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博士论文范文参考 秘书博士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秘书博士论文范文参考：西汉孟、焦、京易学新探
2. 第二篇秘书博士论文样文：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
3. 第三篇秘书博士论文范文模板：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
4. 第四篇秘书博士论文范例：周必大年譜長編
5. 第五篇秘书博士论文范文格式：唐代小说的明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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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秘书博士论文范文参考：西汉孟、焦、京易学新探

人们将易学之流派分为象数与义理两大派,其实在《易传》那里本没有象数与义理之分,直至西汉孟喜、焦延寿、京房生活的宣帝(前73-49年在位)、元帝(前48-33在位)时期,才出现相对独立的象数派易学.象数派易学的产生自有其产生的原因与背景.西汉初期,由于人民流离失所、百废待兴,再加上刘邦对异姓诸侯的猜忌与打压,汉家王朝选择“黄老道学”作为治国理念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随着文、景之时国力的强盛及对同姓诸侯的铲除与打压,建立一种*集权式的国家已成为汉武帝上台后的心理诉求.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向武帝勾画出一幅达至“德润四海,泽臻草木,受天之佑,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之境的治国蓝图,其中亦含有对“天道”、“符命”等问题的回答,并反复强调礼乐教化的重大作用,“独尊儒术”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易经》亦随之以儒家经典的身份正式出现于汉家的政治舞台.而董仲舒“天人三策”中的灾异“谴告说”则为孟、焦、京《易》阴阳系统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政治氛围.儒术获得独尊地位的过程也正是武帝削弱诸侯王政治与学术力量,加强*集权与学术统一的过程.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立《五经》博士后,由于一直忙于征战,无暇顾及礼文之事,只到元朔五年(前124年)才听从丞相公孙弘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员,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吏才“彬彬多文学之士”.在此之前于孝景前二年(前155年)被立为河间献王的刘德修学好古,从民得善书之多与汉朝等,“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并立有《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尽管景帝中五年(前145年)以后不再令诸侯国设立博士,但河间献王此举早已受到武帝的猜忌.河间献王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来朝并献雅乐,归国后不久既在猜嫌忧愤中死去.而在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后的元狩元年(前122年),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弟弟衡山王刘赐则以谋反的罪名被诛,“党与死者数万人”,为刘安著《淮南子》的宾客们很少有幸免于此难者.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武帝在学术上的专制.

武帝的穷兵黩武与挥霍奢侈造成武帝一朝经济上由盛转衰,而他剥夺相权、游宴后庭、重用宦官、设立中朝则导致政治上的衰落.只到宣帝亲政后恢复相权、省却尚书,才带来西汉的中兴之局面.宣帝中兴时期正是孟、焦易学产生的时代,这时的学术背景是重师法、家法,且是经学内部急剧分化之时.由于宣帝不甚重儒术,为了防止好儒的太子即后来的元帝纯用儒术治国,便重用中书宦官弘恭、石显等.这又为元帝时的政治壅塞及西汉的再次衰落埋下了伏笔.

博士制度的演变可以反射出西汉整个学述发展的脉络,从中我们可以更好地为孟、焦、京易学产生的背景及在西汉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行定位.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前的博士主要是“掌通古今”,与《五经》博士相比较来说,他们可以叫做诸子传记博士.由于汉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所以这时的这些博士都是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武帝立《五经》博士后,特别是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后,通经致用逐步成为文人走向士途的唯一途径.随着经学内部的进一步分化,至昭帝时,乃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而至宣帝末更倍增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可见,这是一个加倍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家法、师法林立,受利禄的诱惑,冗长而繁琐的今文经章句之学泛滥,所以才导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的局面,以至于后来刘歆等争立《左氏春秋》、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并掀起以训诂举大谊及以传解经为特色的古文经学学术之新风气.孟、焦、京易学正是在今文经学急剧分化之时被立于学官的.宣帝是武帝时卫太子的孙子,他听说卫太子喜欢《谷梁春秋》,便有意将《谷梁春秋》立于学官.在宣帝的支持下习《谷梁》者经过与治先立于学官的《公羊春秋》者进行激烈的争论之后,《谷梁春秋》最终于甘露三年(前51年)被立于学官.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亦借此机会被立于学官.昭帝至宣帝初,丁宽的学生田王孙为《易经》博士,后来博士缺,众人推荐田王孙的学生孟喜时,宣帝听说孟喜改师法,没有任用孟喜,而拜孟喜的同门师兄施雠为博士.尽管孟喜因诈言从其师处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失去了一次做博士的机会,但由于董仲舒、夏侯始昌、夏侯胜等阴阳灾异说已为宣帝及众人所普遍接受,所以《孟氏易》在《梁丘易》被立于学官之前仍被立于学官.京房虽然被石显等人迫害致死,但当时阴阳灾异说已成为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京氏易》在元帝时依然被立于学官.

