质量密切相关.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日益受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有关全科医生综合素质方面研究已陆续有较多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有关全科医生岗位培训和转岗培训效果方面研究,侧重于对全科医生培训内容、培训需求、培训效果等的分析研究.第二类,是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服务能力绩效的评价,主要侧重于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服务的数量、服务的质量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第三类,属于全科医生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阶段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反映的仅仅是这一阶段培训要求的研究.但是,对于有关全科医生个体综合素质评价方面的研究很少,至今没有全面、综合的全科医生综合素质方面的评价方案.

目前,我国全科医生的综合素质与老百姓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为了增强基层卫生的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医,为居民提供便捷、可及性好、服务能力强的卫生服务,政府出台了多个有关支持基层卫生发展的政策文件,并加大对基层卫生服务的软硬件投入和建设.但是,一方面,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队伍建设和医疗服务能力的差距,对全科医生的工作要求和服务效果也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明确的全科医生职能的界定,尽管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有关的支持基层卫生服务的政策,各地赋于全科医生实际工作职责也不尽相同,对全科医生能力要求并不统一,因此,至今尚无普遍适用于各地区、专门衡量全科医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办法,也尚无适用于某地区的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

本研究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开展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本研究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基于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趋势的政策分析,二是基于文献调研和多学科视角的理论分析,三是基于广西基层医疗卫生状况调查的实证分析.同时,在深入分析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发展状况以及全科医生的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前言,第二章文献综述和理论研究,第三章广西全科医生岗位综合素质需求调查研究,第四章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第五章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研究,第六章全文总结.

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旨在以广西为研究现场,通过对广西农村和城市社区广泛的、深入的、多元的、多形式的调查,获取可靠的、丰富的、全面的结果,构建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以指导广西基层全科医生人才队伍的建设,评价全科医生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基层医疗卫生的服务水平.本研究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对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借鉴价值.

研究目的：

(1)分析广西全科医生岗位综合素质需求状况,

(2)构建专门针对广西全科医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3)评价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现状,发现和分析存在问题,

(4)提出加强广西基层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建议.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全科医生定义为接受过各种形式的全科医学培训学习(包括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全科医生在岗培训、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等)、获得政府认可的培训证书并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以及以下医疗机构工作的医生.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政策分析、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三者的结合.

1.研究现场与样本

(1)研究现场

本研究现场是根据2009年广西经济发展状况,将广西14个市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本研究选取分别代表三个不同层次经济状况的南宁市、桂林市、玉林市等三个城市作为研究现场.

(2)研究样本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以研究现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全科医生作为研究样本群体.在研究广西全科医生岗位综合素质需求状况时,随机抽取研究现场总共为3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1个乡镇卫生院的102名全科医生作为研究样本；在研究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应用时,随机抽取研究现场共1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6个乡镇卫生院共57名全科医生为研究样本.

(3)专家遴选

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遴选对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熟悉、从事相关工作10年以上,就职于广西南宁市卫生行政部门、高等医学院校、各级医疗机构等有关专家50名.

2.研究内容和工具

(1)有关全科医生和综合素质的理论研究.运用文献法研究全科医生发生发展和综合素质现状理论.

(2)全科医生岗位综合素质需求调查.采用自制的问卷调查表对广西基层医疗机构的102名全科医生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全科医生对其岗位综合素质需求的认识.

(3)评价指标体系的初创.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初步创建广西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4)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采取专家咨询法和相关矩阵分析法,对初创指标进行筛选和优选,确定各级各个指标的权重.验证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5)确定指标测量标准.采用文献法结合工作实际,对指标做进一步说明,确定其测量标准.

(6)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采用问卷调查法将指标体系应用到广西基层医疗机构的57名全科医生进行自我评价,找出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合理化的改革建议.

3.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样本是全科医生和专家,由于他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和较强的理解能力,我们采取的是自行填写调查表方式,回收经审核有效后进行录入.

4.质量控制

本研究对参与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讲解,问卷材料附上重要参考资料,收集的信息双人数据录入等措施对调查质量进行控制.

5.分析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EXCEL2007建立的数据库进行统计学分析.用卡方检验和描述性分析等方法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资料于2011年4月12日至2012年3月28日期间收集完成.1.102名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发放调查问卷102份,问卷回收100份,回收率98%,有效率100%.回收100份资料中,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名,占60%,乡镇卫生院40名,占40%；年龄在20-30岁之间占22%,在31-40岁之间占50%,在41-50岁之间占18%,在51岁以上的占10%；工龄≥20年的占8%,工龄16-20年的占16%,工龄11-15年的占24%,工龄5-10年的占40%,工龄<,5年的占12%；本科占8%、大专占73%,中专占19%；高级职称人员占8%,中级职称人员占30%,初级职称人员占62%.

2.100名全科医生岗位综合素质需求认识调查情况

在调查的54项构成要素中,有9项要素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认为不属于全科医生综合素质范畴或认为不需要,其余的45项要素被100%的调查样本认为是全科医生需要的综合素质.针对有20%以上调查样本有意见分歧的四个方面,即卫生事业管理知识、组织开展教学工作、科研工作方面、卫生系统相关法学知识等,继续将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学历、职称越高,工作年限越长的全科医生对要素赞同率越高.除对卫生系统相关法律知识这项要素认识一致外,其他三项要素表现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赞同率比乡镇卫生院的全科医生赞同率高.

3.构建广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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