据《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可知,王同-杨何、丁宽-田王孙两支易学皆祖田何,另外还有韩婴、淮南九师、费直三支易学有可能不直接源于田何.从帛书《周易》所出马王堆汉墓墓主的生活年代与长沙国在汉初的政治地位与地理位置等因素来看,墓主直接从田何处学《易》的可能性不大,帛书《周易》可能是楚地流传的一个《周易》版本,淮南九师有可能采纳过帛书《易传》的内容.但从帛书《易传》的内容来看,他与田何今文易系统仍有紧密的联系,其祖本与田何所传一定有许多相通之处,我们仍应把帛书《易传》视为研究西汉今文《易》系统的重要材料.有可能在武帝于元朔五年(前124年)置写书之官、建藏书之策,并将这些书充于秘府之后,帛书《周易》就弥而不彰了,而于成帝时校秘书的刘向有可能见到过帛书《周易》经、传之版本.

施雠、孟喜、梁丘贺虽同为田王孙的弟子,但他们三人分别代表不同的易学趣向.武帝立《五经》博士后,从田何那里分出的王同-杨何一支易学首先取得官学的地位,且后来在武帝一朝一直比较得势.丁宽在吴楚等“七国之乱”时曾作为梁孝王的宾客及将军巨吴楚之兵.平定“七国之乱”后梁孝王因骄奢过度而受到景帝的猜忌,梁孝王因此最后在郁闷中去逝.之后,丁宽像梁孝王身边其他的游士一样返归老家,以授《易》与著书为生.丁宽因做过梁孝王的宾客在武帝朝是被打压的对象,这或许是丁宽一支易学在武帝一朝弥而不彰的直接原因.直到昭、宣之时,丁宽的学生田王孙才成为《易经》博士.施雠从童子时即从田王孙受《易》,且为人谦让,常称学废,他一定是死守师法的代表.梁丘贺本来师从杨何的弟子京房受《易》,后因此京房出为齐郡太守而更事田王孙.由于他和他的儿子梁丘临专行京房法,说明他主要传承的还是王同-杨何-京房一支易学体系.孟喜的父亲孟卿与善言阴阳灾异的《公羊》大师眭孟同师,孟喜喜欢阴阳灾异说或许受他父亲的部分影响.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不可能从田王孙处得到,因为当时以《公羊春秋》言灾异的董仲舒及以《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言灾异的夏侯始昌与夏侯胜在此之前皆早已受到皇帝的重视并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当另有来源.尽管如此,由于孟喜因此而落下一个改师法的坏名声,所以即使后来《孟氏易》被立于学官,他所教授的《易》阴阳系统的内容可能并不多.但后世归于孟喜的“卦气”思想仍然为西汉的《易》阴阳系统的兴起做了很好的铺垫,而孟、焦、京易学与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天人一体的宇宙式图观念又密切相关.这一点从睡虎地秦简《日书》及古代式盘等出土资料可以得到佐证.但孟氏“六日七分”图与这些式图观念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焦延寿与京房所传《易经》与施、孟、梁丘经有很大区别,所以班固说他们师徒两人独得隐士之说.焦延寿告诉京房说曾经从孟喜问过《易》,所以京房认为延寿《易》即孟氏学.尽管孟喜的学生们不肯承认这一点,但从焦延寿“爱养吏民,化行县中”及终生为小黄令的高尚品格,且他本人也过着半隐居式的生活来看,焦延寿没有欺骗京房的必要,但焦延寿之《易》阴阳系统当另有来源,不会直接来自孟喜.焦延寿与丁宽皆为梁人,焦延寿之《易》阴阳系统可能与丁宽所学《周易》古义有内在联系.焦延寿向孟喜问《易》当在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诸儒以此耀之”以后,且此书与焦延寿所学所传的“以候司先知奸邪”的《易》阴阳系统有许多相通之处.世传《焦氏易林》对卦象进行了极大的扩展,尚秉和从中发现有一百七十余个与《易》相关之逸象.尚先生所谓《易林》之逸象多取自八卦之象形之象,尚先生又说《易林》取大象、半象、覆象等,但他本人在对《易林》进行注解时又不能将这些原则一以贯之,说明尚先生对《易林》的注解仍存在许多问题.《焦氏易林》所附“焦林值日”法与孟喜的“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有内在联系.京房又进一步完善了孟喜“六日七分”说及“焦林值日”法.

京房易学产生的时代正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京房因言灾异屡中而近幸,又因通过言灾异排斥中书宦官石显、尚书令五鹿充宗等异己而遭到他们的迫害.京房在赴任魏郡太守的途中所上封事中有以“卦气”说言灾异的内容.《汉书·,五行志》所引近七十条《京房易传》反映了京房对灾异的推断仍根据《周易》取类比象之思维模式,从中亦可以看出京房对人道与天道关系之认识.《京房易传》与《焦氏易林》所据材料有雷同之处,只是二者推言灾异的理路与机制有所不同.《京氏易传》是现存的研究京房易学思想的主要材料,其中的八宫卦说蕴含的是一种阴阳对待与流行理念,而其纳支、建候、积算等则是根据“隔八生律”的原则而建构,极具规律性.徐昂、郭彧等随意改动京房建候、积算、气候分数等说,说明他们没有发现这些规律与原则.而京房纳甲除据“隔八生律”的原则建构以外,还与先秦“五音六属”、“五官六府”等说有内在联系,说明京氏说有极早之渊源.京氏纳甲说与虞翻“月体纳甲”说有根本的区别.京氏“八卦卦气说”与“八风说”的思维理路是一脉相承的,而其“六子卦气说”与“飞伏说”则含有阴阳分行及互涵互摄的理念.

孟、京易学对《易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易纬》则对孟、京易学的哲理内涵给给予进一步的拓展.

尽管古文经学兴起之后费氏易渐受青睐,但孟、焦、京《易》在东汉一代皆有许多传人.由于孟、焦、京《易》阴阳系统暗含的是一种时空一体、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念,所以据此注解《周易》经传一定会有牵强附会之处.象数作为《周易》的故有组成部分,在孟、焦、京易学这里得到充分的扩展.后世之象数易学包括宋代兴起的图、书之学,几乎皆可从孟、焦、京易学中找到根据.孟、焦、京易学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是汉以后影响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对生活在当代的人们理解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篇秘书博士论文样文：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

华南地区建筑的发展,因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区位、以及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既“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华南地区建筑教育的主线是自1932年由林克明先生在广东省立工专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开始,历经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工学院（*期间曾改名“广东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重建筑技术、重工程实践的建筑专业教育体系,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

华南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整体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其研究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课题,正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基础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华南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华南建筑教育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华南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华南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填补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现在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开放、融合、务实、创新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们共同的内在学术品质.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及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特质得以充分体现.华南建筑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强调基础训练、注重理性分析、重视功能和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实践的教学思想,初步建立起以学为主,学、研、产“三结合”的建筑人才培养模式,为华南建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第三篇秘书博士论文范文模板：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

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国民党在华北的党务活动最早可上溯至同盟会时期,此时国民党以一个革命党的身份出现在华北这一君主专制基础浓厚的地区.民国初建,由于华北这一原清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军阀势力雄厚,南方革命军始终未能进入,国民党仅有少数人潜伏活动,党务影响薄弱.伴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于1928年底逐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政权,“党治”体制确立,华北地方党部由秘密逐步转向公开.然而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华北的政治社会环境,却又迫使地方党部由公开转向秘密.国民党党部在华北昙花一现的过程,反映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党部在与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及日本势力角逐中的边缘化境地,也是国民党弱势“以党治国”在华北地方社会实践中的尴尬现状.

完备的组织系统是国民党进行政党领导的重要前提,而战前由于日本的压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国民党在华北的各级党部基本陷入停顿.抗战初期国民党*决定恢复华北各级党部.经1938年4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之决议,华北沦陷区各级党务机构纷纷重建.但是不同于大后方的国统区党部,华北沦陷区各省党部在沦陷区特殊环境下不断迁徙流动,成为流动的省党部.严格说来,国民党党务组织只有省县两级党部,为加强华北沦陷区党部在地方抗战中的领导,国民党*指示各省依军事地势及交通等情形,实行党务分区制,以解决省与县之间存在的脱钩现象,同时还致力于完善各级县党部组织.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省、区、县*党务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是其领导华北沦陷区党务的重要组织前提.

由于地处沦陷区域的特殊环境,华北地区国民党党员的吸纳机制和党员群体的构成形态不同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国民党*及各方努力下,沦陷区党员数量曾一度增长,但由于取消了预备党员制度,党员的吸收没有经过预备期的考察和甄审,直接发展为正式党员,致使党员素质下滑,加剧了国民党在沦陷区基层党组织的涣散无力,以致于国民党在沦陷区只能依靠地方党部委员群体支撑着党务在地方基层的发展.然而华北沦陷区形势错综复杂,处于日伪、地方势力及*等多方杂处的境域,党务运作异常艰难.战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在国民党*的派任与管理下,蛰伏于山东敌后担负发展党务及领导抗战建国的工作,为抗日御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最终受恶劣环境、本身素质及内外纷争等因素的影响,国民党党务工作推进缓慢无力,不仅无法抵御日伪的进攻,就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保障.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训练、宣传及经费管理构成了国民党党务运作的重要内容.鉴于华北沦陷区特殊的环境及国民党组织机构的流动性,沦陷区人员的教育及训练,除国民党*所属训练团轮流调训外,还专门在战区筹设*训练团分团就近训练,华北各战区及省市亦根据自身沦陷区的实际情形,相应成立各级训练机关训练党务干部及国民党党员.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十分脆弱,加上日军的打击,愈益潜伏不张.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开始逐步恢复华北地区的宣传工作,在建立省县各级党务宣传机构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宣传途径进行宣传.华北党务经费由国民党*直接划拨与分配,这些经费对于党务活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汇转困难、紧缺与管理不善的弊端.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党军、党团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华北党部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华北沦陷区地方党政关系发展基本态势在表面上是党政分开到党政领导一元化的过程,具体到各地情形也多有不同,但实际上地方党权难以撼动地方政权,战区及沦陷区的党政纠纷二直未曾中断.党军关系体现在军队党务与政工机构的设置与实际运行上.抗战军兴,国民党*开始重设政治部与军队特别党部,同时党务由军队政工兼办,党军关系仍然是“以军统党”的形态.三*义青年团直属于国民党*,团务即是党务.华北沦陷区特殊政治生态下的三青团在发展组织、争取青年、普及教育等方面进行过一定的努力,但却一直停滞不前,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其与地方党部既有某种联系,又有组织人事上的冲突,反映了国民党*派系斗争在华北地方上的延伸.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对外的党务活动还表现在与日伪、*、民众等势力或力量的关系处理上.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沦陷区国民党针对日伪的军事打击、情报调查、策反活动及思想清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给予日本侵略者及各地伪组织一定程度的抗击,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其对日伪的打击程度与国民党当初的设想还存在很大差距.抗战初期国共的合作抗日在很多方面都卓有成效.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对待党外政治团体,尤其是*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屡屡挑起反共摩擦,在华北沦陷区对*态度起伏较大.此外,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建立各种*机构,组织和训练农民、工人、妇女、青年等民众团体,并发动和指导民众在敌后进行破坏、情报、劳军等活动,这些对取得民族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党务运作的薄弱性、动员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指导思想的反共性,逐渐被华北民众所抛弃.

战时平津党务系统的运作,展现了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城市党务的拓展.抗战期间,平津党务系统渐次恢复,处于沦陷区的党务人员借助天津租界及秘密技术潜伏活动,处境备极艰危.虽然组织松懈、党务人员附逆等不良情形所在多见,但也有许*务人员能不计危险、奋力完成各种工作.新建的天津党部依托于天津租界为掩护,其负责下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以国民党原设于天津英法租界和由华北其他地区移于英法租界的单位为班底,联合平、冀、绥、察、热、鲁等日占区的机构而设立的一个隐蔽性的联合组织,直属于国民党*秘书处,主负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军的联络与协助.

总之,华北沦陷区的国民党代表了国民党地方党务中一个特殊的形态,其组织运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地域特点.因应抗战需要,国民党在党务组织,党员吸纳,干部选拔,日常的训练、宣传与经费管理,处理政党内派系间、党军间、政党间及与民众的关系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为其在狭促的沦陷区环境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的政治空间,这对于争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国民党在沦陷区的种种失利,除了局势艰危之外,也是国民党自身固有弊端合乎逻辑的发展的结果.

第四篇秘书博士论文范例：周必大年譜長編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又字洪道,少自号省齐居士,中年曰青原野夫,晚号平园老叟,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从政四十五年,历仕高孝光三朝,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卒諡文忠.著述宏富,有二十七种著作传世,共计二百卷.以一代儒宗自期,在南宋中葉的词臣中居於领袖地位在校勘、刻印书籍方面也颇有建树,被誉为一代图书名家.以宰相之尊主盟文坛,所交游者多当世贤逹.研究他,对於瞭解南宋中葉的社会风尚、政治环境,对於研究南宋诗人群体的交游唱和、文学创作的普遍生态,乃至版本文献学方面的发展状况,都具有重要意义.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有代表性的全能型士大夫,所受之关注与其在南宋政坛和文坛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稱.尤其缺乏一部资料说实、全景展现的年谱作为研究的基石.本论文以《周益国文忠公集》二百卷为主线,细致梳理其制诰韶令、奏识策问,经筵讲义、游记日记以及信劄、题跋、笔记等相关资料,参考《宋史》、《三朝北盟彙编》、《建炎以来繫年要缘》等史书中所述时事,旁及其交游诸人的诗文、信劄,爬梳剔抉、按年编次,撰成初稿.以再现周氏生平经历、完整勾勒其读书、治学、从政、交游等活动,从而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年谱记录周氏生平,分为以下五卷.

一：流从中动学.从靖康元年(1126)到绍兴二十年(1150),一岁至二十五岁.其中十三岁前随母亲读书,十三岁後随伯父宦游湘赣,主要接受家庭教育及师友熏陶.

二：入仕.从绍兴二十一年(1151)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十六岁到三十七岁.其间,周必大登造士第,又举博学宏词科,出任馆辙,深为高宗、孝宗赏识.

三：两度奉祠.从隆兴元年(1163)到乾道九年(1173),三十八岁到四十八岁.因反对潜邸舊人及外戚的任命,周氏两度奉祠,前後逹十一年之久.

四：入相.从淳熙元年(1174)到淳熙十六年(1189),四十九岁到六十四岁.被孝宗召還後,周必大历仕馆职,同时擔任六部长官,由参知政事、机密使而丞相,被選定为颇命大臣,参与孝宗禅位之事.

五：淡出与归隐.从绍熙元年(1190)到嘉泰四年(1204),六十五岁到七十九岁.光宗即位不久,周必大即被罷相,出守潭州,五年后致仕.其後歸隠鄉里,饮酒赋诗,著述频出,校书不辍,直至七十九岁去世.

年谱五卷之外,亚缀《谱前》、《谱後》,以述周氏家世渊源及身後状况.

第五篇秘书博士论文范文格式：唐代小说的明清传播

论文《唐代小说的明清传播》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唐代小说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接受的各个方面,包括唐代小说的保存情况,以及唐代小说在明清时期的传播环境、传播渠道、传播者与受众、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另外,唐代小说在明清时期的重新创作及其对明清文学的影响,也同样被视为传播与接受的一个方面在文中加以论述.

唐代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里程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以唐传奇为突出特色的唐代小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关于唐代小说传播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打通也有助于小说研究课题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开展.本文通过探究唐代小说在明清时期的传播问题,展现了唐代小说的面貌与成就,并清晰地展现出中国古代小说自觉意识形成之后的发展脉络,以及各时期小说之间的承继、影响关系.

论文的第一章首先从整体上探讨了唐代小说在明清时期传播的基本问题：传播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包括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书面传播又从抄写逐渐发展为印刷,成为唐代小说传播的主要渠道；传播者与受众,主要分析二者对于唐代小说传播与接受的作用；传播噪音,针对小说传播过程中的各种阻碍性因素做出一定探讨,借助传播学理论对文学史进行辅助性研究,这是本篇论文的创新点之一.

第二章以唐代小说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归纳了唐代小说的著录与保存情况.参照宋元明清史书之艺文志、各家书目文献的著录,以及众多丛书、类书、小说专集的收载、引录,从普遍意义上将唐代小说作品一一列出.这里的难点在于如何准确定义并把握小说这一概念,本文以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为准,尽量纳入公认符合小说特征的唐代作品.在这一问题上,学者意见不尽一致,故本文所录或有舛漏不当之处.

第三章重点分析唐代小说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方式.主要分为单行、类书、丛书以及小说专集等几种方式,其中又以类书和丛书二种方式对唐代小说的传播意义更为重大.论文选取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几部类书、丛书进行考索,包括类书《太平广记》、《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丛书《类说》、《说郛》、《绀珠集》、《四库全书》等.通过研究它们收录唐代小说的情况,论述其对于唐代小说明清传播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研究者可以发现,在今日的唐代小说研究课题中,类书、丛书是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资料.

第四章主要从明清文学对唐代小说的再创作问题入手.以唐小说作品为原文本进行重新创作,在原文本基础上形成新的再创作文本,亦可视为唐代小说的一种间接传播方式.再创作文本的产生可以扩大原文本的影响,普及对原文本的认知,从而很好地推动原文本的传播,唐代小说在明清时期的再创作同样如此.明清时期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中的大量作品都是在前代文学基础上的再创作,其中不乏优影响极为广泛的优秀作品,如“三言”等.这些再创作文本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赋予唐小说原文本新的时代色彩,使之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新的生机.

第五章从艺术角度进行考量,论述了唐代小说在艺术方面对于明清文学的深远影响.从这一方面亦可以窥见唐代小说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情况之一斑.这一章主要分析了典型人物、典型情节在明清文学作品中的传承；唐代小说轶越前代的艺术形式在明清文学创作中的沿袭与发展；以及唐代小说之人物、故事固定化,成为典故在明清文学作品中被大量使用等几方面问题.通过论述明清文学对于唐代小说在艺术方面的继承关系,从侧面展现唐代小说在明清时期的传播,这也是本篇论文的一个创新点,在此前小说传播的相关论文中还很少有人详细论及.

最后的结语指出了唐代小说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同时指出该课题研究中面临的若干问题：古代文学研究者如何更好地打通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的界限,运用后者的理论、概念来补充、扩展对前者的认知；古代小说作品浩如烟海,小说概念则莫衷一是,如何在研究过程中更好地对小说做出定义,明确区分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如何在使古代小说研究走出狭窄的区间,能够与更多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等等,都是需要去探讨、去解决的课题.

总而言之,唐代小说的明清传播研究,是唐代小说传播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既涉及到包括唐代小说在内的中国古代小说问题的研究,也涉及包括明清时期小说传播在内的文学传播问题的研讨.本篇论文正是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中重新审视唐代小说的成就与意义,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发展脉络中重新把握唐代小说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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